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谦

距离上次参加博览会在熙攘人群中看艺术，应该超过三年了吧。除了疫情的原因之外，有很大的理由是因为我一直困惑于大量的博览会，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何在？事实上，博览会曾经在美术馆与画廊之间，为我建立了另一道阅读艺术的渠道。过往只在画廊与拍卖行之间，一手市场与二手市场之间来回检验与拼凑自己的收藏；常态的美术馆与书籍阅读则是更远观的对照。然而博览会的出现，同时间把这些优点都放在一个平台上，在快速浏览的网络时代里，突破地理和时间的限制、一日千里地阅读众多艺术品，而且目的明显的搜购行为，博览会的确是艺术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纽带。

我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第一次参加“巴塞尔博览会”，再之前几年，也只参加过香港博览会以及大大小小的亚洲的博览会。之前总觉得博览会是各藏家与各画廊同时在一地相会、交流，并看看彼此中意的作品喜好的约会；巴塞尔更是扩大到看到亚洲以外其它地域商业更成熟的绘画市场中，藏家与画廊之间的互动；而他们也企图在当代艺术的领域引导和表态出自己的看法、建立自己的地位。这样的成功模式，在复制与他人的拷贝之后，博览会忽然成了疲于奔命的应酬之局，这也是造成我决定减少去博览会，回到美术馆与画廊观看优秀个展的艺术生活。

博览会就是跳出自己的常态阅读、爱好与习惯，去发现新的认识、审美和判断。

也許是疫情限制的触动，加上久未见面的韩国友人邀约，我这次去了“Kiaf SEOUL”和“Frieze Seoul”博览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两个博览会在首尔整合之后的首届，虽然还在疫情期间，我却在各媒体上看到许多报道，心中有感。这个世界已经被经济、战争、传染病和政治纷争分解得面目模糊，一个好的博览会是需要很大的力气整合，首尔以及这两个博览会建立了疫情末一个很好的示范，于是这次我决定去了。

与上届最大不同，今年明显亚洲客人涌入极多，也许跟去年亚洲各地仍有许多行动限制有关。然而此次在“Kiaf”韩国画廊大整合的全貌露出，看到了韩国艺术市场欣欣向荣的生态，纵然“Frieze”依然是人潮汹涌高过于“Kiaf”，但是两个性格迥异的博览会相加，所成的力量还是值得称道的。

艺术的确是一种认识文化、人性的最佳工具，不过我还是得赞美这次所有参展的韩国当地画廊带来许多我不认识的艺术家，博览会对我来说最新的收获就是跳出自己的常态阅读、爱好与习惯，去发现新的认识、新的审美和新的判断。其实近一年来随着疫情的结束各美术馆也早就为人群活动而准备，包括因疫情而延后的各种展览。也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收藏也被一一点召而出行飞向世界各地，因此与各处策展人有了不同主题的讨论与分享。例如费城Barnes Foundation 艺术家学术个展，特别荣幸也受邀，研讨的学者特别从隐密女性情谊主题，对这位在男性主导的印象派边缘的女性艺术家Marie Laurencin （1883—1956），有了很多挖掘和印证；我收藏的其中一件她的作品，一个世纪来陆续隐藏在二位前卫女收藏家深闺中，直到十八年前进入我书房，只有记录未曾谋面于世人前（我也是透过博物馆学者邀件时才得知这段历史），所以期待学者从我的作品中再发现什么！

于是当我从纽约出发去费城的火车上，写着这篇稿子的同时也想着：已经离家二个月的Marie Laurencin 画作《牧羊女》 （Les bergères）现在已经挂在Barnes Foundation 主厅墙上，与仰慕已久的其他收藏并列，而我也忽然有了种出门回到人群中的感觉；艺术除了自己阅读之外，与他人阅读的交换让我又回到人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