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抗日的复杂背景下，叶挺归国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成为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新四军军长，对新四军的成功建立、新四军的发展壮大、皖南事变中保留新四军的革命火种及抗日战争的胜利等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叶挺；新四军；抗战

[作者简介]欧永江，中共佛山市委党校助教，广东佛山 528000。

[中图分类号] D239，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3）06-0063-04

一、改编组建并发展壮大新四军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在受到严厉指责和不公正对待后出走西欧，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东三省，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无视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身在国外的叶挺闻讯后于1932年回到澳门定居，蒋介石在得知消息后，立马联系叶挺。叶挺坚持自己高尚的贞节和革命理念，拒绝蒋介石拉拢，劝退前来说服的陈诚，积极筹划抗日爱国运动，并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接触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争取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但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组织转为地下工作并不能轻易联系上。随后叶挺得知南昌起义的战友阳翰笙身在上海，便迅速写信给阳翰笙，诉说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与抗日救国的想法，并邀请阳翰笙前来澳门面谈。阳翰笙收到信后，迅速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央派遣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会面。至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的叶挺重新取得联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此之前与叶挺保持联系的张云逸告知叶挺局势变化，希望叶挺为国共联合抗日做些工作。为更好开展抗日工作，叶挺举家从澳门搬迁至上海。此时，叶挺遇见来上海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联合抗日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共双方就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未达成共识。蒋介石依然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以武力消灭这支革命力量。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华中，严重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才不得已放弃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武装进攻，但在改编这支抗日武装力量上，蒋介石企图以自己的爱将陈诚出面改编，达到控制目的。叶挺向周恩来倾诉了抗日的愿望，周恩来个人建议叶挺出面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随后，叶挺会见陈诚表明出面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意愿，陈诚告知蒋介石，蒋考虑与其受共产党控制这支部队，不如由叶挺进行改编，日后还可劝其投入怀下。在并未征求共产党的同意下，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南方各省游击队。国共两党合作背景和叶挺个人的民族大义与革命信仰等众多因素促使叶挺复出抗日。

1937年11月3日，叶挺受中共中央之邀抵达延安，在随后几天会谈中，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经过中共中央郑重考虑，“新四军隶属于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坤参谋长。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辦事处。……并拟将陕北部队增编一师，由叶挺向南京提出”。①叶挺当即表示赞同，希望中央派遣得力干部协助其负责新四军工作，并表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一心跟随党的步伐完成中国革命事业。至此，中共中央通过对叶挺的深入了解，加深了对叶挺的信任，把组建新四军和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交由叶挺。

1937年11月9日，叶挺离开延安奔赴武汉，着手开始组建新四军军部和改编军队工作。按照中央指示，新四军编制为“两师四旅八团”，并且编制由叶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需得到南京政府认可。叶挺遵循中央指示，利用自身特殊身份和关系，奔赴国民党军政机关，会见国民党高级首脑。1937年1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叶挺，叶挺按照中央指示向蒋介石提出有关新四军编制、军费和干部名单等问题其均不接受，表示南方游击队与八路军不同，不能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改编。叶挺为顾全民族大局，提出经费和收编抗日部队问题，均遭到反对。为此，叶挺愤然提出辞职，令其另选他人担任新四军军长。随后，叶挺在与陈诚、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官交涉中，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取得了初步成功。1938年1月8日，经何应钦核定，新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1、2、3、4支队司令员，并拨给了部分经费。接着电报中“要叶挺继续向陈诚请求增加经费及发表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等委令②”。在叶挺的不懈努力下，国民党方面任命的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基本上与中共中央的意见一致。1938年1月9日，新四军军部开始正常运转，各部门领导人进行工作，新四军的组建工作由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完成军部组建和部队改编后，新四军面临何时发展部队，向何处发展部队，怎样发展部队等问题。1937年底，日军相继占领上海、南京等主要城市，华东大片领土已经沦陷。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已经退居浙赣山区，却命令新四军前往南京、芜湖等地抗击作战，其用意十分明显。一方面，国民党设想用新四军阻挡日军的猛烈进攻，拖延日军进攻华中时间，为国民党军队调动和党政机关部署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国民党借刀杀人的意图，幻想利用日军消灭新四军这支共产党军队。新四军军部对于国民党这一命令显得十分谨慎。由于当时刚组建成功，装备差，人员缺乏，思想认识不统一，对敌后情况不了解，新四军领导人对于部队集合点、前进时间以及转移路线都犹豫不决。毛泽东于1938年5月4日给新四军发布一份有关新四军作战计划和挺进华中敌后的电报，指出新四军要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且明确了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的目标和任务。叶挺坚持贯彻党中央方针，坚决执行党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指示，推进新四军向敌后发展。1939年2月，根据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精神，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指导工作，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巩固，向东作战”的发展方针。叶挺同意党中央这一指导方针，并于2月23日致电蒋介石提出意见。1939年4月叶挺随同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和军参谋处处长赖传珠前往江北与张云逸同志会合。5月中旬，在叶挺的指挥下，新四军江北指挥所顺利成立，为华中第一块抗日根据地——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建立和发展，新四军的影响力和规模不断扩大。

二、率部突围被俘后坚持狱中斗争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新四军不断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自身力量。蒋介石害怕新四军这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壮大，威胁到自身的独裁统治。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战场中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驻扎华中进行抗日活动的新四军成为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工作中心。在国际方面，日本大举进攻亚太地区，与英美的摩擦不断升级，英美等国也加大对国民党当局的抗战援助。为防止日本进攻苏联的远东地区，斯大林也提供多项军事援助给国民政府；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应对中国。这些都使得蒋介石加紧开始第二次反共，特别是1940年10月，国共两党在江苏黄桥镇爆发过冲突，新四军全歼国民党部一万余人，使国民党方面对这支日益壮大的人民军队恨之入骨，加紧部署消灭新四军计划。

新四军是由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项英是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作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新四军领导权在中共东南分局，叶挺由于无党派人士身份，并不能参与军队重大会议的商讨和重大决策的执行。所以，新四军的实际指挥权在项英手中。长期以来，新四军的工作是项英主内叶挺主外的配合，项英副军长负责军队内部各项工作，统筹军队的发展方向和思想统一。叶挺则主要负责军队对外统战工作，主要与国民党方面协商合作抗日。两人对于中共中央确定关于新四军东进北上的发展方针产生较大分歧。叶挺坚决执行中央策略，并多次部署安排。项英则因多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自主游击战争经历，对中央政策方针贯彻不积极，仍让新四军固守皖南。1940年中共中央多次致电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明确指出新四军应尽快向北发展，军部尽早北移。项英却坚持认为驻守南部更有利于军队发展，延误了北移时机。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行军至安徽皖南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八万多人袭击。在突围的紧急关头，项英副军长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三人协同一部分战士私自离队。1月9日，叶挺致电党中央和中原局告知项英等人离队以及部队被围的战事情况，表明我为全体安计，必将坚持到底。中共中央致电明确回复：新四军全体战士要在叶挺军长的指挥领导下，突破敌军包围，完成北移任务。这是叶挺第一次全权指挥新四军战斗。1月13日，被围困多日的新四军军部选择分两路突围工作，一队由项英、周子昆等人率领，一队由叶挺、饶漱石带领。第二日凌晨，叶挺带领的突围分队一千多人陷入了敌军的包围中，未能突围成功。为挽救新四军战士，叶挺孤身下山与国军进行谈判，随后被无理扣押。

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长达五年之久。叶挺首先被关押于江西上饶，后转于三战区司令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设宴邀请叶挺参加，其意图想让叶挺归顺蒋介石为国民党办事。席间，顾祝同一面挑拨离间，不断提及项英和叶挺的个人恩怨，一面陈诉归顺国民党的好处。叶挺不为所动，义正言辞地拒绝顾祝同的邀请，愤然痛斥国民党军队不抗击日军却进攻新四军的行为。1942年叶挺被派遣關押至湖北恩施长达两年之多。在此期间，蒋介石多次令部下对其劝降无果，身为蒋介石心腹的陈诚自荐愿劝说叶挺归顺国民党。陈诚与叶挺是故交，两人曾一起就读于保定军校，北伐革命时期，两人革命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叶挺到达恩施后，陈诚对叶挺十分照顾，不仅为叶挺配备专业厨师，还将叶挺软禁于郊外村民家中，这样叶挺可以获得多一点自由空间。叶挺崇高的个人气节拒绝了陈诚对其的特殊照顾，心知肚明这是国民党对他采取的软方式劝降。在一次陈诚拜访中，叶挺呵斥到：“前方战士正在流血奋战，你们却吃着山珍海味，享受荣华富贵。我在新四军时期跟着战士们一起吃苦抗战，这些特殊待遇我担当不起。”陈诚见叶挺刚正不阿，便挑明说：“跟着共产党也是抗日，跟国民党也是抗日。你来国民党就可担任司令官，为何不愿？”叶挺听此话甚是气愤，痛批国民党残杀新四军，不顾及民族利益。多次劝降叶挺未果后，陈诚便不再来。

在这五年的囚禁时期，叶挺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顽强地斗争和英勇地抵抗，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抗战到底的决心。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叶挺始终坚守一个革命人士的崇高气节和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对于前来劝降的国民党高官、故人和叛徒，叶挺都严正决绝，对于与自己一起被扣押的新四军将士们，叶挺时刻关心他们的处境，在自己被限制自由的情况下，积极联系党组织。叶挺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一心向党的信念终于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1946年3月4日，叶挺被释放出狱，十小时后立马起草致电延安党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收到叶挺同志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亲自修稿回复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叶挺自1927年脱党后，时隔近二十年再次回归党的怀抱。

三、叶挺在抗战实践的历史启示

（一）敢于斗争，发扬斗争精神

叶挺回国后获悉自己将担任新四军军长时，“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相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仍毅然接受这一使命。面对国民党对于新四军人员编制、军队经费、武器弹药等方面的限制与阻挠，叶挺游说于国民党高层间，努力向国民党当局争取军饷，并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和特殊身份为新四军招募人员和筹款集物。新四军主要活动于华中地区，经常受国民党顽固派与日军的联合夹击，军队发展处处受限。叶挺坚决反击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奋起抗击日军的进攻。由于自身身份的特殊，叶挺开展工作十分艰难，仍然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始终维护统一抗战大局。五年牢狱生涯，叶挺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能夺志”的革命决心写下荡气回肠的《囚歌》，与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到底。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以叶挺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正是依靠敢于斗争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号召全党同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当前，我们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自身斗争本领，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才能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二）人民至上，心系人民利益

叶挺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出任新四军军长，志在抗击日寇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身份，作为国共双方认可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一直奔波于国共之间。从组建时期新四军干部任命到新四军深入敌后抗战路线和发展壮大扩编等问题上，国共双方矛盾争议不断。叶挺作为新四军军长，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民族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贯彻中央方针，深入敌后抗击华中日军保卫人民利益。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百年奋斗的一条基本经验。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生动表达，是共产党人之所以为共产党人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新征程的道路上，党员干部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不忘初心，永葆赤子之心

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叶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爆发，叶挺从海外归来，国民党蒋介石为示“礼遇”，曾向他许诺任意一个集团军都可去指挥，但叶挺却主动要求担任新四军军长，这是本着对党绝对忠诚，为党掌握好这支武装力量才不惜赴汤蹈火。担任新四军军长时期，叶挺因为非党员身份有职无权，自己的许多抗日救国主张无法实现，却始终信仰不变，信念不变，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国民党囚禁，面对将被处死和高官厚禄的威逼利诱，仍不为所动，顽强斗争。出狱后，叶挺第二天便申请重新加入共产党，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完成革命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以叶挺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疑在忠诚上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对党忠诚就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以先烈先辈为镜，永葆对党的赤诚忠心。

[注释]

①毛澤东关于新四军编制与领导干部配备问题致秦邦宪电（1937年11月6日）[M]//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15：56.

②熊河水，刘勉玉.叶挺与新四军军部的组建[J].铁流，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