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丰 唐卫民

哈佛大学住宿书院：历史变迁、实践价值及其借鉴

王 丰 唐卫民

[沈阳师范大学]

住宿书院是哈佛大学坚守自由教育理念的强有力工具，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为哈佛大学本科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发挥出巨大的实践价值。它营建了富有教育意义的校园景观，守护了自由教育传统理念，推动了课程与教学改革，培育了文化共同体。哈佛大学住宿书院建造运动对中国大学书院制建设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应厘清书院与专业学院的职能边界，推动“两院”协同育人；扭转科研为主的教师评价导向，激励教师悉心育人；丰富书院建设的理论研究，促进书院继承创新。

哈佛大学；住宿书院；书院制；经验借鉴

近年来，中国高校开办本科生住宿书院的热情高涨，书院数量逐年增加。虽都使用了“书院”一词，但书院模式日渐多元，书院之间的发展差异也陆续显现。书院制建设仍处于改革探索期，对于现代大学书院应当如何建设与发展，还需放眼世界、知往鉴今。

哈佛最早模仿牛津式的寄宿书院，在大学中成立一系列住宿书院（Residential House），焕新了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为学生提供了自主灵活的学习氛围和社交环境，对哈佛大学本科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后成为美国诸多大学效仿的典范。回顾哈佛大学百余年的住宿书院发展历程，既看到哈佛住宿书院所作的努力与贡献，也看到了住宿书院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其对英式书院的探索经验值得审思与借鉴。

一、哈佛大学住宿书院的历史变迁

（一）引入与起步时期

哈佛学院始建于1636年 ，在其创立之初，鉴于美国与英国的文化渊源及英式教育传统的独特魅力，创建者以剑桥大学为摹本，高度临摹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学院生活”。将学生和教师聚集在一个小型半自治的组织机构中住宿、参加社区生活、促进学生智识水平提升和社会化程度发展是“学院生活”的主要特征。[1]

1780年，哈佛学院获马萨诸塞州大法院批准改称为“哈佛大学”[2]，该荣誉与学生住宿制度密不可分。19世纪下半叶，美国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高校以德国研究型大学为模板建立现代学术体系，培养各种高深知识领域专家的新型理念主导着高等教育，哈佛大学亦不例外开始转型探索，学生住宿制开始失去影响力。

19世纪80年代，哈佛不再要求将学生安置在校方监督的宿舍，希望学生能够自谋住所，学生离开哈佛校内的宿舍搬到校外住宿。许多富裕的学生租住崭新昂贵的私人公寓，这些地方被戏称为哈佛大学的“黄金海岸”。[1]

（二）反思与酝酿时期

20世纪初期，哈佛大学招生规模膨胀。此时，美国高等教育的德国倾向遭到了大量的谴责，以劳伦斯·洛厄尔（A.Lawrence Lowell）为首的美国高等教育改革派人士认为自由选课制的实施导致课程设置碎片化，师生间个体交往愈加匮乏，兄弟会组织和体育运动恣肆泛滥，导致大学文化生活日趋荒芜。同时，大学唯“学术创新”为尊以及课程过于专化，削弱了本科教育的地位和质量。在老哈佛的优良品质逐渐消失的背景之下，洛厄尔等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培养整全之人”[3]，核心措施就是重拾牛津的学生住宿理念，在哈佛大学中创办住宿书院，围绕小规模的学生和教师社群重组本科教学机构，大力推广英式书院理念下的教育革新。然而，哈佛大学当时自身的财政资源无法承担住宿书院庞大的经费开支，这场仿照牛津书院体系建造寄宿制书院的早期尝试以失败告终。

（三）勃兴与发展时期

1918年，哈佛大学时任校长洛厄尔修建新生大楼的梦想终成现实，共建成4栋豪华的住宿书院。为配合新大楼的使用，哈佛大学制定了一个要求多数学生（不包括非洲裔美国学生）在大一期间必须住宿书院的规定。

一战期间，哈佛大学买下位于黄金海岸的私人屋舍，并将其纳入校内住宿体系。1923年，为解决19世纪末期产生的学生外流问题，洛厄尔恢复整修哈佛园（Harvard Yard），整修后的书院扩充了哈佛园的边界，使哈佛校园的核心区域外围出现一圈不同样式的方庭建筑。1928年，耶鲁大学校友爱德华·哈克尼斯（Edward Harkness）捐赠哈佛大学逾1400万美元用以修建书院。1929年，哈佛大学新书院建造方案全面启动。在修建书院的同时，洛厄尔推进建立了住宿书院成员遴选机制以及与书院体系紧密结合的导师制度，并实行跨学院混住制度。至1935年，哈佛大学已有7栋住宿书院。为缅怀历史，所有书院均以曾经为哈佛大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命名。[1]

（四）沉淀与复兴时期

20世纪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哈佛大学住宿书院的建设进入蛰伏期。“二战”后，退伍军人大量涌入大学，美国大学招生人数激增。随后，哈佛大学颁布了带有强制色彩的学生住宿统一安排制度，学生一旦做出选择，便永久归属某个书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入学人数持续增加，哈佛大学住宿书院建造运动开始回潮，新建两栋书院。70年代后，又落成两所新书院，使哈佛大学住宿书院总数达到13所。

时至今日，哈佛大学住宿书院主要负责本科生的日常管理，基本不承担教学工作。大一新生安排在哈佛园的学生寝舍中，大二开始搬至十三个书院中。每栋书院容纳的学生是330～450名，并配置一位舍监、一名寄宿制院长、一些专职管理人员和辅导员。每个书院都有餐厅、公共寓所、文化娱乐场所和图书馆等。图书馆多年以来不再增置新书，现在多作为学生自习室。[4]长期以来，住宿书院成为学生学习、生活和活动的基地，不同书院形成了专属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个性特征。

二、哈佛大学住宿书院建造运动的实践价值

（一）营建富有教育意义的校园景观

19世纪末期，一大批美国高校发现了英国“哥特文化复兴”运动的独特魅力，并依照哥特式风格对原有校园建筑外观进行改造，同时建造新的住宿书院，营造整体的文化氛围。

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住宿书院竣工，新修建的书院沿用牛津书院建筑风格，设计成舍门内开的方形庭院，哥特式的校园外观基本成型。

哈佛大学新修建的住宿书院分布在查尔斯河两岸，堪称与传统核心区哈佛园相媲美的又一个胜地。“带有乔治复兴风格的建筑群、高耸的塔尖、烟囱林立的屋舍简直能与庄严雄伟的牛津相媲美。”“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景观具有牛津剑桥的古典气质，将人的目光吸引至英国民族传统智慧上，使大学的历史记忆凭空添加一千年。”[5]当慈善家哈克尼斯首次从查尔斯河远眺哈佛大学住宿书院，都由衷赞叹这幅令人惊叹的美景。

（二）守护自由教育的传统理念

自哈佛大学建校以来，一直坚守着自由教育的理念。自由教育是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精粹，更是哈佛大学住宿书院的理念根基。在哈佛学院创立的初期便确立了自由教育理念，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面临着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冲突，洛厄尔认为碎片化的课程设置害了本科生对自由教育的价值感悟，坚信自由教育才是学生职业生涯和学术生活都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自1909年洛厄尔就职哈佛大学校长以来，致力于为全校师生提供一个有益于“自由教育”的学术环境，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至今，哈佛大学仍然致力于培养自由发展的人。哈佛大学一直认为住宿书院对学术发展和社群交往都大有裨益，有助于自由教育目标的实现，370多年来，一直守护着自由教育的传统理念。

（三）推动课程与教学改革

19世纪下半叶，艾略特（C.Eliot）校长通过自由选课制度将科学教育引入哈佛大学，极大地推动了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发展。但选修制的实施导致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愈发缺乏接触和交流，学生避难趋易、漫无目的地挑选课程导致所学知识“泛而不精”、支离破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洛厄尔校长以住宿书院为平台进行了课程与教学改革。

首先，通过一套核心集中、领域多元的“集中与分配”课程制度，取代了原先的自由选课制度。“集中”是指集中授课6门专业课程以保证重点；“分配”是指学生在其他3个不同知识领域中分散选课，以保证获得广泛的知识。

其次，进一步敦促所有院系建立以专业领域为核心的综合考试制度，以全面考察本科生的知识和能力。

第三，推行导师指导制度，重建亲密良善的师生关系。

除此之外，还另设了阅读季（reading period)，使学生可以自主阅读与探究，以此进行自我教育。[6]

（四）培育文化共同体

19世纪末，哈佛放松对学生寄宿学校宿舍的政策要求，学生群体搬离学校宿舍自谋住所，许多学生逐渐依赖兄弟会组织和联谊会提供住宿场所，富裕的学生则搬至“黄金海岸”。虽然居住在这些场所之中，学生可以自主掌控内部秩序，但以洛厄尔为代表的教育者则认为兄弟会组织是导致学生的兴趣爱好远离学术领域的罪魁祸首，仅仅依靠开设课程并利于学生品性的发展，而寄宿经历才是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模仿英式书院为学生们建造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住宿书院，培养具有共同文化身份和生活经历的国家精英。哈佛大学曾公开表示，住宿书院使哈佛大学成为“一个拥有文化传统、学生和导师聚居一堂，共同砥志研思、享用美餐、虔诚拜祷和休闲娱乐的文化共同体”[1]。

三、对中国大学书院制建设的现实借鉴

（一）厘清书院与专业学院职能边界，推动“两院”协同育人

哈佛大学在接受哈克尼斯捐助建造住宿书院后，便一直在专业学院与英式住宿书院的价值取向之间徘徊并发生冲突，甚至有哈佛教师提出用住宿书院体系来替代哈佛学院制度的设想。然而，洛厄尔校长认为本科教育是大学之基础与根本，为了不影响本科生院的地位，他未将修建的新生屋舍称为“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而称作“学舍”（house）。[7]学舍建成后，他倾心设计书院文化，来为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宿舍和社会生活。二战结束后，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加剧，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急剧扩张，以住宿书院为中心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培养理念不得不让位于实用的专业课程，住宿书院不再对本科生进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主体逐渐从书院转移至文理学院[4]，专业学院此后逐渐掌握权力重心。

哈佛大学“两院”的发展经验，为中国书院制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借鉴。在中国现代高校管理体系中，课程教学和学生管理均由专业学院来承担。而书院制是一种“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新型教育模式，既要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行为的培养。可见，专业学院与书院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是分别负责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8]书院教育可以补齐专业教育的职能短板，承担起专业教育所不能或不擅承担的教育功能。书院与专业学院应该既要相对独立又要相互支撑，两者既要有明晰的职能分工又要保持良性的协同发展。正确处理书院与专业学院的关系，使两者形成互补的角色定位、保持良性合作与互动，可为书院制迅速成长为学生教育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空间。

（二）扭转科研为主的教师评价导向，激励教师悉心育人

自19世纪末期以来，牛津和剑桥就常常被视作师生关系亲密和谐的标杆。牛津和剑桥的学生能够与众多教授一同栖居在住宿书院里，这让哈佛大学学者十分艳羡。为了牛津、剑桥特色的教育模式能够在哈佛生根发芽，哈佛大学大力仿效英国大学的导师指导制度。随着大学日益重视科研，教师的学术成就，而非教学水平、师生交流成为评价教师的重要指标。[1]如果书院导师在师生交流方面耗费了过多精力，那么就很有可能失去职称晋升和终身教授的机会。教师在学术研究者和书院教育者的双重身份折磨下感到心力交瘁，随着时间的推移，导师制逐渐消亡。

哈佛大学对于导师制的执着态度，以及在创设小而亲密的学者社群的失败经验，提供了前车之鉴。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新时期，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尤其依赖于高水平和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对于书院教育而言，导师更是至关重要。在书院中，导师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向学生传授知识，还需与学生进行课外交流，分享有益的生活体验。书院的稳定运行需要建设一支博学多识、师德高尚、潜心育人的专任教师组成的通才型导师队伍。然而中国高校在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绩效分配、学校考核、资源配置等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存在着“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等现象[9]，导致书院导师无法潜心教学、悉心育人。这种科研为主的教师评价导向亟待纠正，教师从事教学与育人工作的投入应成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突出立德树人的教师评价导向，以确保书院导师制发挥其教育价值与功能。

（三）丰富书院建设理论研究，促进书院继承创新

许多学者抨击美国大学漠视本科教育中的个性发展，他们笃信美国大学完全可以将英国大学的理论和制度视作促进本国大学良性发展的现成模板，通过模仿牛津、剑桥的教育模式来实现自我完善。约翰·霍普斯金大学校长丹尼尔·柯尔特·吉尔曼（Daniel,Coit,Gilman）在1893年写道，“先是建造学生寝舍，然后再像牛津和剑桥那样将其发展成书院。这种书院既是住宿场所同时也是学者和教职工教职员工共同治理的学者社群，在这里学生将能获得无微不至、舒适愉悦的生活照料和智慧启迪。”[10]虽然学者们无法促使哈佛大学管理层即刻付诸行动，但却引发了思想的交锋，撩动了本土学术文化的神经。

就中国而言，现代大学书院的真正发展需具备高度的理论意识，必须从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变迁乃至现代大学制度的角度来审视，要推动各类院校根据自身特色与实际进行书院制改革实践。未来中国大学书院能否获得发展的机遇和可持续发展都要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尤其是大学领导者的价值观念将会决定书院的发展方向和实践效果。[11]由于各高校的历史、文化、经费、人力、客观环境不同，其书院理念必然有所差异，书院教育模式必然各有不同，应当鼓励各高校探索校本化的运行模式。大学书院制作为新生事物，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高度的共识与规范。需要书院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承继中华数千年的书院文化精髓，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与完善书院的理论研究，重新定义中国住宿书院的本土特征。

[1]压力克斯;杜克.引入牛津剑桥 英式住宿书院与美国大学1894-1980[M].邓磊;杨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2]徐来群.哈佛大学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3]何毅.英式住宿学院教育的本土化实践及审思[J].大学教育科学,2019(04):66-73.

[4]过勇.本科教育的组织模式:哈佛大学的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1):64-73.

[5]TURNER P V.Campus:An American Planning Tradition[M].Cambridge:MIT Press,1984:233.

[6]邓磊.“大变革时代”:洛厄尔的哈佛改革及其历史意义[J].外国教育研究,2018,45(08):28-43.

[7]谷贤林.导师制·午后茶·住宿学院与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J].比较教育研究,2003(09):27-30.

[8]龙跃君.书院制融入我国现代大学的价值探讨[J].大学教育科学,2018(5):50-54+126.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EB/OL](.教育部，2020-12-10)[2022-4-13].http: //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2557/s3103/202012/t20201215_505588.html.

[10]丹尼尔·柯尔特·吉尔曼(Daniel,Coit, Gilman).美国大学的问题[M].兰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

[11]何毅,刘海峰.现代大学书院兴起的意义与挑战——基于本科教育组织模式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9(06):80-86.

(责任编辑:赵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