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 周仲鸿 吕波

(渤海大学旅游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在乡村振兴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逐渐转型至遗产旅游核心吸引物，其旅游开发价值日渐凸显。识别并合理化管控开发风险是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有助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通过整理文献发现，国外学者在研究农遗旅游时多聚焦于乡村本土发展、遗产地产品品牌与旅游联动、村民生计与食品安全等[1，2]，研究频率较高的主体如乡村、农产品、居民、文化等。我国学者对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多集中于资源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3-6]、资源价值评价[7，8]、居民情感认同及参与[9-11]、乡村振兴融合发展[12，13]等方面，在开发风险识别与管控维度的研究较为匮乏，现有的相关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定量分析。基于此，以辽宁省为例，构建多级风险评价体系，运用AHP-模糊评价法进行定量测算，结合实际总结风险管控策略，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辽宁省地大物博，耕作种植业历史悠久，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截至2020年，辽宁省共有4项遗产成功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包括宽甸柱参传统栽培体系、鞍山南果梨栽培系统、桓仁京祖稻栽培系统和辽宁阜蒙旱作农业系统，详见表1。

表1 辽宁4项中国重要农业遗产名录

1.2 研究方法

1.2.1 AHP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指的是将某个中心问题划分为多维度的、彼此间具有一定牵连性的若干层次，基于中心问题所属领域专家的赋分，将这一中心问题定量化处理，以解决定性问题结构化缺失的方法。本文建立的递阶层次模型采用1～5标度法，将体系中同层次因素进行参照对比，构成判断矩阵A：

(1)

式中，aij=ai/aj表示第i个元素和第j个元素重要性之比。

单层次权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2)

一致性检验：

1.2.2 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以模糊数学算法的隶属度原则为基础，对定性数据集评价进行量化分析的综合评价方法。

确定被评估对象的因素集U=(U1，U2，U3，…，Ui，…，Un)。其中，每个准则体系Ui下分若干个指标，即Uij=(Ui1，Ui2，Ui3，…，Uij，…，Uin)，Uij表示第i个准则下的第j个指标。

构造评语集V与对应的数值区间集V=(V1，V2，V3，…，Vj，…，Vn)。Vj表示对应的Ui的等级评判层次。本文的评语集为{高风险，较高风险，一般风险，较低风险，低风险}。

确定各因素的权重W，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隶属度矩阵)：各因素权向量由层次分析法(AHP)确定。通过单因素角度计算被评对象对每个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度(R|Ui)，建立模糊关系矩阵：

(3)

构建二级模糊矩阵S=W×R及一级模糊矩阵Z=W×S，计算最终得分F=Z×V。基于隶属度最大原则，判断F对应的数值区间，得到最终评判结果。

2 开发风险评价体系构建

参考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下发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借鉴李烨、杜志雄等学者的观点，综合考虑辽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属性特征，将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初步构建，再匿名反馈给各专家学者，征求修改意见，再集中，再征求，最终确定较为合理的指标体系与权重，形成了包括4个维度，16个具体指标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评价体系，见图1。

图1 辽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评价体系

主体风险是指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受现代信息社会的不断影响，外来游客的思想冲击，自身行为思想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变化，进而有碍于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机理的传承延续。因此，选取文化保护性、信息迭代性、技艺原真度、信仰传承度4个指标综合衡量主体风险。

客体风险又可分为开发客体风险与参与客体风险。前者即主体开发部门，肆意不合理地开发建设极易对农业文化遗产地造成不可逆的破坏，故将旅游开发理念、项目开发内容、项目规划区域、游客容量控制四项指标作为该项风险评估核心；后者主要包括政府、游客、居民，不同参与主体会在管控、环境、效益等方面产生不同影响，故将保护监管机制、政府调节功能、游客行为意识、居民认同参与4项指标列入开发风险评价中。

环境风险包括自然环境风险、文化环境风险及经济环境风险。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依托于良好的生态系统，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故选取生态环境可承载力、环境美观及完整度两项指标进行评价；相关学者发现，遗产地村落文化形象会直接影响旅游质量，故设遗产村落文化形象指标；旅游开发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经济效益，低效益会导致高风险，故将产业经济效益水平作为重要评价指标。

3 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3.1 层次结构模型

通过式(1)、式(2)计算，得出旅游供应链各风险评价指标的权重，见表2，并对其进行一致性检验。

单层次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子目标层CR值为0.009，各准则层CR值分别为0.012、0.012、0.018、0.039，均小于0.10，即单层次指标重要性排序结果合理，可以接受。

总层次排序一致性检验：CR=0.042<0.10，即整个层次结构的比较判断符合一致性检验。

表2 辽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3.2 模糊矩阵运算

基于专家评价意见，建立U1、U2、U3、U4的隶属子集，并给出各自模糊评价矩阵R1、R2、R3、R4，结合指标权重进行模糊矩阵运算：

S1=W1×R1

S2=W2×R2

S3=W3×R3

S4=W4×R4

构建一级模糊评价矩阵并计算最终评价得分：

Z=W×S

F=Z×V

=3.363

3.3 结果分析

辽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评价得分为3.363，通过查看风险指标评语集可知，该分数处于较高风险。这一结果与实际发展情况基本吻合，辽宁省农业文化遗产尚处于粗犷式旅游发展阶段，无论在主体、客体亦或环境维度均存在诸多风险。

从准则层来看，主体风险U1、开发客体风险U2、参与客体风险U3、环境风险U4所占的权重分别为0.47、0.27、0.12、0.2。由此可知，在本文构建的辽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体系重要性排序中，主体风险>开发客体风险>环境风险>参与客体风险。基于模糊综合算法的隶属度原则，将模糊矩阵结果S1、S2、S3、S4与风险评价等级高风险、较高风险、一般风险、较低风险、低风险一一对应。结果显示，准则层主体风险U1、开发客体风险U2、参与客体风险U3、环境风险U4分别对应的最大权重为0.319、0.313、0.312、0.28，除参与客体风险为一般风险外，其余3项均为高风险，说明辽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受参与客体影响较小，其风险多与其他3项有关。

从各项指标层来看，主体风险的文化保护性、信息迭代性、技艺原真度、信仰传承度所占权重分别为0.3、0.12、0.21、0.38，说明信仰传承度在主体风险中占据较大权重，其开发风险也相对较高，易受到信息化或外来文化冲击使信仰产生分裂；开发客体风险的旅游开发理念、项目开发内容、项目规划区域、游客容量控制所占权重为0.35、0.2、0.33、0.14，旅游开发理念与项目规划区域所占权重相差无几，说明二者在开发客体风险中同等重要；参与客体风险中的保护监管机制、政府调节功能、游客行为意识、居民认同参与所占权重为0.37、0.28、0.19、0.15，说明保护监管机制在参与客体风险中权重最高，且存在较大风险，有待进一步完善；环境风险的生态环境可承载力、环境美观及完整度、遗产村落文化形象、产业经济效益水平所占权重为0.26、0.2、0.12、0.42，可见产业经济效益水平权重远高于其他3项，并在整个评价体系中位居首位，说明旅游开发带给辽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经济环境风险最高，应在不同开发阶段做好利益的均衡分配。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专家问卷调研等方式建立辽宁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评估体系，采用AHP与模糊综合评判法进行量化评估，得出综合评价风险数值为3.363，表明辽宁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较高风险。在诸多的风险中，信仰传承度、旅游开发理念、保护监管机制、产业经济效益水平等风险比其他指标项更高，在开发管理运作过程中需额外关注。因此，本文将侧重于以上几点风险，基于实际提供相关发展建议。

建立激励机制、自我维持和持续发展机制，维系农户信仰传承思想。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通过物质性奖励、精神性鼓励帮助遗产核心传承人坚定信仰、持续传承；优化自我维持和持续发展机制，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地良好的生态系统，悠久的耕作文明，丰富的民俗文化等条件，增强产品文化内涵输出，持续性打造农业文化遗产生态旅游地品牌，提升农户荣誉感，稳固信仰传承思想。

树立以保护传承为主，发展利用为辅的可持续性开发理念。辽宁省农业文化遗产大多位于生态脆弱地区，应坚持保护性开发的主线思路，维护好农业遗产地的生态系统，杜绝“大修、大改、大动工”，在现有配套设施基础上进行小规模修缮，主打生态游、休闲游、科普研学游等，为旅游发展注入新动能，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

优化多方保护监管体系，提升综合管理水平。由政府牵头负责，组织领域内专家分门别类地发掘、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多元价值，评估遗产旅游可持续性发展机制，有针对性地出台保护监管政策；积极调动遗产地农户参与旅游发展的主动性，发挥其当家作主的地位及作用，做到全民参与监管，全民受惠受益。

多策略拉动遗产旅游经济，完善利益分配。可以通过遗产旅游项目的科学部署，遗产地旅游品牌塑造，区域资源整合等方式丰富、延长产品链，提升经济收入；要以农户为核心设计多项旅游产品，再利用旅游收入分红、转移支付、价值增值等方式完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农户开展传统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形成产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