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鸿骞 中国政法大学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自中国加入WTO 并实现经济腾飞之后，人口老龄化进程显著加快。2010—2020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提高了5.44%，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提高了4.63%。至2021 年年末，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67 亿，占人口总数的18.9%；65 岁及以上人口达2 亿，占人口总数的14.2%。依据联合国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通常，当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时，就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占到14%时，就进入了中度老龄社会；当占到20%时，就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

一、理论分析框架

（一）人口老龄化

老龄人口越多，一方面意味着所需要的社会保障资源越多，劳动者所需要缴纳的社保资金就越高，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家族联系较深，年轻人普遍要供养包括父母、岳父母在内的四名老年人，社会负担较重，进一步打击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老龄化的矛盾将更加难以调和[1]。

（二）长寿风险和健康风险

长寿风险主要关注老年人所拥有的财富存量与不确定的寿命之间的矛盾。个体层面的长寿风险是指老年人的实际寿命超过其预期的寿命，在老年时期消耗的财富超过了其所拥有的财富。简而言之，长寿风险代表着养老储备不足的风险，这与个人对自身的资产储备、社会保障、养老消费等因素认识不足有关。健康风险又称健康冲击，是指个人及其家庭因遭受重大事故或疾病而在医疗层面必须消耗大量财富的风险。人们会在两种情况下增加预防健康风险所需要的高流动性资产：其一是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恶化，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有负债的家庭；其二是个体步入老龄阶段，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和对家庭未来的担忧，也会预留较多储蓄防范健康冲击。老年人基于社保体系的不足而对长寿风险和健康风险的担忧，是我国消费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实证研究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

从图1 中曲线的波动情况可以看到，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出生率较第一次更高，为43‰，因此我国在第二次生育高峰期间的生育率最高。1982 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影响，大规模生育年龄人口到来，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现，在1987 年达到23.33‰的峰值，1980—1990 年间人口净增1.56 亿，人口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政府1991 年颁布的《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进一步坚定了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心。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91 年的19.68‰下降至2000 年的14.03‰，十年间人口净增1.09 亿[2]，如图1 和图2 所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

图1 中国1949—2017 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图2 中国1949—2017 年人口总量变动情况

（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对消费结构的主要影响。

老年人口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养老金和中年时期所保留的财富，但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面临覆盖面不足、社保资金缺失的难题，形势不容乐观；且由于我国人均GDP 仍停留在较低水平，绝大部分老年群体未能在合适的时期攒下足够的财富，因此我国老年人目前消费水平较低，主要以购买生活必需品为主。缺乏消费欲望的特征导致老年人几乎没有超前消费的可能，种种因素可以确定老人必然是消费保守群体。表1 为我国不同年龄段人群人均收入支出水平。

表1 我国不同年龄段人群人均收入支出水平

2.对社会保障机制的影响。

首先，我国养老金制度赡养率将不断下降，这意味着每个养老金缴费者要供养更多的养老金领取者。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2019年我国可以由两名缴费者赡养一个离退休者，而到2050年预计只能由一名缴费者赡养一个离退休者。其次，我国养老金质量已无法保证，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5%，低于国际劳工组织所规定的55%的标准，即我国劳动者退休后仅能拿到在职时工资的45%。而最严重的是养老金耗尽的问题。尽管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我国面对的问题显然更加紧迫。上述报告预测，我国基本养老金将在2028 年出现第一次赤字，赤字将继续扩大，到2035年基本养老金的储蓄会全部用尽。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养老金分配不均衡。至2020 年我国的人均养老金为3000元，农民的养老金普遍仅为数百元，存在较严重的城乡差异。此外，不同地区、群体、行业间的养老金也存在显著差异[3]。

3.对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也同步增长。这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提出了挑战。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更容易患上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根据预测，2030 年我国老年人群中患有慢性病的比例将进一步增加。同时，老年人往往需要更多的长期护理和照料，根据数据，2025 年我国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数量将大幅增加。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导致医疗费用也呈现上升趋势，这给个人、家庭和社会财政都带来了压力。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多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可用，但随着费用的增加。根据2023 年数据，医疗技术的进步将导致医疗费用的年均增长率进一步上升。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也将大幅增加[4]。

（三）对策建议

1.完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体系。

我国的养老金体系可分为三个支柱的不同模式，第一支柱是公共养老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第二支柱主要是职业养老金，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储蓄存款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截至2020 年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超过9 亿人，第一支柱养老金占比达69.3%，而第三支柱养老金占比仅占1.1%。我国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发展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水平主要取决于个人缴费额度和投资收益率[5]。

2.把握养老产业新消费增长点，打造高质量养老产品和服务。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占比逐渐增加，未来养老市场潜力巨大，抓住新的消费机遇，提供适合老龄人的创新养老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推进我国消费内循环。应完善顶层设计，逐步细化养老服务人员类型，努力形成完备的养老服务结构体系，可以将人员分类为起居照料人员、统筹协调人员、医疗服务人员和环境改善人员，依据社会需要再做进一步职业细分。需要政府主导制定相关人才培养方案和职业指导及规划。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及时推出一系列相关法规，及时调整、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措施，依据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目标，注重对人才的职业伦理、合作交流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养老产品和服务要想走可持续长久发展路线，不能只注重短期利益，以隐瞒欺诈的方式从老人手中骗走养老金，必须遵循保质保量方针，获取老年人及其子女的信任，使老龄人群相信养老产品，选择养老产品[6]。

3.持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老龄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超前的人口结构之间的矛盾。当人口结构已经成为社会无法调和的阻滞时，推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当前时代的必然选择。从政府公务方面分析，需要建立更加现代化的政绩考核制度，深入推进公务员优胜劣汰机制，激发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将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与公务员工资收益挂钩，促进更加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实现。我国当下的燃眉之急是人民群众消费需求过低，提前步入低欲望社会。除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人民后顾之忧，还要提高基本的工资保障，以符合每年通胀的速度保持固定工资增长，确保人民收入尽可能符合其工作投入，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消费活力，解决生产过剩的市场经济矛盾[7]。

4.加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为了缓解医疗服务需求增加和医疗费用增长的压力，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降低就医门槛，减轻医院的压力。推动医疗科技创新，加大对医疗科技创新的支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提高保障水平，确保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能够得到合理补偿[8]。通过宣传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引导老年人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预防和延缓慢性病的发生，减轻医疗服务需求的压力。

（四）鼓励生育和人口政策调整

适度的生育率对于消费升级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人口老龄化现状下，政府应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解决相关问题。应加强全国性的政策教育、文娱教育和孕育健康等宣传教育，同时建立完善的保育机构和育婴服务机构，为年轻夫妇创造更好的生育环境。此外，政府应制定一系列政策，对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家庭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减轻家庭负担，促进生育率的增长；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和家庭教育，推广健康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家庭生育观念[9]。

三、结语

人口老龄化仅仅是当下众多社会矛盾中的其中一环，在问题暴露出来的初期阶段，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需要全社会上下齐心共同努力，政府持续推进制度改革，企业家积极投资实业参与国内循环，金融行业充分发挥资源调配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以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