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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木刻版画在明代书籍中的发展

2023-11-25袁淑敏南通大学

天工 2023年18期
关键词:套印木刻版画

袁淑敏 南通大学

一、中国水印木刻版画的历史与演变

中国水印木刻版画作为古老而独具特色的版画形式,拥有逾千年的悠久历史。这一凸版木刻艺术通过使用木材和水性印刷颜料,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即传统水印木刻艺术。在古代中国社会,水印木刻是一项复制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再现古代绘画原作、传播知识,因此通常被视为复制版画。

尽管术语“版画”在古代中国并不常见,但历史记录表明,这个词汇一般认为是20 世纪初从日本引入中国的。然而,雕版印刷技术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水印木刻版画随着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并在明代达到了巅峰。[1]“水印木刻版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是用手工雕刻木板以创造文字和图像,并将它们印刷在湿润的宣纸上,采用水性墨汁或颜料进行艺术表现,而在古代中国则被称为“雕版印刷技术”。

水印木刻版画自唐代起就广泛存在于佛经、文学著作、画谱等出版物中,其图像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水印木刻版画在中华文化和艺术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主要的图像传播媒介之一,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明代,饾版印刷是水印木刻版画领域的关键技术之一。这一技术首次在明朝晚期出现,是彩色印刷技术的一种融合,结合了套印和版刻艺术的精华。最初的着色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但经过后来的革新出现了分色分版的套印技术,进而形成了饾版套印技术。这一技术的名称来源于杨慎作品《升庵全集·食经》中所描述的“饾饤”,用以指代五色小饼堆积于盒中的画面[2]。饾版工艺要求制作多块不同尺寸的版木,每块对应画面的不同部分,以准确呈现色彩的浓淡和明暗变化。饾版印刷的复杂制作过程促进了插图艺术的繁荣和传承,对明代书籍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积累和创新,版画艺术在明代晚期达到了发展顶峰。在此期间,“饾版”和“拱花”印刷技术的发明被认为是重要的里程碑。这些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彩色印刷技术的革新,使明代版画在插图艺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虽然明代早期的饾版印刷受到了元代风格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刀法逐渐变得更加生动,版画结构也变得更为精致。同时,制作明代版画的画师和版工逐渐分工合作,晚期的版画作品呈现出与元代风格迥异的特点,整体刻画更加细腻入微,使雕版艺术更接近绘画。明代版画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彩色套印技术的发展,万历年间的《程氏墨苑》首次实现雕版赋彩,为彩色套印技术的进步铺平了道路。这一技术促成了饾版彩色套印技术的出现,而胡正言在《十竹斋书画谱》中创造的饾版技术,将彩色套印技术推向了巅峰,成为明代版画的杰出成就。

二、明代水印木刻版画技术的新发展

(一)饾版印刷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卷首插图《无闻和尚注经处产灵芝》以墨、朱两色印刷,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书籍插图。饾版印刷工艺是套色印刷的演变,其主要步骤包括勾描分版、雕刻制版、伏纸印刷和拱花印刷,这些步骤紧密相连,完全依赖手工操作。[3]最初的套色印刷采用雕版描绘轮廓线,手工填色,慢慢发展为“一版多色”印刷,但容易产生混色,导致细节不够精细,涂色方法存在明显问题,后来出现了分色分版套印技术。随后,饾版印刷应运而生,通过将不同颜色刻成不同规格的版,以逐层的方式,从颜色最浅、最淡的部分开始,持续叠加颜色,直至与原始图稿相一致,这个过程构成了一种专门的印刷工艺,最终呈现出彩色图画。金陵吴发祥在天启六年(1626年)雕刻的《萝轩变古笺谱》展示了卓越的雕版和饾版技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胡正言的《十竹斋书画谱》原版初印本存世稀少,现在的版本多为清代翻刻本,共有8 卷,每卷包含160 幅图,以一图一文的形式呈现,每图双页,中间配有诗词并提供了画技要诀。这部画谱汲取了古代丝织品漏版染花和凸版印花技术,将色涂刻版和两版套色发展成多色分版套印的新技术,使饾版印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颠覆了传统的绘、刻、印方式,转向了更加灵活和精细的方法。[4]

(二)拱花工艺

拱花印刷分为素拱和套拱两种,素拱通过在刻有线条的版上印压纸张,产生纯白色的花纹,通常用于描绘连绵的云彩和水面的波纹效果;套拱则是在已有的彩色图案上进行印压,以增强图案的立体感和层次感。胡正言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完成了《十竹斋笺谱》,在饾版印刷的基础上引入了一项前所未见的“拱花”技术。这种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不涂墨的凸版印刷方式。在拱花过程中,雕刻好凹版后,把宣纸按照图案位置打湿后压入凹版,随后吸干水分,形成浮雕效果。这使得白色的元素可以通过拱花技术表现出来,为中国印刷领域增添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手法。[4]

三、水印木刻版画在明代书籍中的应用

(一)明代刻书业的繁荣

明朝时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对书籍的需求激增。这一时期刻书业的繁荣发展对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书籍装帧艺术发展的关键时刻。首先,刻书业的繁荣促进了大规模书籍的生产与流通,有力推动了知识和文化的广泛传播。明代以“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教育为本”为理念的文教政策扩大了阅读需求[5]。相比元朝,明朝政府更注重书籍的刊印,书刊的出版规制较少,民间刻书业蓬勃发展[6]。同时,明朝政府积极推崇儒学,使得经典文献的研究和阅读成为社会的主流需求。其次,刻书业的繁荣带动了印刷、纸张、墨水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链[2]。印刷技术的改进使明代书籍出版业受益匪浅,这都得益于印刷和造纸技术的提升,明朝成为活字印刷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也为书籍装帧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项技术降低了书籍的生产成本,使更多人有能力购买和阅读书籍。15 世纪中叶,活字印刷技术在苏州、无锡等城市广泛应用,一些出版商在这些地方印制了品质卓越、字迹清晰的书籍,备受私人藏书家珍视[6]。同时,造纸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不论是产业规模还是纸张品种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成就。

(二)明代书籍装帧艺术与版画

明代装帧艺术展现了中国古籍装帧的多样性和发展历程,它是一门以书籍封面、书脊、版面设计和插图等为基础的艺术。古代书籍装帧可分为简策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三个主要阶段,具体的装帧形式包括简册装、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7]雕版这一重要装帧形式在唐代贞观年间便已出现,早期的雕版书籍采用了蝴蝶装和缝缋装等形式,敦煌出土的书籍实物为其留下了重要的证据。[8]

在明代装帧艺术的实践中,雕版插图成为一种卓越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最早的完整雕版印刷书籍是《金刚经》,其卷首的扉页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版画之一,该书可以追溯到唐咸通九年(868 年),现存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尽管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就已出现,但在宋代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对书籍的需求增加,在1600 年至1800 年间,中国的出版商印刷的书籍数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6],雕版印刷技术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并达到高峰。明代成为雕版印刷的又一个黄金时期,特别是在书籍装帧艺术方面,其将精美的雕版印刷图案或插图巧妙地加入书籍内容的空白处或相邻位置,使明代的雕版插图达到了顶峰。

(三)明代水印木刻版画书籍

明代的彩色套印版画在启祯年间达到了巅峰,《萝轩变古笺谱》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部作品由吴发祥在金陵刊刻,包含了178 幅各类图样。其构思独具创意,绘制工艺高超,色彩和谐典雅,雕刻精致传神。为表现出行云流水和博古纹样,该笺谱采用了精湛的“拱花”技术,并在套印方面使用了水印木刻中的“版”技术。值得一提的是,“版”技术早在《十竹斋书画谱》中就开始应用。胡正言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创造了彩色套印的杰出典范。《十竹斋笺谱》继承了《萝轩变古笺谱》的技法,包含180 余幅图样,兼采版与拱花技术,呈现出丰富多彩、清新秀雅的效果。《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书画谱》可谓是中国古代彩色套印版画的代表性之作。反观德藏本《西厢记》版画,其刊印时间与这三部作品相近,并受到了它们的启发,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版画技术的发展与精进。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西厢记》版画由明末的闵齐伋编制。这套作品有21 幅独立、可调换顺序的版画,每幅整版相连,插图全部采用了彩色套印,最多一幅达8 色,每幅版画大约16 厘米长、12 厘米宽,符合明末书籍两页一张的尺寸标准[9]。每幅版画中都有明显的折痕,整套作品无穿孔痕迹,表明这套版画并非采用线装方式装订,可能是以折叠方式保存。明代书籍的装订方式通常是线装,但也有其他方式,如蝴蝶装、包背装等。1977 年,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郭乐知重新组织刊印,再次将这套图像呈现在世人面前。随着这些作品的公之于众,该博物馆的副馆长艾迪斯·迪特里希(Edith Dittrich)还为此撰写了一篇详尽的学术论文,不仅使《西厢记》版画得以重新呈现,也为这些作品的历史背景与价值提供了深刻的学术解读。收藏博物馆获得这套作品后,并未对其进行大规模修复或重新装裱。通过对尺寸和折痕的观察,可以推断德藏本《西厢记》版画原本可能是对折的书籍装帧形式,这与明代其他常见的装订方式并不完全相符,这也说明这套版画是为特殊目的而制作的,可能是作为独立的艺术品存在。虽然这套版画没有标题、序文或题跋,只有21 幅版画,很难将其与明末其他线装插图书籍联系在一起,但已经不能简单地将其称为“插图书籍”,而应更恰当地称之为“图像书籍”或“艺术书籍”。日本历史学家传田章(Denda Akira)曾对明代出版的《西厢记》进行过详细研究,发现有超过60 个不同版本的该作品,其中有超过30个版本包含了插图。此外,巫鸿在引述传田章的研究结果时进一步指出,这些包含插图的版本几乎全部出现在16 世纪末到17 世纪初这个时期。[10]闵齐伋在制作版画时采用了新技法“饾版”,而此前的许多文字印刷已开始使用分版多色的套印法[11]。此外,蝴蝶装在明末时也复兴起来,通过回顾蝴蝶装的历史发现,技术进步和阅读需求都促进了装帧艺术的发展。将注意力聚焦到图像书籍后发现书籍中的图像受装帧的影响要大于文字。

四、结束语

明代版画呈现出杰出的技术和艺术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刻书业的兴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持,带动了印刷、纸张、墨水等相关产业的繁荣。明代水印版画饾版印刷技术的创新不仅赋予了书籍更多的色彩和视觉层次,还推动了插图艺术的繁荣。不同装帧形式的兴起为书籍增添了艺术性和视觉吸引力,特别是雕版插图艺术的发展和彩色套印技术的出现更是推动了明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多样性发展。综上所述,明代水印木刻版画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繁荣,还为今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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