关键词：中国古代文体观念；表现形式；内容；意义；路径

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的“文体”是一个深具民族性与本土性的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genre、form、style、type等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可通约之处，同时又有自身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魏晋南北朝以来，“文体”的概念正式形成，文体理论批评蔚为大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0世纪之后，中西文学观念的碰撞给传统文体理论批评带来巨大的危机，同时也为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建立创造了契机。①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果迭出，成为当下人文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增长点。

此前学者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更多关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体理论批评，而在成熟的文体理论批评出现之前，已有文体创作的实践以及相应的文体观念，相比之下，对魏晋之前的文体观念生成和演化的关注和研究便弱了一些，甚至存在许多缺失。因而有必要扩大研究视野，将文体观念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一个重要方向进行拓展与深掘，近年来学界同人在这方面用力甚勤，产生了一系列好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传统文体学研究中的一个聚焦点，便使情况大为改观。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文体观念研究除了关注文体理论批评，也致力于揭示文体观念的形成发展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哲学观念、学术思想、文学思潮、文艺创作等因素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古代文体衍生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影响作出深度阐释。

一、“文体观念”界说

首先需要讨论“文体观念”的概念。“文体观念”一词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相关论著中颇为常见，但在既往的研究中鲜有学者对其加以界定，近年来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得到了学界同人的关注。吴承学、李冠兰在论述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时，提出了他们对“文体观念”的认识：

本文所谓“文体观念”是与“文体理论”相对而言的。“观念”特指那些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明确的理论表述的意识或感觉。这种文体观念或意识可能表现在具体的文体文本的形式之中，也可能超出文本之外，比如体现在文体的运用、制度的设置、文体的分工、礼制的约束之上。①

据此，“文体观念”与“文体理论”是相对的关系，与理论化、系统化的“文体理论”相比，“文体观念”特指未形成较系统理论形态、未形成明确理论表述的意识或感觉。这是一种狭义的“文体观念”概念。

姚爱斌则分析了中国古代文体论与中国古代文体思想或中国古代文体意识的区别：

中国古代文体论并不等于中国古代文体思想或中国古代文体意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从性质上看，中国古代文体思想或文体意识既可以是对文体的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也可以是一种对文体的潜意识经验和无意识的习惯传承。其二，从存在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文体思想或文体意识不仅存在于各种抽象的文论话语中，更广泛存在于历代作者具体的写作、阅读活动以及作为文本形式存在的无数古代文章中；而中国古代文体论则主要是指对进入理性认识层面的文体思想和文体意识的理性表述。②

他所说的“文体思想”和“文体意识”，与本文的“文体观念”大致相当。他还指出，古代文体思想或文体意识既可以是自觉的理性认识，也可以是对文体的潜意识经验和无意识的习惯传承；既可以存在于文体论的直接表达之中，也可以存在于写作、阅读活动以及文章的文本之中。这种“文体观念”（或称“文体思想”“文体意识”）的概念是广义的。

此外，也有学者对“文体观念”作过简要的界定。如吕红光指出，“文体观”是指“具体历史时期的人们对‘文体’方面问题的看法与观念”③。张玄认为：“所谓的‘文体观念’，简而言之，便是特定时期和文化环境下人们对于一种文体的认识和看法。”④严春华则就“小说”文体观念加以界定：“‘小说’文体观念是人们在小说创作、阅读、传播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小说本体的认识和见解。”⑤可见，论者多将“文体观念”看作一种与文体有关的认识或看法。

本文倾向于使用广义的“文体观念”概念，即不是将文体观念与文体理论批评截然划分开来，而认为前者可以、实际上也是包含了后者。之所以如此，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认为广义的“文体观念”涵括了狭义的“文体观念”和文体理论批评，持广义的“文体观念”可以兼及这两者，从而拓展文体观念研究的畛域；二是文体观念与文体理论虽然有形态不同之界分，这个界分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一界分又不是绝对的，所存在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三是可以更加有效地将历代各类文体形态、文体写作、文体分类，总集、选本、类书等集文编纂，诗文评之外的经史子集中的各种话语类型的与文体相关涉的观念、思想、理论、文体理论批评等置于“文体观念”这个平台上融会贯通审视之，形而下与形而上兼顾，以便更加全面系统地梳理阐述传统文体观念生成、发展演进之轨迹和内涵特征、话语姿态。如吴承学、李冠兰所说，“‘文体理論’是在‘文体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①，观念不等同于理论，理论是在一定文体观念基础上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表达。而在“文体理论”出现之后，“文体观念”并没有消失，它可以存在于文体理论批评之中，也可以体现于创作实践、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等层面。所以，对于“文体观念”“文体理论”，需要做相应的界定，既不能等同，又不可以将两者的关系绝对化，甚至互相隔阻乃至于排斥。因为，如果过于偏执地认为文体理论批评与狭义的文体观念之间不能相互包含，便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局限、限制，以及容易导致我们的研究和言说之中顾此而失彼，不能圆观。从观念与理论的界分来看，文体观念是一个范围较广的概念，它并不能涵括文体理论批评；文体理论当然是在一定的文体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但又不等同于文体观念之全部，理论批评只是文体观念的存在形态之一。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前言之采纳广义文体观念的态度作进一步分说。

其一，“观念”的词义。“观念”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词，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赋予不同含义。《汉语大字典》中“观念”一词有三个义项：（1）佛教语，指对特定对象或义理的观察思维和记忆；（2）思想意识；（3）观念，概念。②鲁克俭将“观念”的常见用法分为作为常识理性的观念、作为社会意识的观念、作为默会知识的观念、作为人的活动形式的“ 观念的东西”、作为赋予意义和价值评价的观念、作为“ 思想具体”的观念。③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观念史”这一术语，一些学者所讨论的“观念史”，实际上是“概念史”④。将“观念”等同于“概念”，是一种狭义、老派的用法，徐复观论《文心雕龙》文体论时提到的“文体观念”⑤，其实是指“文体”这一“概念”，与现在学者的普遍用法不同。在更多时候，“观念”指思想意识，是“思想”“意识”“认识”等词汇的同义语。从“观念”一词的词义以及通常用法看，也可以支持广义的“文体观念”概念。无论是自觉的文体理论批评，还是体现于文本创作、集文编撰、阅读、传播实践等方面关涉文体层面认知的显意识或潜意识，都蕴含着一定的文体“观念”。

其二，“文体观念”一词的实际应用。在“文体观念”的实际应用中，大多学者默认“文体观念”指的便是与文体有关的思想观念，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自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体理论”，但有学者还是会从“文体观念”的角度对其加以讨论。⑥贾奋然的《文体观念与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体学美学论集》一书，冠以“文體观念”之名，书中所收论文基本围绕六朝文体理论批评展开，①这已经是成熟文体理论批评出现的时代了。吕红光《唐前文体观念的生成与发展》一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先秦两汉处于发生期的文体观念，也包括魏晋南北朝的文体理论批评。②可见，从概念的实际应用层面看，广义的“文体观念”更符合学者的术语习惯。

其三，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需要。自觉的文体理论批评在魏晋南北朝才真正形成。但在这之前，文体观念业已经过长期的酝酿。我们显然无法将魏晋南北朝之前的文体观念称作是自觉形态的“文体理论批评”，先秦两汉也无所谓有“文体学”。以“文体观念”为切入点，则可以有效贯通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吕红光《唐前文体观念的生成与发展》一书以“文体观念”为线索，对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文体观念进行总体研究，便是这方面的尝试。魏晋以来自觉的文体理论批评可以表达一定的文体观念，魏晋之前未经理论化的思想意识也可以反映某种具有一定理论形态的文体观念。即便是魏晋南北朝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纯文体理论批评并不多见，总集、类书等文献所反映的只能叫“文体观念”，而非所谓文体理论批评。吴承学在《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中便指出，“宋代文章总集具体而准确地反映出宋人的文体观念以及相关的文学观念”③。何诗海《明代类书与文体学》强调，明代类书体现了明人对文体范围、分类、序次及各种文体在这一谱系中的价值、地位、特征等的认识和理解，并体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背景、文学思潮和文体观念。④吴承学《论〈古今图书集成〉的文学与文体观念——以〈文学典〉为中心》讨论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是用的“文体观念”一词。⑤以广义的“文体观念”为线索和连接汇聚点，可将诸如“文体意识”“文体思想”“文体学思想”之类的研究对象纳入同一层面进行考察，从而有利于文体学研究学术空间的拓展和时间轴线的延伸。

那么，为什么不将“文体观念”称作“文体思想”或“文体意识”呢？前面提到姚爱斌使用的便是“文体思想”和“文体意识”，杨东林在论述“文体观念”时，有时又称之为“文体意识”⑥。任竞泽认为：“文体学思想则是一种内蕴更为丰富的文体学理论范型，在涉及文体学之方方面面的同时，更多关注文体观念的形成发展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及文学思潮的关系。”⑦他所说的“文体学思想”即与本文所言说的“文体观念”相接近。诚然，“观念”“思想”“意识”等词汇很多时候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但“思想”和“意识”在更多的语境中是在表达一种自觉的认识，“观念”则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体现于潜意识之中的。尤其是在追溯先秦两汉的文体观念时，“文体思想”“文体学思想”之类的概念就很难适用了，而使用“文体意识”“文体观念”则较为合榫。

总之，从“观念”的词义、“文体观念”一词的实际应用以及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需要看，基于广义“文体观念”概念的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文体思想及理论批评研究，不但具有合理性，而且更有必要性。如果要对“文体观念”下一个简单的定义，那便是：对种种文体现象、文体形态进行感知性认识所形成的思想意识，以及通过理论批评直接进行归纳析评、理论建构，或通过创作实践、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等间接反映的有关文体的认识，均可统称为“文体观念”。

二、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表现形式及相关研究概述

在前述文体观念定义的基础上，以下试讨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表现形式，并对既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回顾与梳理。

（一）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直接表达

文体观念可以通过诗文评、目录学著作、经书、史书、子书、诗文等文本形式直接表达。

其一，诗文评。在诗文评中，《文心雕龙》是较早对文体形态和观念进行系统性总结和理论体系建构的著作，学者对其文体观念多有关注。徐复观发表于1959年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曾引发学术论争，①徐氏所用“文体观念”一词虽然指的是“文体”的概念或范畴，但他在文中已经对刘勰有关文体的认识作了较深入的阐发。②其他如何诗海、刘湘兰《〈文心雕龙〉的文体学思想》，张少康《〈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杨东林《汉代文体观念论略》等文，则对《文心雕龙》的文体源出五经、文体分类等观念加以讨论。③

除了《文心雕龙》，其他诗文评亦往往涉及文体问题。任竞泽《钟嵘〈诗品〉之文体学思想》讨论了《诗品》的文体观念，④吴承学、李晓红《任昉〈文章缘起〉考论》讨论了《文章缘起》的文体分类等观念，⑤郑天熙《明代黄佐〈六艺流别〉的文体学思想及其意义》讨论了黄佐《六艺流别》的文体观念，⑥任竞泽《元代诗话的文体观念》、党圣元《明代诗话的文体观念》则论析了明代诗话中的文体观念。⑦自两晋以来的文体理论批评方面的著述和篇什很多，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很多，不胜枚举，恕不一一列举。

其二，其他文献。除了诗文评，目录学著作、经书、史书、子书、诗文、序跋、书信等各类文献亦可表达零散的、未必系统的文体观念。

目录学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一种重要文献。从《汉书·艺文志》开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著作便对文体源流、文体分类、文体价值序列等内容多有涉及。吕海龙从东汉迄北宋的官修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入手，讨论了“小说家”文体观念的转变。⑧吴承学、何诗海《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文体批评观念，如文体谱系与文体分类、文体渊源与文体本色、骈文与散文文体、史传与小说文体等理论，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前中期的文体学思想与认识水平。⑨莫山洪从《四库全书总目》出发，讨论了清代中叶的骈文文体观念。①

魏晋之前，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文评，故文体观念的直接表达主要散见于经书、史书、子书、诗文等各类文献。如《礼记·曾子问》谈到诔时说：“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②《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子贡之语：“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③这实际上是从“礼”的角度对文体进行论说。《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臧武仲之语，提到铭时也说“非礼也”④。上述关于诔、铭的观念散见于人物对话和儒家典籍中，并非自觉的文体理论批评，它们更多受到“礼”的观念影响，李冠兰《先秦礼学与文体批评》对此已有充分讨论。⑤又如关于赋。扬雄有“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⑥之论，见于其《法言·吾子》。《汉书·扬雄传》对扬雄的赋体观念亦有记载：“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⑦《汉书·艺文志》则从诗赋关系、赋体源流的角度对赋加以论说。汉人亦在赋中论赋，见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篇。⑧桓谭、王充、王符等东汉思想家也涉及赋体批评。⑨《法言》《汉书》《两都赋》《论衡》等并非诗文评著作，但通过它们的记录可以从不同侧面拼凑出汉人的赋体观念。序跋和书信，更是古人用以议论评说文章和为文心迹之具，而对文体方面的问题多有涉及，因而其中包含相当丰富的文体观念，比如我们在上面所引述的那些汉赋的序，其中所包含的赋体观念便相当丰富，值得我们在梳理整合赋体观念源流和发展演进轨迹时深究之。此外，历代笔记、小说以及小说戏曲评点中也包含了大量的文体观念，这也是考察研究传统文体观念、文体理论批评演变的富矿，比如王卫波的《宋人视域下的笔记小说文体观念考察——以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为中心》，则从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入手，对宋人的笔记小说文体观念进行了一定的钩沉抉隐。⑩

（二）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间接反映

除了诗文评等古人著述的直接表达，文体观念也可以通过创作实践、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文体概念、文献称引、语言文字等得到间接反映。

其一，创作实践。罗宗强在讨论古代文学思想史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区别时指出：“文学思想史还要研究文学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这是不同的地方。”作者在诗文创作实践中对篇章体制的安排，自可流露出一定的文体观念。如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体现了文与诗交融的文体观念。而创作实践又往往会引出文体观念的直接表达，如司空图、欧阳修等人便投入到“以文为诗”的讨论之中。此外，诗与词、词与曲、戏曲与诗等文体之间也会相互渗透，“尊体”与“破体”的观念可通過创作实践流露展现。有学者讨论胡祗遹“词曲有别”的文体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是通过词、曲的创作实践反映的。①杨东林总结了汉人在创作实践中流露出的文体意识，包括四言雅颂体正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在诸种文体中的渗透、摹拟文风的盛行、在辞赋创作中对“丽”的追求等方面。②其中，模拟文风的盛行值得重视，文体的模拟表明一种文体的成熟和稳定，也就说明人们对某一文类有了明确的观念和认识。吕逸新对汉代拟作的文体学意义也进行过讨论，认为汉代拟作（如拟骚、拟七体等）促进了文体的定型，也促进了文体的革新，是一个“尊体”与“破体”相互交织的过程。③此外，刘青海《论李商隐今古文创作经历及其文体观念》从李商隐的今古文创作讨论其文体观念，④张玄《笔记小说文体观念考索——以晚明笔记小说为中心》从创作者的角度论析笔记小说文体观念，⑤皆是从创作实践出发的研究。

其二，文献编纂。先秦时期，《诗》《书》等典籍的编纂已反映出一定的文体分类观念和文体命名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挚虞、李充、萧统、任昉等人的集文编纂举措以及所编集而成的总集、选本，更是在一定的文体观念导引下所为，而无不推动了其时文体观念和文体理论批评之发展演进乃至成熟，并且为后世发展筑就了坚实的基础。唐宋以来，总集（包括选本）、类书等文献的编纂亦可通过其目录的设定、文本的分类取舍窥见文体观念，尤其是有关文体分类、文体价值序列的观念。

总集与文体观念的关系，学界有较多关注。⑥吴承学、何诗海《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研究》一文对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总的论述。⑦吴承学《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讨论了宋代文章总集在认识宋人文体观念方面的独特价值，指出从新、旧文体的衍生、变迁来看，唐宋新文体的出现、定名、传播和接受，正是通过宋代文章总集的编录得以集中体现；一些文体的边缘化、演变、增殖以及文体内涵的变化，也在文章总集的编纂中反映出来。⑧何诗海《从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思想》则从文章总集出发，讨论清人的文体分类观念。⑨除了总论某一时期的总集，学者也从总集专书入手予以考察。如《文选》，曹道衡《关于〈文选〉的篇目次第及文体分类》、胡大雷《从〈文选〉的文体观念论〈文选〉赋“ 序”》、陈翀《萧统〈文选〉文体分类及其文体观考论——以“离骚”与“歌”体为中心》、刘宁《文体与形名——从作家排序之“自相矛盾”再探〈文选〉文体观》等均有所讨论；⑩如《文章流别集》，收有赋、诗、七、设论、颂、符命、史述、箴、铭、诔、哀（含哀辞、哀策）、碑、图谶等文体，陈君指出其裒集众作、区判文体、追溯源流、辨析风格的文体学意义；如《文章正宗》，任竞泽对其文体分类观念进行了论析；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三种明代文章总集，吴承学、何诗海对其文体学价值有深入阐发。①总集的编纂体例也是论者关注的一个方向。如郭英德《论“文选”类总集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一文，揭示了“文选”类总集遵循先文后笔、先源后流、先公后私、先生后死、先雅后俗等基本规则，并指出这样的体例体现出中国古代“因文立体”的文体分类意识。②又如吴承学认为，文章总集目录或卷首简述文体渊源流变的小序应定名为“序题”，并指出序题作为批评文体的主要特色与理论价值有这样三点：以辨体为核心，追求理论之系统性，注重理论与文本的密切关联。③吴承学、何诗海还对《古文辞类纂》的编纂体例进行考察，指出《古文辞类纂》的“序目”首次明确融序言、序题、目录于一体，在介绍体例、列举目录的同时开展文学批评，不仅确立了一种书籍编纂新形式，也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体式。

类书与文体观念的关系，吴承学、何诗海《类书与文体学研究》已有较全面的总结。⑤党圣元、任竞泽《唐宋类书“文部”的文体文献学价值》指出，类书的编纂方法与总集文体分类有密切关系，其指导写作的目的与文体学著作和文体总集的功能是相通的，唐宋类书“文部”胪列评论文体的体例在中国古代文体纂述体例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独特地位。⑥何诗海对唐代《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孔六帖》四大类书与文体学的关系、明代类书与文体学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讨论。⑦吴承学从《文学典》出发，论述了《古今图书集成》的文学与文体观念。⑧孙津华则对《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作了专题讨论。⑨王应麟的《玉海·艺文》是以类书的形式进行目录学辑录，任竞泽对其文体学价值有过分析。

此外，戴路讨论了作为史官的陆游在诏令文献的编纂中反映出的诏令文体观念，张敏通过宋代奏议文集的编纂探讨文体观念的新变，张玄在讨论笔记小说文体观念时，也涉及了书籍刊刻的情况与文体观念的关系。以上所述，均是从文献编纂活动入手考察文体观念。

其三，其他。除了创作实践与文献编纂这两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文体观念还可以通过其他线索得到反映。吴承学、李冠兰对早期文体观念进行过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思考，认为“中国早期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是基于礼仪、政治及制度建构之上的”。他们从篇章和篇题的形成、先秦礼学、文辞称引、中国早期文字、先秦文体并称、先秦文体的同体异名与异体同名现象、职官设置等多个方面入手，讨论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与发展，①相关论文大多收入吴承学《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一书。

商周时期，礼乐仪式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早期的文体命名观念、文体体式观念、文体分类观念。如四言诗体的形成受到乐曲形式的影响；甲骨卜辞的高度程式化是由占卜仪式的程序所决定的；册命文书的文体也与册命仪式的程序密切相关；铜器铭文依附于青铜礼器，陈设于宗庙之中，是礼乐仪式的组成部分。对于礼乐仪式与文体观念的关系，已有学者关注并开展研究。李冠兰《君子观于铭——两周铜器铭文的阅读方式与文体观念之变》指出，西周时期对书史类铭文的观看是凝视式的审读，春秋以后对铭文的观看则趋向浏览而非细阅，通过礼乐仪式的转变可揭示铭文文体功能及其所蕴含的文体观念的转变。③贾奋然《六朝文体与儒家礼教文化》指出中国古代许多文体萌生、发展于礼教的需要中，如颂、赞、祝、盟等文体便服务于吉礼。④叶国良《礼仪与文体》亦关注礼乐仪式与文体的关系。⑤上述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礼乐仪式与早期文体观念之生成与推进，不无裨益。

商周时期的王官职分与文体的分化密切相关，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秦汉。秦汉时期实行“文书行政”，對官文书的文体称名、格式与用语、运行制度、字体、用字、尺寸、字数、载体材质等都作了规定。蔡邕《独断》作为早期的辨体批评著作，是建立在秦汉官文书体系完备的基础上的。作为典章制度研究的产物，《独断》的文体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约。

先秦时期文献的称引也是探索文体观念的重要线索。通过文献称引，“诗”“书”这种有文体意味的文献名称深入人心，尤其是《书》类文献的不少篇题已属于以体命题，通过称引这些篇题，相应的文体观念也得以被不断强化。相关研究除了吴承学、李冠兰《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尚有郭英德《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于雪棠《〈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等文值得重视。⑥

此外，文体观念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呈现，更多的探索方向有待学界共同努力开拓。

三、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的内容、意义及路径

在厘清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内涵及表现形式之后，以下试从内容、意义及研究路径入手，对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这一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方向略作阐发。

（一）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的内容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研究。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关注的是文体观念的发生与演变，通常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展开。可以是断代的研究，也可以是通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研究与同属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文体史研究、文体理论批评史研究等方向存在密集的交织关系，同时又在内涵与外延以及视角和阐释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文体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体形态及其演变，文体理论批评史则主要研究理论化、系统化的文体理论以及自觉的文体批评。文体观念研究可以通过文体形态以及文体理论批评抽绎出一定的文体观念，但又不限于文体形态和文体理论批评，并且尤重于深究文体形态、文体批评、文体分类以及文体分类后面的文体观念呈现及其作用与意义。与文体理论批评史相比，文体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时间跨度更大，在长时段研究方面有天然的优势。

吴承学《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一书主要关注先秦两汉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吕红光《唐前文体观念的生成与发展》一书则从先秦两汉延及魏晋南北朝。从现有的成果看，有两个薄弱点有待深掘：一是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研究，目前吴承学、李冠兰等学者对中国早期文体观念已有深入的研究，但总的来说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二是跨越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整个发展历程的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尚付阙如。因而，对早期文体观念进行进一步的探究，以及贯通不同历史时段对文体观念的发生、发展予以考察，也是本文所致力的方向。

其二，分体文体观念研究。针对诗、词、赋、小说、戏曲各类文体的文体观念研究，此前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成果未必冠以“文体观念”之名。从诗文评和创作实践入手加以探讨，是目前分体文体观念研究的主要研究路径。中国古代相对比较重要、但随着西方文体分类观念传入而边缘化的文体，如颂、赞、箴、铭等，相应的文体观念研究则较少。至于文书类文体，同样未引起学者足够关注。这种情况的产生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确立和“四分法”文体理论的流行，及其对传统文论研究、传统文体学研究之形成的选择性过滤乃至形塑作用，有着密切的、决定性的关系。而实际上，中华五千年文明之传承，中华文学、文体大国之根魂形成、成就取得和品貌呈现，源远流长、形态多样、内涵丰赡的传统文体观念和理论批评之形成与发展演变，均离不开前述之被今人轻视甚至完全忽略了的这两个方面文类的浸润和支撑，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充分重视之。

其三，专人文体观念研究。目前的专人文体观念研究主要围绕重要的理论批评家展开，如对蔡邕、挚虞、刘勰、任昉、真德秀、吴讷、徐师曾等人的文体观念进行研究，对一些影响相对小的文论家的文体观念之研究则关注度小，而对此进行研究无疑有利于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梳理以及深化传统文体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内涵特质，因此亦有待进一步总结。历代都不乏一些工诗善文而又能行批评之事的文人名家，他们从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路两个层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文体观念进行总结阐发，亦是传统文体观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个案探析，如任竞泽所论黄庭坚，①梁结玲所论袁枚、厉鹗；②对那些主要以经学家、思想家身份名世的学者的文体观念之梳理与抉发，也产生了一些相当扎实的研究成果，如任竞泽论朱熹，③何诗海论郝经。④除了从诗文评等材料入手考察文体观念，刘青海通过李商隐的今古文创作实践讨论其文体观念，①任竞泽通过创作实践考察杜甫、周邦彦的文体观念，②则是另一条值得探索的研究路径。

其四，专书文体观念研究。目前的专书文体观念研究，主要围绕诗文评著作展开，如《文心雕龙》《诗品》《文章缘起》等书的文体观念研究，以及围绕总集、类书展开，如《文选》《文章流别集》《文章正宗》《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古文辞类纂》等总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孔六帖》《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至于别集等文献所体现的文体观念，研究则相对较少。

其五，具体文体观念研究。学界较为关注的文体观念，有辨体观念、文体分类观念、尊体观念、破体观念等。在追溯早期文体观念时，文体命名观念、文体体式观念亦值得注意。此外，体制观念、体貌观念、体性观念等文体观念也有必要作进一步发掘。

其六，文体观念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互动的研究。文体观念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离不开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未形成理论化表述的观念，为文体理论批评史所忽略，却是文体观念研究的重要观察对象。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文体概念、文献称引、语言文字等方面去探究文体观念与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互动，这方面研究的学术空间颇大，可以深入探析的问题域相当多，而且研究之深广度直接影响制约着传统文体观念研究之进路和学术含量。因此，根据近年来学界这方面研究展开的情况，我们有理由期待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产生、更多的研究视角之呈现。

（二）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彰显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学科意义。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而中国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之间的关系如何，中国古代文体学是否具有独特的学科意义，也有待进一步论证。由于古代文体观念史的研究不限于纯文学的文体观念，还包括官文书等实用文体的文体观念，而一般的古代文学史并不涉及官文书等实用文体，古代文体观念史自然不能为一般的古代文学史所涵盖。由于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对象通常聚焦于那些诉诸评论性、阐发性的文字并经过理论化表述的文本，而文体观念研究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等进行考察求索，因此文学理论批评史并不能涵盖文体观念研究。文体观念研究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体观念为视角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可以进一步彰显本学科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其二，贯通文体观念发生、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由于成熟的文体理论批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的，如果局限于文体理论批评，那么魏晋南北朝之前的文体观念漫长的演进历程便很容易被忽视，魏晋之前与之后两个阶段也容易被割裂。吴承学、李冠兰等学者近年来致力于考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便是考虑到这方面的缺失。如果以文体观念为切入点，则有助于打通各个时段，从而更清楚地窥见文体观念的发生与演变。

其三，拓展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范围。由于古代文体观念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理论批评性质的文字，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发掘背后的深层观念，可以有效地与其他研究领域进行交叉结合，从而拓展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发掘新的学科、学术增长点。

左东岭在论述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时曾指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优点，就是把文学批评史的平面研究变成立体的研究。所谓立体，指的是在纵向上注重过程性的研究，不把文学思想理解成静止不变的固定形态；在横向上是注重形成文学思想的复杂原因，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宗教的、风俗的等等，也就是文学思想史更重视对于文学观念的深层原因的把握。”①这一意见可以给我们思考这个文体观念史研究和学科塑形带来启发，当然，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与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有相似和交叉之处，同时也有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与学术定位。

（三）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的路径

关于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之路径问题，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文体观念，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将文体观念置于其所产生、演变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强从社会史的维度来认识和分析文体观念发展演化的动态历史轨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发生发展的实际历程和真实面貌，并充分揭示文体观念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

其二，以文献分析为基础。无论是研究诗文评、目录学著作、经书、史书、子书、诗文等文本形式直接表达的文体观念，还是研究创作实践、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文体概念、文献称引、语言文字等间接反映的文体观念，都离不开对文献的梳理与分析。除了传世文献，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对于探索中国早期文体观念更是有独特价值，需要充分重视，深入探析。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出现了一些很有原创性的成果，但仍有进一步加强之必要。

其三，多学科交叉综合。文体观念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哲学观念、学术思想、文学思潮存在互动，并与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的观念相互渗透，因而在具体研究中，不可避免要结合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艺术史等方面的线索进行综合考察。

其四，实证和理论相结合。首先是基于文献分析的实证研究，从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的实际出发，力求尽可能真实而准确地再现和还原文体观念的存在状态与演进历程。以此为基础，借鉴西方文体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体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体观念进行合理的现代阐释，并通过比较来认识中西方文体观念的差异。

其五，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具体研究中，既需要注意梳理文体观念演变的基本脉络，也需要注意个案的考察探索，做到二者的相互支撑与补充。

结语

目前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研究的范围涵盖了文体生成、文体演变、文体形态、文体理论批评、文体分类、文体文献资料汇编等诸多方面。同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尚有值得继续开拓之处。如早期文体观念的研究刚刚起步，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历代文体观念的研究并不均衡，魏晋南北朝和明清这两个文体集大成时段研究较为集中，其他朝代则相对遭到冷落。与先秦文体观念的发生遥相呼应，近代文体观念的转型和裂变同样是文体观念史的节点性问题，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而言还很薄弱。一些在古代比较重要的文体，如颂、赞、箴、铭等韵文以及文书类文体，相应的文体观念研究较少。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的理论探索以及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更是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推进。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掘具有本土特性、民族特色的文论、美学话语资源，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传统所在，认识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传统文艺之根魂神韵所在，以及中西文化、文体观念的差异，从而为中国古代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和当代转化奠定基础。相信随着学界的共同努力，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将不断焕发生机。该文是由笔者近年来从事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点滴感受组织而来，文中所列近年来的研究状况和成果或多有疏漏之处，一些评论或有不精当之处，一些想法和主见亦不能全面深入地展开论析。凡此种种，祈请方家、读者理解并批评指正，如能获匡正，则幸莫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