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东,郑建君

一、引言

作为一种能够驱动个体行为倾向表现出持久性、稳定性、一致性的心理结构,人格特质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1]、心理健康[2]、职业满意度[3]等因素的重要预测变量,这些议题得到了充分研究。但人格特质在政治领域如何发挥影响的相关研究还相对缺乏,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国外领导人的解析上,侧重描绘其人格特质及政策风格[4][5] [6] [7],至于普通公民的人格特质,国内学者已针对政治态度[8]和政治行为[9][10]等结果变量对其政治影响效果进行了初步探索,但这些研究无法对人格特质在政治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全面而系统的展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特征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张扬等特点[11],这些特点使个体的政治观念与行为具有更加鲜明的个人特色,因此,针对普通公民人格特质及其政治影响的相关议题需要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政治价值观是个体关于政府、公民和社会的总体性规范原则和信仰假设的判定标准[12],它被认为是内在个体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双重作用的产物[13]。然而国内既往研究侧重从宏观视角探讨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在社会变迁进程下的变化与差异[14][15],忽视了个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个体微观视角分析政治价值观形成的研究明显不足。鉴于人格特质致使个体在面对政治议题时存在差异化的态度和行为,作为政治态度和行为形成的基础,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必然也会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致力于探究政治价值观形成中人格因素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以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CASTP)为框架,探究和解释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作用及机制。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指出,在人格系统中有一套认知-情感单元,其中认知表征和情感状态动态地相互作用,其关系构成了人格结构的核心;同时,人格系统与情境的相关心理特征也会发生相互作用,使得社会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在不同情境中产生具有差异性的独特模式[16]。政治人格是在遗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个体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心理特质综合,是影响个体政治行为的动力机制[17]。因此,本研究将政治人格作为中介变量以探究基本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的作用机制。此外,人格系统中的情感单元属于无意识层面,这种无意识的情感反应可以迅速触发与之密切相关的认知和行为,而上述影响关系会因个体的理性发展(如知识累积量、认知成熟度等)而改变。作为衡量个体所接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个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促使其认知能力和对社会规范的理解能力得以提升[18],从而降低人格中无意识层面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人格特质通过政治人格对政治价值观的间接影响是否以及如何受到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人格特质与政治价值观

人格与政治的影响机制问题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经典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人格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作为个体形成具体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基础,政治价值观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一项纵向研究表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格差异始于童年早期并影响整个人生的政治取向。具体而言,那些幼儿时期被老师描述为“发展亲密关系、自力更生、精力充沛、有点支配性、相对受控制、有韧性”的儿童在成年后更容易成长为自由主义者,而那些保守主义者在童年早期则被认为是“感觉易受伤害、易怒、优柔寡断、恐惧、固执、压抑、相对过度控制和脆弱的”[19]。这一研究为人格特质和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影响关系提供了佐证。关于人格特质与政治价值观关系的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五人格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大五人格模型将人格分为尽责性、宜人性、外向性、开放性和神经质五个维度[20]。通过对比基于不同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样本得出的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尽责性、开放性与政治价值观的关系较为稳定、一致。具体来讲,尽责性与保守主义政治价值观正相关,开放性与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正相关;而宜人性、外向性和神经质这三种人格特质与政治价值观的关系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现出不同形态[21][22] [23] [24] [25]。

鉴于中国与上述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研究人格特质与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表现。中国人的人格特质[11]和政治价值观[14][15]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两者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由于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人格特质的形成和定型早于政治价值观,因此,政治价值观的个体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或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具有显著影响。

(二)政治人格的中介作用

政治人格是在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心理构成。既有关于政治人格研究的路径选择主要有精神分析、特质视角和认知取向三种[26]。其中,在特质视角下的政治人格研究,主要关注的类型和变量包括权威主义人格、马基雅维利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等[27]。双加工动机模型(dual-process model) 更是直接将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两种政治人格特质视为社会政治态度的两种基本维度[28]。为此,本研究对政治人格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两种类型。权威主义人格是在微观个体层次表现出的一种服从权威、依附群体、偏爱维持现状且反对个体自由、厌恶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心理特质[29];而社会支配倾向被定义为人们对群体支配和群体不平等给予的评价[30],反映了个体期望内群体优于和支配外群体的程度。

依据双加工动机模型[28],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所具有的不同的动机性目标源于不同的心理基础。其中,社会安全和控制是高权威主义人格的动机性目标,受到社会服从-自主这一人格维度的影响,并被“世界是危险的和具有威胁性”的情境认知所激活[28];社会支配倾向的动机目标是群体支配和优势,受到强硬人格维度的影响,并被“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竞争丛林”的情境认知所激活[28]。当使用大五人格这一概念模型来解析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的特质基础时发现,低开放性和高尽责性的特质倾向成为权威主义人格形成的人格影响来源,而社会支配倾向的形成则主要由较低的宜人性特质倾向所导致[31]。一项元分析也指出,高尽责性、低开放性对权威主义人格影响显著,而低宜人性和低开放性对社会支配倾向影响显著[32]。

一般观点认为,上述两种政治人格与保守主义价值观相联系。保守主义政治价值观旨在维护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秩序,维持传统社会安排的价值观和立场,这些对具有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的个体具有强烈吸引力[33],特别是权威主义人格对保守主义倾向的正向预测趋势,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34];而社会支配倾向则是影响群体歧视和偏见的重要人格变量[35][36] [37]。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 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在人格特质与政治价值观中起中介作用。

(三)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

教育可以提高个体的政治认知能力[18],而政治认知能力较强的个体,其批判和质疑意识较强,能够对纷繁复杂的政治信息进行理性加工和分析[38]。因此,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不仅能够接受更加多元复杂的信息,而且还具有较高的信息加工和反思能力;而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则更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直觉进行价值判断。

在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上得分更高的个体,其客观认知能力更低,主观认知能力更高,表现出“过度自信”的特征,即绝对能力低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做出高估[39]。同时,这种过度自信的认知风格往往伴随着高认知闭合需求,使得个体更加抵制新信息而固守已有的信念。此外,教育可以提高民众的认知练达度,使其对新议题、新观点表现出更为包容的态度,进而调节权威主义人格、社会支配倾向与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34]。进一步,教育还能够调节人格特质通过权威主义人格、社会支配倾向对政治价值观的间接作用。在高教育水平条件下,个体能够通过广泛收集信息和理性思考来应对人格系统中对威胁和竞争的恐惧;反之,低教育水平的个体在接受复杂、模糊信息时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不安,并对获得确定性信息有更高的期望,因而会更加依赖已知信念或本能而做出判断。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 教育水平调节了权威主义人格与政治价值观的关系。

H3b 人格特质通过权威主义人格对政治价值观的间接作用受到教育水平的反向调节影响,即个体的教育水平越高,人格特质通过权威主义人格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效应越低。

H4a 教育水平调节了社会支配倾向与政治价值观的关系。

H4b 人格特质通过社会支配倾向对政治价值观的间接作用受到教育水平的反向调节影响,即个体的教育水平越高,人格特质通过社会支配倾向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效应越低。

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在人格特质与政治价值观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同时上述机制受到个体教育水平的调节影响。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通过线上平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发放,最终收回有效问卷3840份。其中,东部地区2146人,中部地区746人,西部地区764人,东北地区184人(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被试年龄分布在18～88岁,平均年龄为31.1岁(SD=9.03);在性别上,男性1915人(49.87%),女性1925人(50.13%);在民族上,汉族3576人(93.12%),少数民族264人(6.88%);在学历上,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的被试分别为17人、161人、497人、710人、1864人、591人,所占比例分别为0.44%、4.19%、12.94%、18.50%、48.54%、15.39%;在婚姻状况分布方面,未婚1745人(45.44%),已婚2095人(54.56%);在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人士、群众的被试分别为1186人、1204人、183人和1267人,所占比例分别为30.89%、31.35%、4.77%和32.99%;在月收入上,1500元及以下、1501～3000元、3001～5000元、3001～5000元、8000元以上的被试分别为620人、474人、1011人、1150人和585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6.15%、12.34%、26.33%、29.95%和15.23%;在户籍类型上,城镇户籍2682人(69.84%),农村户籍1158人(30.16%)。

(二)测量工具

1.人格特质。采用王孟成等人修订的大五人格量表CBF-PI-151[40]。该量表由神经质、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5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有3个题目,共计15个题目,采用 6点计分(备选项中的数字从1到6,分别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量表中有2个反向计分题目,在进行后续统计分析时,将反向计分题转换为正向计分方式,同时将每个维度中的题目得分加总求均值。神经质、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3、0.73、0.74、0.84、0.54。

2.政治价值观。采用郑建君、赵东东编制的政治价值观量表[41]。该量表共计27个题目,包括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政府有为7种政治价值观,采用5点计分(备选项中的数字从1到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所有题目均为正向计分,将各题目的得分加总求均值,得分越高表示该个体济世兴邦的政治价值取向越强烈。政治价值观的整体信度系数为0.96。

3.权威主义人格。采用 Mavor、Louis 和 Sibley 等人编制的简版权威主义人格量表[42]。该量表包含14个题目、包括3个维度,即权威人格攻击性、权威人格顺从性、权威人格传统性,采用5点计分(备选项中的数字从1到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其中,反向计分题目7个,在进行后续统计分析时,将反向计分题转换为正向计分方式。然而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原有量表中的某些题目和维度在中国样本中并不适用,删掉量表中与三个维度载荷较小的5个题目后,权威人格攻击性、权威人格顺从性、权威人格传统性三个维度题目个数分别为2、3、4,其信度系数分别为0.81、0.66、0.72。

4.社会支配倾向。采用张智勇等人修订的社会支配倾向量表[43]。该量表包含14个题目、4个维度,即反对群体平等、赞同优势群体的支配性、赞同劣势群体的较低地位、赞同维持等级差异,采用7点计分(备选项中的数字从1到7,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其中,反向计分题目6个,在进行后续统计分析时,将反向计分题转换为正向计分方式。反对群体平等、赞同优势群体的支配性、赞同劣势群体的较低地位、赞同维持等级差异4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4、0.74、0.78、0.70。

5.教育水平。根据不同学历所受教育年时对教育水平重新赋值,将其设置为连续变量。其中,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6种不同学历类型分别转变为数值6、9、12、15、16、19。

四、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1所示,对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政治价值观与人格特质、权威主义人格、社会支配倾向显著相关。具体来讲,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权威主义人格与政治价值观显著正相关,外向性、社会支配倾向与政治价值观显著负相关;权威主义人格与尽责性、宜人性和开放性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和外向性显著负相关;社会支配倾向与神经质、开放性和外向性显著正相关,与宜人性显著负相关。

表1 核心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矩阵

(二)假设检验

1.主效应、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

运用SPSS及宏程序PROCESS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首先采用分层回归分析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作用以及政治人格的中介作用和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再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在进行模型检验之前,对所关注的预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非连续数据的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此外,对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进行统计检验,VIF值为1.052～1.832,说明本研究所关注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将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户籍、年龄、月收入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首先通过模型1检验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影响的总效应;其次,分别对模型2、3进行回归,以验证人格特质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再次,构建模型4考察中介变量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以及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是否具有直接效应;最后,在模型5中加入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探究调节变量在中介变量影响政治价值观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主效应、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均对政治价值观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神经质(b=-0.037,se=0.016,t=-2.619,P<0.01)、开放性(b=-0.074,se=0.015,t=-4.871,P<0.001)和外向性(b=-0.096,se=0.014,t=-7.020,P<0.001)对政治价值观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尽责性(b=0.257,se=0.017,t=15.549,P<0.001)和宜人性(b=0.372,se=0.016,t=23.339,P<0.001)则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得到验证。

在模型2中,尽责性(b=0.133,se=0.019,t=7.110,P<0.001)和宜人性(b=0.114,se=0.018,t=6.340,P<0.001)对权威主义人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3中,神经质(b=0.251,se=0.016,t=15.634,P<0.001)、开放性(b=0.248,se=0.017,t=14.342,P<0.001)、外向性(b=0.085,se=0.016,t=5.395,P<0.001)对社会支配倾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尽责性(b=-0.069,se=0.019,t=-3.630,P<0.001)、宜人性(b=-0.125,se=0.018,t=-6.872,P<0.001)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模型4中,神经质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不再显著,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系数有所减小,权威主义人格(b=0.129,se=0.014,t=9.199,P<0.001)和社会支配倾向(b=-0.158,se=0.014,t=-11.385,P<0.001)分别对政治价值观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

进一步对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权威主义人格在尽责性、宜人性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中间接效应显著,其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17、0.015;社会支配倾向在神经质、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中间接效应显著,其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40、0.011、0.020、-0.039、-0.013。因此,假设H2得到部分支持。

表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模型5检验了教育水平的调节效应,可以看出权威主义人格与教育水平的交互项(b=-0.103,se=0.013,t=-8.182,P<0.001)、社会支配倾向与教育水平的交互项(b=0.070,se=0.013,t=5.348,P<0.001)均显著影响政治价值观。为了更直观地观察上述调节效应,将教育水平按M±1SD划分出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在教育水平高分组(bsimple slope= 0.057, se=0.018,t=3.240,P<0.01)和低分组(bsimple slope= 0.264, se=0.020,t=13.333,P<0.001)中,权威主义人格对政治价值观的正向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总体来看,随着个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其权威主义人格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效应显著降低(Z=7.70,P<0.001)。同样,在教育水平高分组(bsimple slope=-0.072, se=0.017,t=-4.152,P<0.001)和低分组(bsimple slope=-0.213, se=0.021,t=-10.404,P<0.001)中,社会支配倾向对政治价值观的负向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总体来看,随着个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社会支配倾向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效应也表现出明显的降低(Z=5.42,P<0.001)。因此,假设H3a、H4a成立。

2.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

进一步检验教育水平对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计算出教育水平在M±1SD情况下的间接效应值,并对间接效应值进行差异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第一,以权威主义人格为中介变量,尽责性与政治价值观之间的间接效应值在教育水平高分组(0.008)和低分组(0.035)条件下都是显著的,并且高低分组之间的间接效应值差异(-0.027)显著;同时,宜人性通过权威主义人格对政治价值观影响的间接效应亦受到个体教育水平的显著调节影响。第二,以社会支配倾向为中介变量,神经质与政治价值观之间的间接效应值在教育水平高分组(-0.018)和低分组(-0.053)条件下都是显著的,并且高低分组之间的间接效应值差异(0.035)显著;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等四个特质通过社会支配倾向对政治价值观影响的间接效应亦是如此,受到个体教育水平的显著调节影响。由此可见,随着个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人格特质通过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对政治价值观的间接影响效应减弱。因此,假设H3b、H4b成立。

表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为检验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机制与条件,本研究依据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然而由于通过网络获取的样本数据不具有随机性,且最终样本呈现出年龄低、学历高的特点,因此本研究结果仅能限定在中国的高学历青年群体之中,不能将研究结论推广至全体中国民众。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的高学历青年群体中,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具有显著影响;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在人格特质与政治价值观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教育水平调节了权威主义人格、社会支配倾向两种政治人格和政治价值观的关系,并削弱了人格特质通过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对政治价值观影响的间接效应。

(一)结果分析与讨论

首先,本研究验证了人格特质对中国高学历青年群体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作用。虽然有关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作用已得到多个国家样本数据的验证,但其关系的呈现形态在不同国家的研究中展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和复杂性[44]。本研究显示,在中国的高学历青年群体中,尽责性、宜人性对济世兴邦的政治价值取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神经质、开放性和外向性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证实,中国高学历青年群体的政治价值取向,不仅受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同时还受制于个体自身的心理结构。

其次,本研究验证了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在人格特质和政治价值观之间的中介作用,深化了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影响机制的理解。政治价值观的形成是需求激发、认知加工和非理性因素调节的整合过程[13],而政治人格是具有需求和动机的主体在社会环境的激发下形成的认知和情感的统一体,因此,作为认知和情感的统一体,政治人格是促成个体政治价值观形成中更为直接的心理变量。本研究显示,在中国的高学历青年群体中,权威主义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在人格特质影响政治价值观的关系中具有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确认了人格特质与不同情境特征发生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政治人格对政治价值取向的影响效应。

最后,本研究将教育水平作为衡量个体认知状况的操作变量整合到上述框架中,检验了人格特质通过政治人格对政治价值观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认为,行为受到人格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社会认知-情感单元的调节,即在人格系统中,认知和情感单元之间不是离散和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16]。本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能够运用理性认知去建构理想的政治蓝图,确定判断政治事件的标准,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个体则更容易根据自身的个性和对政治环境的感知决定如何评判政治。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认知与情感单元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对政治的判断标准,完善了人格特质对政治价值观产生作用的边界条件,也在一定意义上确认了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与潜力。

(二)实践启示

政治价值观关系国家稳定,为保持国家稳定态势,需进一步引导和培育中国公民将济世兴邦的政治价值取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第一,在中国的高学历青年群体中,人格特质显著影响其政治价值观,且不同人格特质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差异显著。因此,在针对高学历青年群体的政治价值观培育过程中,不仅要认识到价值观养成在不同特质群体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还要针对不同特质人群“因材施教”,制定相应方案,使尽责性和宜人性特质对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的正向影响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要特别关注对易于激发个体尽责性和宜人性特质的认知情境的设置,例如对秩序、仁慈、利他等价值的宣传,并创造与此价值相对应的社会环境。第二,本研究揭示的政治价值观的中介机制表明,对于中国的高学历青年群体而言,政治人格是人格特质影响政治价值观的重要中间因素。鉴于社会支配倾向对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的负向作用,需要格外警惕这一政治人格在社会稳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推动共同富裕、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法治建设以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环境,同时还要加强公民的有序参与、提升政民互动效果,形成平等互惠、和谐友善的社会氛围。第三,在中国的高学历青年群体中,教育水平的提升可降低其政治人格对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的影响,因此,应不断加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有序提高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同时,注重培养和提升公众的理性思维与政治认知水平,减少公众的极端情绪情感对国家稳定的负面影响;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群都有机会享受高质量教育发展的成果。

(三)不足与展望

首先,人格特质、政治人格和政治价值观可能形成于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但本研究采用的横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对其中的因果关系形成定论,未来可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对该主题进行深度剖析;同时,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属于非随机性数据,因而不能轻易将研究结论推论至中国全体民众,未来可采用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数据来对本研究结果进行检验。其次,政治人格是一个包含认知和情感等因素的复合概念,而本研究并未能清晰呈现人格特质如何通过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分别对政治价值观施加影响。未来可在人格特质影响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中分别抽离出认知和情感两条路径,以进一步明确和探析人格中认知与情感两类因素对政治价值取向的影响机制。最后,本研究只是对政治价值观的人格基础进行了初步分析,但相较于人的复杂性来说,对大五人格中的每一个特质和政治价值观的关系进行分别检验并不足以清晰探知个体在何种程度上展现出济世兴邦的政治价值取向。因此,未来可借鉴尹奎等人提出的以个体为中心的大五人格剖面的分析路径[45],注重探索人格特质间的不同组合导致个体在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