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芹　袁献敏

是他把南湖红船的革命火种播撒到了滹沱河两岸的冀中平原腹地；是他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和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为后人留下了凝聚理想的“两个第一”；是他掀开了中国农村革命的崭新一页，为河北创造了独特而宝贵的红色资源。他就是革命先驱弓仲韬。

弓仲韬出生于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村庄——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1911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与校友李大钊结识。1923年2月，在北京任教的弓仲韬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李大钊委派，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从此他罔顾安危，抛家舍子，投身革命事业。先后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和河北省第一个县委——安平县委，造就了“两个第一”的历史丰碑。“两个第一”逐渐积蕴起蓬勃的力量，觉醒了沉睡的土地，觉悟了劳苦的大众，为后来冀中地区的革命发展播种下不可估量的希望。

弓仲韬走上革命道路，一心向党、矢志不渝播撒红色火种，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对他影响深远。

家庭教育培养他志存高远的气节风骨

司马迁曾说过：“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弓仲韬走上革命道路，离不开其家庭家风的熏陶。从明朝初年到清朝末年，几百年间，安平县台城村说起大户人家来，首屈一指的要算弓家。到清朝后期，弓氏家族最鼎盛时拥有土地4000多亩，修得深宅大院一片，常年雇佣的管家、长工、仆役数十人。1886年，弓仲韬就出生在这个富庶的家庭。

弓家不仅是名门望族，也是乡村里的书香门第。弓家崇尚“学而优则仕”，世代有耕读家风。弓氏的十六世祖也就是弓仲韬的曾祖父弓摛华，生于清道光二年（1822），经科举考试成为贡生“钦加五品衔”。弓仲韬祖父弓汝恒是同治年间候选直隶州州判。弓仲韬父亲弓堪经州县推荐再加考试成为拔贡，在东北任教谕一类官职，民国初年曾任县帮审，是开明士绅。他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赞同康梁变法，倡导建立新式学堂，思想比较进步，并让弓仲韬及他的弟弟妹妹们在新式学校读书。弓仲韬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关心国事，思想进步，经常向群众进行反封建宣传，提倡放足、剪辫子等。1911年，弓仲韬走出了家门，离开了优渥的家庭生活环境，抱定“深研法政以期救国图强”的理念，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就读于该校中学三班。受学长李大钊影响，弓仲韬在勤奋学习之余，也积极投身到风云激荡的社会洪流中。弓仲韬大弟弟弓叔耕，曾就读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兵工制造，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二弟弓季耘，也学有所成，就职于铁路部门，抗战爆发前任山西榆次火车站副站长。小妹弓会詹，曾就读于保定育德中学，弓仲韬回乡开展革命活动办夜校、列宁小学的时候，弓会詹当教员，也是一个进步的青年。总之，整个家庭对新世界、新知识渴望和探索的氛围无疑对弓仲韬日后追求正义、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积极作用。

社会教育培养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弓仲韬幼年和少年时代，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清王朝国门的乱世之际，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割地求和，国土沦丧，民不聊生。此时的安平人民也同全国人民一样，深陷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而接受了新式學校教育的弓仲韬，犹如混沌初开，知识与学问渐长，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不同于前辈们的感悟和见解。他目睹了封建王朝的腐败和懦弱，达官贵人们的巧取豪夺，以及劳苦大众的悲惨，耳濡目染，使得他隐约产生了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意识。时代浪潮的洗礼，使他逐渐成长为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1911年，弓仲韬考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后，受李大钊影响，在学校第一次接触到经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新学”，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模式颇为赞赏。然而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现实却令人大失所望，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还没有能够支撑多元政治的现实基础。大多数政党自生自灭，犹如昙花一现，既未带来政局的稳定，也未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尤其是在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之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使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议会政治的希望破灭了。对当时社会上各派政党所作所为的失望，促使先进知识分子们开始追寻和探索新的政治力量出现。

五四运动前后，弓仲韬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所小学任教，而此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先进知识分子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像那个特殊年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弓仲韬也积极投身于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开始在新思想中寻觅，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强烈愿望，驱使着他博览群书汲取精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厄运，进而关注和研究俄国革命的发展和影响。李大钊称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十几篇文章和讲演，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渐渐地，在李大钊周围凝聚起一大批先进分子，弓仲韬就是其中的一位。弓仲韬在李大钊影响和带动下，通过积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升华，逐渐完成了由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转变。

自我教育培养他矢志不渝的革命性格

1919年2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号召青年们到农村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正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之必要，所以他决定派弓仲韬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在农村建立党组织。1923年8月，受李大钊派遣，弓仲韬辞去教职，抛弃了在京安定的小康生活，回到家乡台城村。从此，他彻底背叛了他的出身，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开始了自我教育的革命生涯，并锻造成了一名为穷人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外人眼里大富大贵的弓仲韬，回乡后不仅卖地散财办农民夜校、组建农会，还发动贫苦农民向村里的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和雇工增资斗争。而他自己所在的家族就是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在说服本族富户的长辈们给雇工和村里的穷人放粮食、增加工资时，有不少富户坚决抵制，但弓仲韬毫不退让，而是发动雇工在需要抢收抢种的大忙季节向富户提出增资要求，不答应的话就停工，迫使这些富户不得不向雇工屈服。每到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弓仲韬还在弓氏祠堂给穷人放粮、发布匹。一些同族长辈完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百般阻挠，其他一些富户也对他恨之入骨，但弓仲韬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倾其所有地带领农民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在台城特别支部、中共安平县委、中共安（平）饶（阳）联合县委、中共安（平）饶（阳）深（泽）中心县委先后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6月，弓仲韬的家就是上级党组织在安平县的落脚点、联系点。为了掩护党的机关和活动，他曾自筹资金在家中开办列宁小学（对外称台城私立女子小学）、毛巾厂等。他以自己无私的奉献，换来了革命星火的燎原及党团工作的活跃局面。

在自我教育的路途上，弓仲韬不仅把自己献给了党，并为党的事业献出了所有财产，他还付出了整个家庭的几乎所有亲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弓仲韬便成为反动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多次被通缉抓捕。因时常在外避险，无暇照顾家人。1931年，弓仲韬大儿子弓潮病故。年仅8岁的二儿子弓涛被敌人用毒煎饼毒害致死……1933年秋，敌人在抓弓仲韬未果的情况下，将他不满4岁的小儿子弓泗圈禁数日，返家后病故。弓仲韬的大女儿弓浦，从小在家乡跟着他闹革命，还曾担任县委委员，弓浦在北京上学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打成重伤，回家乡后不治身亡。

弓仲韬的妻子常年处于东躲西藏、惊恐不安之中，又痛失儿女，身患重病，气息奄奄。

他的父母本应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然而，因为儿子执意要为穷人翻身解放作斗争，老两口受到各路敌人威逼、打骂，被反复折磨，在唯一的小孙子离世后，两位老人由于伤心过度，也相继去世……

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弓仲韬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但为了革命事业，弓仲韬始终坚守初心、坚定信念，坚贞不渝地为党工作。

七七事变后，弓仲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毅然带上患病的妻子，与小女儿弓乃如一起到陕北找党。历盡艰辛到达西安后因妻子病重，弓仲韬让女儿先走。妻子病逝后，弓仲韬欲赴延安，却因无法通过国民党的封锁区而流落汉中，到一家工厂当伙夫。即使处境艰难，弓仲韬却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责任，每天晚上给工人上夜校，通过讲故事、教工人识字，宣传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鼓动工人起来斗争。他的举动引起了资本家的仇视。1940年，弓仲韬被资本家害瞎了双眼。1943年的秋天，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家乡，与安平县委接上关系，受到县委和冀中区党委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1956年，弓仲韬被小女儿弓乃如接到了哈尔滨安度余生。晚年的弓仲韬，虽然生活过得很好，但他经常伤感甚至痛哭流涕，他说的最多的是：“我不能为党工作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临终前，他还再三嘱咐孩子：“一定要把我节余下的一千元钱交给党，做为我最后的一次党费……”

在弓仲韬的影响下，小女儿弓乃如、堂妹弓彤轩等23位族亲也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鞠躬尽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回顾弓仲韬的一生，家庭教育使他心怀大志，上下求索，寻求救国救民良策；社会教育使他唯真求实、投身革命，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这条正确的道路；自我教育使他矢志不渝、舍身忘我，全身心播撒红色火种，在严酷斗争中饱受无数生死考验。弓仲韬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给后人留下了“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精神，在中国农村党建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笔。

（作者单位：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