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妍,李邱溢

(新疆师范大学 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一、引言

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中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从2010年至2019年间,全球服务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为4.8%,比同时期商品贸易增长速度高出2倍。在全球贸易额中,服务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不断增加,从20.3%增长到23.8%。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服务贸易不仅是连接各个分工环节的重要纽带,也是创造附加值的主要来源,成为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分工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不断优化服务出口结构,服务贸易出口国呈现多元化趋势,促进了全球要素资源的再分配。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增长与深入参与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不仅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且有利于形成与各国合作共赢对巨大市场空间,对中国与贸易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领域进行了诸多合作。中国已经与13个沿线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服务贸易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交流。在传统服务贸易合作领域,中国到沿线国家旅游的人数不断创新高,中国建筑企业也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在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合作也大有可为。在2005—2019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在2009年和2016年有所波动,年平均增长率为10.96%。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与数字化水平相比于发达国家还处在初级阶段,对服务贸易的需求量较大,如何提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实现国际合作和互利共赢,是当前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服务贸易效率作为衡量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是文章研究的重点。因为服务贸易是一种无形的贸易,导致影响服务贸易效率的因素不同于货物贸易,那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效率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为了探究这些重要问题,本文选取了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05—2019年间与中国服务贸易的相关数据,构建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一步法”的贸易非效率模型,准确科学地估计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服务出口的效率,并对影响出口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对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实现双方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目前大多数有关贸易效率的文章大多集中在货物贸易上,且研究的对象也是比较广泛的。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国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且研究对象多数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有Nasir S和Kalirajan K[1]利用2002—2008年南亚和东亚国家商业和专业服务、计算和信息服务、通信服务三大服务部门出口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三个服务部门在不同的国家出口效率存在异质性,并且认为出口国与进口国的经济规模、人力资本对计算和信息服务出口效率影响较大,通信技术水平对出口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至关重要,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地理距离抑制了服务贸易效率的提升,而由于服务贸易协定是一般性的,对服务贸易分部门的效率影响不大;Catherine[2]利用1989—2002年间美国对29个国家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显示进口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水平、金融体系质量以及政治制度和美国的产权保护水平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具有决定性作用;Kandilov等[3]对中东欧地区服务出口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探究,认为地理距离对不同类型的服务出口具有显著的差异,地理距离对建筑服务出口具有抑制作用,但对计算机相关的服务出口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进口国的法律制度对服务出口起着促进作用;久保田茂裕[4]通过图形化建模的方法,研究了各国对美国出口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收入水平、互联网环境、两国间人际交流和获得美国签证人数对各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促进作用。Lu W[5]认为服务进口、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人均收入增长会对服务出口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相比之下,国内有关服务贸易效率的研究略显不足。龚静和陈丽丽[6]测算了11个新兴国家的对其服务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效率和贸易成本,得出平均出口效率为54.959%,且各地区出口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李计广和王红梅[7]对中国出口的28个主要国家的服务贸易潜力进行研究,发现贸易国的GDP和制度质量是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因素,贸易伙伴国的政府行政效率以及监管质量等因素促进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提升,而贸易国的控制力度、政治稳定性和法治水平抑制了出口效率;潘紫燕等[8]测算了中国与1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效率、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并得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相对较低且各国差异性显著的结论。

通过上述文献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大都是采用随机前沿的方法来分析影响贸易的因素,已有的文献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东欧、东南亚等区域,对服务出口国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缺少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效率进行研究。即使已有的相关文献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所选取研究样本偏少,不能反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全貌。基于此,本文将54个国家按地理位置分为4个不同地区,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效率进行测算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对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效率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三、理论模型与方法

(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是由艾格纳(Aigner D),洛弗尔(Lovell K)和施密特(Schmidt P)[9]三位学者共同提出来的,最初是用来测算厂商在生产中的技术效率的,随着该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其与引力模型进行结合,来研究贸易的效率问题。相比于传统的引力模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优点在于将由测量误差所造成的随机误差考虑在内,避免随机误差项计入效率项之中。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表达式为：

Yijt=f(Xijt,β)EXP(vijt-θijt)

(1)

ln(Yijt)=lnf(Xijt,β)+εijt-θijt

(2)

根据巴特斯(Battese)和科利(Coelli)(1988)的思想,可将效率定义为：

TEijt=E(Yijt|Uijt,Xijt,t=1,2,…,T)/E(Yijt|Uijt=0,Xijt,t=1,2,…,T)

=EXP(xijt’β-θijt)/EXP(xijt’β)=EXP(-θijt)

(3)

即效率被定义为相同投入下,实际贸易额与完全有效贸易额间的比值,它测量的是投入量与产出额之间的“相对效率”。测算的效率值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当效率值为1时说明阻碍双边贸易的因素是不存在的。后来随着该模型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在时间跨度T>3时效率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此时所选取的模型为时变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而不是非时变的模型。时变的模型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θijt={exp[-η(t-T)〗}θij

(4)

(二)贸易非效率模型

在估计完贸易效率值后,我们一般还要对效率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测算效率的方法有两种,分别为“一步法”和“两步法”。而“一步法”同时考虑效率项和方差的差异,允许边际效应非单调变化,是更加灵活的方法,因此本文采用“一步法”,其表达式为：

θijt=λkijt+τijt

(5)

其中λ代表待估参数,kijt代表变量,τijt代表随机扰动项,将上面的等式带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可得：

ln(Yijt)=lnf(Xijt,β)+εijt-(λkijt+τijt)

(6)

通过对上述构建的模型,就可以测算出服务贸易出口的效率以及影响效率的因素。

四、模型设定、数据选取

(一)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设定

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诸多方面具有异质性,影响服务贸易效率的因素多种多样。本文拟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来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效率。Armstrong S[10]认为在短期内主要考虑贸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总量及地理距离等相关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而把经济距离、制度距离等相关因素放入贸易非效率模型中。本文通过对变量分析构建的模型如下：

lnEXPcjt=α0+α1lnPOPct+α2lnPOPjt+α3lnAGct+α4lnAGjt+α5lnDIScj+α6Zcj+vcjt-θcjt

(7)

其中,c代表中国,j为服务贸易进口国,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EXPcjt表示时期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额,POPct和POPjt分别表示t时期中国总人口数量和贸易国总人口数量,AGct和AGjt分别表示中国的人均GDP和“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国的人均GDP,DIScj表示两国首都间的实际地理距离,Zcj为其他自然因素,如中国与该国是否拥有共同的边界(Contig)、是否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Language)等,vcjt表示误差项,θcjt表示贸易非效率项。中国对各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额来源于WTO数据库,各国总人口数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两国间首都实际距离、是否拥有共同边界和共同官方语言等数据来源于法国CEPII-BACI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据进行均值插补法进行完善。由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是通过参数估计来确定结果的,选择合适正确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研究结果至关重要,所以文章后面会通过最大似然比检验来确定该模型的最终形式。

(二)贸易非效率模型的设定

探究服务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有两种方法,分别是“一步法”和“两步法”,通过比较分析后发现“一步法”更具优势,最终决定采用“一步法”构建如下的贸易非效率模型：

θcjt=β0+β1DIS_ecocjt+β2DIS_syscj+β3DIS_internetcjt+β4ECO_freect+β5ECO_freejt+β6COST_trdcjt+β7CITY_lvjt+β8OFDIcjt+β9TAcjt

(8)

解释变量与数据的选取说明如下：

1.经济距离(DIS_ecoccjt)。一般而言,适度的经济距离说明两国间的服务贸易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更有利于两国间服务贸易的开展。本文参考Balassab et al.(1987)[11]提出的相对差异指数的方法,测算出两国之间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差距。公式为：

DIS_ecocjt=1+[xlnx+(1-x)ln(1-x)]/ln2

(9)

式(9)中,DIS_ecocjt的测算值范围为[0,1],x=gdpc/(gdpc+gdpj)。

2.制度距离(DIS_syscj)。一些学者认为制度对贸易政策的制定有着决定性作用,两个国家间的制度距离越小,其服务贸易的政策也越相似,越有助于服务贸易的往来。政治制度衡量的指标包括：控制腐败水平、政府效率、政治社会稳定、监管质量水平、法治水平、话语权与责任这6个指标,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中的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数据库。本文参考黄新飞等[12]的方法,计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公式为：

(10)

式(10)中,Gcnt和Gjnt分别表示t时期中国与贸易进口国的第n个指标的数值大小,Xn表示第n个指标的方差,k为衡量制度距离指标的个数。

3.互联网水平距离(DIS_internetccjt)。随着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水平的不断完善,互联网水平在一定水平上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两国之间互联网水平距离越小,越能促进服务贸易的往来。本文参考潘安和刘红[13]计算互联网距离的方法,选用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每百万人)这一指标来代表一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用中国与进口国的互联网水平差距来计算互联网水平距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4.中国经济自由度(ECO_freect)和进口国经济自由度(ECO_freejt)。两国间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说明两国间越注重以对外开放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就越有利于双边服务贸易水平的提升。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库。

5.综合贸易成本(COST_trdcjt)。中国对贸易国出口服务贸易对综合贸易成本越小,两国之间服务贸易量越大。借鉴李文霞和杨逢珉[14]的测算方法获得,其公式为：

(11)

其中,Ycjt和Yjct分别表示t时期中国对进口国以及进口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Yct和Yjt分别表示t时期中国和贸易国对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s代表可贸易额,其范围一般在0.3至0.8之间,数值越大,该国的可服务贸易额越大,国家经济水平越发达,本文研究的国家为“一带一路”国家,将s值定为0.6。φ为替代弹性,通过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其值定为8。

6.贸易国城镇化水平(CITY_lvit)。城镇化水平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所以城市化水平越高,基础设施水平也越高,该国居民对服务消费的质量要求就越高,越不利于中国对该国服务贸易的输出,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7.中国对进口国直接投资(OFDIcjt)。中国对进口国投资越大,说明两国间合作越密切,越有利于中国对该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网。

8.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TAcjt)。其为虚拟变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则会降低两国间的服务贸易壁垒,有利于中国对该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签署协定则为1,否则为0。数据来自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整理所得。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估计

由于模型设定的准确性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为了防止模型误设,本文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设定进行了适用性检验,详细结果见表1。

表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根据表1的结果显示,以上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变量的选取和设定是合适的。由表1可知：第一,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模型中不存在贸易非效率项的原假设是不成立的,说明在此模型中是存在贸易非效率项的;第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贸易非效率项不变化的原假设也是不成立的,表明在分析2005—2019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非效率项时要考虑到时间变化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第三,不引入“人均GDP”、不引入“边界相邻”、不引入“共同官方语言”这3个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是拒绝原假设的,说明这3个因素是会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

通过检验后,设定的模型是合适的,本文对2005—2019年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效率进行估计,为了检验设定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在表2中列出来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非时变模型和时变模型的回归结果,详细数据见表2。

表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时变和非时变模型中各个回归量的符号是一致的,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其中η=0.001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中国对外出口服务贸易的效率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升高的;在时变模型和非时变模型中γ的值分别为0.9593和0.9574,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服务贸易的实际值和潜在最大值之间的差距是由贸易非效率项引起的,验证了运用贸易非效率模型的正确性。

从表2中时变模型的各个变量来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lnPOPct和lnPOPjt通过了检验,且符号一正一负,与预期的符号相同。中国人口数量会抑制服务贸易的出口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国内需求较大,从而形成国内循环市场,不利于服务贸易的出口。而进口国的人口数量会促进中国对该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一方面是因为进口国的人口会增加对服务贸易的需求,形成了较大的需求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对外出口的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最大的是运输业和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

在1%显著性水平下,lnAGct和lnAGjt通过了检验,两个变量系数符号都为正,与预期的符号一致。说明进口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使得该国拥有更高的消费水平,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会倾向于对服务的消费,促进中国对该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而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会使得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提升中国在国际上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

lnDIScj的符号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服务贸易是无形的产品,与货物贸易运输的方式是不同的,地理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另外,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援建,使得中国与各国间交通越来越便利化,地理距离的阻碍作用会被逐渐被弱化。

在1%显著性水平下,Contig变量通过检验,且系数的符号为正,与预期一致。说明与中国相邻的进口国有更多与中国交流的机会,增进了两国之间的感情,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而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服务业发展水平相较于中国比较落后,所以拥有共同边界会促进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出口。

在5%显著性水平下,Language变量通过检验,且系数的符号为正,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两国拥有共同语言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共同语言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并不是主要因素。

(二)贸易非效率模型的估计

为了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本文通过所构建的“一步法”贸易非效率模型对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估计。详细结果见表3。

表3 贸易非效率模型估计结果

1.经济距离系数的符号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适度的经济距离有利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其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服务业出口结构具有互补性,会使得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在这些国家更具有竞争力。

2.制度距离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制度距离是影响两国间服务贸易效率的关键因素,一国的制度距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中国与“一带一路”进口国家应该加强政治经济多方面联系,各国应提高其国家治理水平,以避免因制度距离而造成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损失。

3.互联网水平距离系数的符号为负,且系数较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互联网水平距离对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不大,这与中国出口服务贸易的结构有关。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平衡,在服务出口中主要以运输业、旅游业等服务部门为主,而金融业、保险业等服务部门的总体竞争力有待加强,中国应提升服务业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出口竞争力。

4.中国和进口国经济自由度的系数都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两国间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则越是有助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提升。

5.综合贸易成本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综合贸易成本是阻碍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之一。对服务贸易来说,综合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经济、时间、技术成本,为了降低综合成本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中国应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多方面合作,降低服务贸易出口成本。

6.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正,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出口。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在国际上相比于发达国家较弱,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会选择更加优质的服务产品。在进口国服务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会降低中国对进口国出口服务贸易效率。

7.中国对外投资的系数为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不断增加,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效率会不断提升。

8.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系数为正,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通过仔细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对自由贸易协定相对较少,并未形成一定的规模,所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优势。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加快开展区域贸易协定签署谈判。

(三)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有较强的异质性,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区域有着较大的差别,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影响因素的情况,本文根据地理位置将54个国家划分为4个不同的地区①,分别为中亚和独联体国家(12国)、中东欧(14国)、西亚(13国)东南亚和南亚(15国)。详细结果见表4。

表4 中国对各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4可知,4个地区影响服务贸易效率的因素各不相同,有较强的异质性。地理距离在除西亚以外的各地区都促进了服务贸易效率的提升,这可能是因为距离的增加为中国向不同时区国家提供客户支持服务、后台服务、一些数据处理提供了机会,而中国对西亚地区的服务出口更依赖于个人服务,与Nasir S(2013)等[1]得到的结论相似。互联网水平距离系数在西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显著为正,而其余地区不显著。这可能是中国对这两国地区服务贸易出口以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为主,而对其他地区以传统贸易为主。城镇化水平系数在东南亚和南亚为负,说明该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对服务贸易的质量需求不高。中国对外投资系数在不同地区有正有负,说明中国在不同地区投资的领域有所偏重,对中亚和独联体国家的投资偏向货物贸易领域,而对西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投资偏向服务贸易领域。

(四)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分析

通过测算结果显示,在2005—2019年间,中国对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平均服务贸易效率值为23.09%,其值相对来说是偏低的,在未来中国服务贸易有很大的出口潜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各国积极响应,加强了与中国的贸易伙伴关系,促进了双方在各个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从而提高了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效率。虽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但随着中国与各国合作关系的深化,贸易出口效率会进一步提升。

由图1可知,中国对中亚和独联体国家的服务贸易平均出口效率最高,达到31.55%。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亚地区互联互通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时期,与中国合作的大批项目落地运营,开辟了通向世界港口的运输通道,中欧班列的开通使得中亚国家成为中欧连接的交通枢纽,而我国由于服务贸易出口的形式以运输为主,使得我国对中亚地区服务贸易效率大大提升;另一方面,中亚和独联体国家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成立上合组织20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与中亚国家在其框架内进行合作,互相尊重各国间的政治选择和经济文化发展道路,为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目前,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数字经济的领域也在不断加强合作,在未来将完善经贸往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中国对中亚地区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升。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服务贸易平均出口效率最低,为12.55%,其主要原因是中东欧地区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更加靠近欧洲,其历史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有着较大差异,而欧洲服务贸易出口的竞争力要强于中国,导致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出口服务贸易效率较低。但随着中欧班列班次逐年不断增加,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交流,在未来服务贸易效率将会提升。

中国对西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分别为24.56%和24.79%。西亚地区有着较为丰富油气资源,但由于该地区的国家经济水平发展较差,缺乏先进的技术,在向中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的同时也会附加服务的进口,但是由于西亚地区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局势动荡影响,也会使得中国对该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损失。东南亚国家组建的东盟是中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但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有着较强的相似性,在国际分工中服务贸易领域出口以运输业和旅游业为主。第二,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比较低,通信基础设施也较弱。这使得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效率较低,但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接壤,旅游贸易的往来会促进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而南亚地区国家已经成为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由于该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会选择从中国进口服务贸易用于其国内建设。

(五)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明以上回归结果的准确性,考虑到某些变量测量的误差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使得回归结果不准确。因此本文参考李文霞和杨逢珉[14]的方法将制度距离的一阶滞后项引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替换掉原来的制度距离,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对比表3和表5,除地理距离和互联网水平距离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外,其余变量均通过了在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制度距离系数变大,说明不考虑制度因素可能会高估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效率。从整体回归结果来看,构建的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估计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所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运用Front4.1软件测算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的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一步法”对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并得到了以下结论。

1.基于时变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1)中国人口数量对贸易的出口效率具有抑制作用,而贸易国的人口数量对贸易的出口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中国国内市场对服务需求会使得中国减少对外服务的出口,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数量会使得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有较大的国际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要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改变服务贸易的结构,加快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网络,促进双边服务贸易开展。

(2)中国与进口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进口国经济水平发展会使得该国人口的购买力水平上升,政府的税收增加,进而促进中国对该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这要求中国政府应该继续保持对服务产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提升服务业的规模与质量来满足各国对服务贸易的需求。

(3)地理距离不会对服务贸易出口造成阻碍,说明不同于货物贸易,大多数服务贸易属于无形产品;另外“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逐渐开发新航线,完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使得交通运输较为发达,会促进中国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出口。

2.基于“一步法”贸易非效率模型

(1)经济距离、中国与贸易国经济自由度和中国对外投资水平对服务贸易效率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因此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各领域的合作,不断优化贸易环境和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自由度和通信基础设施水平。

(2)制度距离、综合贸易成本、城镇化水平对服务贸易效率起到抑制作用。因此,中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政治沟通和文化交流,以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在服务贸易领域深入合作,全力打造政治互相、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经济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提升自身服务出口质量。

(二)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比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效率并不高,平均出口效率只有23%左右,其中中亚和独联体、东南亚和南亚、西亚地区高于平均值,中东欧地区低于平均值。总体来说,在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求中国在开展对外贸易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服务贸易的出口,大力提升服务企业数字化水平,改变以低端服务贸易出口的现状,加快通信业、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部门发展,进一步形成自身的出口优势来提升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

其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各国展开贸易的同时加强中国在服务贸易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专业知识人才方面的输出,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改善其国内通讯设施水平低和国民购买力水平低的现状,不断缩小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从而深入全方位双边合作,推动双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注 释]

① 中亚和独联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中东欧：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北马其顿;西亚：伊朗、土耳其、约旦、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东南亚和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菲律宾、蒙古、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