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翠艳

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支的建立，为党组织在北方农村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的建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革命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且意味着安平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较早进入了一个由党领导、有组织的崭新阶段。这一事件对中国直中地区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党组织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一、中國共产党建立台城特支的特点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革命形势异常严峻的背景下，台城特支在农村竖起了一面红旗。这其中有许多特点值得关注。

（一）以合法形式为建党工作提供掩护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较长时间处于秘密状态，相较于大城市，直隶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农村的广大劳苦大众深陷水深火热。从农村出来的李大钊了解农村疾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愈发认识到广大农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因此北京区委成立后，李大钊审时度势，派知识分子党员回到家乡发展农民党员，建立农村党组织。安平籍的弓仲韬就是其中之一。

弓仲韬回到安平台城村后，为了让农民更好地接受革命思想，利用自家闲置的三间平房，办起了一个平民夜校，他还编写了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平民千字文》，教大家读书识字，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农民觉悟。当时乡绅办校扫盲不但合法，而且官府也表扬支持。平民夜校为发展农民党员提供了机会。台城农民弓凤洲、弓成山先后入党，台城特支得以建立。

1925年，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安平、饶阳两县合并成立安饶联合县委，由弓仲韬任县委书记，机关依然设立在其家中。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弓仲韬家中来往人员太多，为了掩护党的机关，弓仲韬在自己家前院西厢房开办了“列宁小学”，对外则称“台城私立女子小学”。他常在这里讲授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学生大多是安平、饶阳的党员子女。上级特派员假装是教员，实则掩护县委开展工作。

为掩护党的机关，安（平）饶（阳）深（泽）中心县委建立后，列宁小学已经解散。白色恐怖下，为了继续掩护县委机关又不至遭到怀疑，弓仲韬卖掉家里的20亩地，筹资在家中开办了毛巾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往来党员扮成“来买毛巾的”顾客或是“推销棉纱线的”商人，公开进行秘密活动，研究党的工作。

在台城特支成立后的几年内，党的活动都是在这种掩护下顺利开展起来的。为了支撑这些“合法”形式，弓仲韬投入了自己大部分家产，到1934年时他的家产就所剩无几了，他用自己的所有家产甚至是全部心血换来安平县党组织工作的活跃局面。

（二）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对农民阶级革命动员的过程中，发展了大批农民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由此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组织基础来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然而，为革命之需，党亟需更广泛的革命者参与，以宣传和组织为武器，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正如工人运动的先驱邓中夏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地系统地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①党派遣回乡的知识分子深入基层农村，宣传革命理论，努力发展革命积极分子，以先进带动后进，广泛掀起了农民运动。

1925年初，安平县在北京、天津、保定大中学校读书的党团员，如台城村的弓浦，任庄村的李庆麟、李纪元、张焕挥，谷家左村的孟庆章，赵院村的张志良等人，在寒假期间回到家乡，与安平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教育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农村贫雇农中进行革命宣传，发展了一些党团员。此后，每年寒暑假都回乡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安平县党的工作，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发展。为培养农运干部，北方区委1925年底成立第一个农运学校。在李大钊指导下，北方区委派遣大批同志深入农村工作，开展农村工作。

本乡走出去的知识分子，重新回乡走进农民群体。他们了解农民，从而知道如何发动农民。其采取的宣传形式通俗化、大众化，适合农民认知水平，用农民易于接受的方式，效果较好。

弓仲韬在安平县发展的第一个农民党员弓凤洲，对于这种思想启发的过程有生动描述：“在我十几岁时，本村有个学生弓仲韬，时常去找我，和我接近。他问我，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意见，我不了解，于是，他给讲明……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让人人都过上好日子，我一听就说‘我赞成共产党！’”②

弓仲韬教会农民千字文，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思想动态，首先做的事就是教育民众、启发民智，先识字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安平县委领导安平人民进行的斗争也是通过启发民众，让他们相互之间进行讨论，而不是直接插手进行煽动，这种形式可以较好地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由自发的阶级斗争到自为的阶级斗争。

（三）党的制度一步步建立健全

当农民的革命意识不断升华与农会组织不断扩大之时，中国共产党适时加强对农民的领导，成立党的支部，使党的组织基础与农民革命力量的发展相得益彰。

从1921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入党仪式，也没有入党誓词，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并有一名介绍人，经过审查即可入党。受李大钊派遣，弓仲韬回到安平县台城村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员、开展党的活动，而后建立台城特支。

安平县委成立时跨省直接受北京区委的领导，北京区委成立的时间只比安平县委早一年。由李大钊直接负责与弓仲韬的联系，但当时农村建立党的组织还未有先例，安平县委的各项制度都没有成型，没有其他可借鉴，也无具体的规范和标准。安平县委议事规章制度基本上是由弓仲韬制定的，根据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各支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结合安平县以及台城村的实际情况，不定时地秘密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一般由弓仲韬主持，县委委员先听弓仲韬传递上级会议精神再进行讨论；重大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的决议应达到半数以上的县委委员赞同。鉴于当时党处于秘密地下活动，县委召开的会议内容所研究的具有保密性的事情，与会同志必须严守机密。安平县委的议事规则虽不成型，也不具备条件，但为安平县各个村之后成立的基层党组织提供了模板。

（四）根据农村特点领导党的斗争

农村具有家族传统，注重亲属和家族关系。为了减少工作的阻力，弓仲韬在领导斗争时的策略是：从自己的亲属入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在台城村发动长工进行增资斗争中，弓仲韬首先给自己家的长工发工资，然后让其在长工中宣传鼓动增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胜利。到1924年底，臺城村长工的年工钱普遍提高，年薪从30元增加至35元以上，工资高的还达到了50元。

1925年麦收时节，弓仲韬在领导短工的罢市增资斗争中，为确保斗争取得成效，党组织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弓仲韬领导现有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首先在有党组织的地方开展，后以此为中心，向附近村庄乃至全县发展。台城村由支部书记弓凤洲负责领导，敬思村由张麟阁负责组织。各支部把党员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由工农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分别到安平各村的短工市场进行鼓动宣传，开展了罢市斗争，提出“不增资、不下地”的斗争口号；另一部分由有斗争经验的党员组成，深入到各短工市场，在地主被迫答应增资的情况下，出面调停，保证斗争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地开展；还有一部分由家有土地、雇工的党员组成，在短工提出要求时，雇工的党员首先答应增资，以便突破缺口迅速打开局面。经过斗争，地主、富农怕麦子没人收割，只好答应短工们的要求。这场斗争很快在全县蓬勃开展起来，并取得了胜利。短工工资之前是5天7角钱，斗争后增到5天1元以上，有的增到2元左右。

台城特支建立的上述特点，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所共有的。由此最早建立的台城特支成为当地农村建党的样板，带动农村建党工作由村到县、由县到邻县、由邻县再到邻县，直到整个直中地区甚至中国北方农村。

二、安平县农村党支部相继建立

1923年8月，台城特支成立。台城特支成立以后，发挥样板效用，以点带面，安平县党的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建党工作如火如荼。

1923年底，又有本村弓振明、弓结流、弓偶气3人入党，台城特支进一步壮大。

台城特支建立以后，在弓仲韬回乡的同时，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锡九也回到家乡安平开展建党工作。李锡九是安平县任庄人，1905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孙中山相识并加入了同盟会。1923年底至1924年初，李锡九介绍安平县北关高小校长李少楼、原籍任庄的高小学生李振庭、李幸增入党。1924年2月，成立了北关高小党支部。弓仲韬与李少楼取得了联系，并通力合作，积极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介绍张麟阁、李春耀、张述增等入党。至1924年8月，安平县已成立了台城特支、北关高小党支部、敬思村党支部。至此，安平县有党员近20人，而当时全国只有党员994人，小小的安平县党员数量占到了全国党员总数的2%，这在北方地区非常罕见。

1924年8月15日，经北京区委批准，弓仲韬召集3个党支部代表，在敬思村召开中共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出席此次会议的9名代表，分别是来自台城特支的弓仲韬、弓凤洲、赵魁昌，敬思村支部的张麟阁、李更、阮大楞，北关高小支部的李少楼、李春耀、张述增。会议选举产生了安平县委，隶属北京区委领导，弓仲韬任书记，张麟阁任组织委员，李少楼任宣传委员，县委机关设在弓仲韬家。安平县委成立后，台城特支改为台城村党支部，弓凤洲任支部书记。

安平县委成立后，台城支部进一步壮大。台城村有男女两个党支部。男党支部书记是弓凤洲，下有5个小组。第一组有弓仲韬、弓凤洲、何老正，何老正为组长；第二组是工人组，有张二刁、白秋、马旦，组长是张二刁；第三组有弓成山、弓老屯、弓解留，组长是弓成山；第四组有弓偶气、弓陈基、弓小牌，组长是弓偶气；第五组有王老通、张文立、弓老毕，组长是弓老毕。女党支部有党员6人，弓浦、弓润、弓淑慧、弓淑芳、弓凤淑、弓睿，弓浦为支部书记。

1925年冬，安平县委与饶阳县委合并成立安（平）饶（阳）联合县委，书记弓仲韬，县委委员有王春辉、韩子木、刘金玉、张鹤亭、张来欣、李少楼等人。县委机关仍在弓仲韬家。随着党组织的扩大发展，为了加强领导，于1926年到1928年，成立了安（平）饶（阳）深（泽）中心县委，弓仲韬任书记，县委委员有王春辉、齐景林、李子逊、李洪振、王瑶宇等同志，负责领导安平、饶阳、深泽党的工作。党团机关设在弓仲韬家中。

到1927年年底，全县己有台城、彪塚、齐候疃、敬思等7个党支部和5个团支部，全县的党团员人数总量己达百余人，安平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直中地区建党工作的先进地区。截至1930年，全县有19个村建立了党支部，有台城、敬思村、侯疃（四个侯疃）、北关、彪塚、张沃、响屯（向屯）、宅候寺、唐贝、任家庄、薛家庄、别驾村（新民村）、张舍、徐町、遥城、北黄城村、东黄城、大同新村、赵町等村。

三、直中地区农村党支部星火相续

对于一个新生事物，尤其是在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台城特支成功建立，为农村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样本，从而在北方农村引领了建党的潮流。在台城特支及安平县委的带动下，安平周边的蠡县、博野、饶阳、安国、深泽、深县、束鹿等直中各县，都纷纷效仿，普遍建立农村党支部。

经北京区委批准，1925年春，保定支部成立，有党员25名，下辖育德中学、直隶省立二师、直隶省立女二师和完县西五里岗4个党支部。到1925年底，增加了博野县小庄头党支部、同仁高小党支部和安国县大五女党支部，共辖7个党支部。1926年初，保定地委成立，属北方区委领导。以下是几个典型支部情况。

1925年2月，蠡县大庄头村党支部诞生。创建人宋泊周，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大庄头村人。1924年5月入党，根据党组织安排，利用寒、暑假回乡，宣传马列主义，物色进步青年。经保定党支部批准，成立由杨登弟、杨登岸、宋浩组成的大庄头村党支部。党支部自筹资金开办农民夜校，作为发展党组织的基地。到1926年8月，大庄头村党支部已有党员9人，约占全县党员总数的1/4。1926年4月，蠡县党支部成立，很快成立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反盐巡斗争、反“割头”税运动。还组织群众发动武装起义，大庄头村是博蠡暴动的3个起义地点之一。

1925年7月，博野县小庄头村党支部建立。创建人王志远，在直隶省立第二师范读书，1924年4月入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利用寒假回乡，以办夜校教识字的方式广泛接触农民，传授革命道理，培养积极分子。12月发展农民王志恒入党，成为博野县第一位农民党员。1925年7月，又发展宋鹤梅等5人入党，成立小庄头村党支部。从而带动博野同仁高级小学党支部、东墟村党支部、龙堂村党支部等相继建立。1926年8月，以博野、高蠡两县为基础，建立了博蠡党支部。1927年下半年，博蠡临时县委成立，1928年8月改为博蠡县委，领导两县农民开展国民党县党部、县公署的说理斗争。

1926年4月，深泽特支成立。创建人王子益、许卜五、侯文质。王、许就读于保定育德中学，侯毕业于直隶省立第二师范。3人受党组织委派，回乡开展建党工作。1925年10月在深泽南营村民德小学建立了共产党小组。此后，以河疃村、北冶庄头村、以铺村等发展8人（其中农民4人）入党，于1926年4月在河疃村高小成立了深泽特支，王子益任书记。辖河疃村、北冶庄头村、以铺村和大直要村等4个党支部。截至1927年上半年，全县共有党员33人。1927年7月，在河疃村成立深泽县委。书记王子益是台城村弓仲韬堂妹弓惠诚的丈夫。

1926年7月，安国县大五女村党支部成立。创建人唐朴农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回乡，建立了大五女村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6年7月经保定地委批准，大五女村团支部转为党支部，原来的7名团员转为党员。很快又吸收吴长起等几位农民加入党支部。唐朴农组织领导大五女村农民协会，在安国与土豪劣绅、盐店店主开展斗争。

到1926年9月，在北方区委领导下，保定地委利用保定各学校学生中的党员回乡之机，派遣他们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建党活动，从而在完县、唐县、清苑、满城、博野、蠡县、安国、易县、安平、饶阳、深泽、元氏等县的广大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相继成立的农村支部有：蠡县大庄头村党支部、蠡县蔺岗村党支部、蠡县宋家庄党支部、蠡县屯里村党支部、博野县小庄头村党支部、博野县东墟村党支部、安国大五女村党支部、满城王辛庄党支部、深泽北冶庄头村党支部、河滩河潼村党支部、深泽马铺村党支部、深泽大直要党支部、饶阳县西段村党支部、饶阳大送驾庄党支部、完县西五里岗党支部、完县大恩村党支部、完县寨子村党支部等。革命的星火在直中地区农村得以传播和延续。

四、启示与思考

台城特支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建党思想的成功实践，也是党组织扎根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开端，展现了党在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过程。从台城特支的诞生，到延续至整个安平的农村建党风潮，以及整个直中地区党的农村支部的纷至沓来，成为党的创建史上的重要奇迹，直到今天，依然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思考与启示。

（一）农村可有为，有可为

在党的创建时期，中国的农村既远离封建统治的中心，又是传统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因而既利于思想传播，又利于开展斗争。历来统治阶级对农村的钳制都比城市宽松，农村的封建势力也每每以攫取土地利益为主，对农民的思想不太过问。这就给先进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的机会。知识分子回乡办学校，成为当时农村一大景象。通过这种形式，中共成功建立了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从而掌握了农民的领导权，培植了党在农村的根基。目前党在农村的支部，已经成为“三农”建设的核心，亦是乡村振兴的领导力量。

（二）农民要学习，能作为

在党的创建时期，由于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许多农民不识字，上不了学。党想农民之所想，派遣党员知识分子回乡，开办农民夜校，让农民不花钱也能学认字。从而激发了农民对新事物的渴望和追求，活跃了思想，开阔了眼界。许多象弓凤洲一样的农民入党，成为先进分子，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如今的农民，早已融入了整个社会，学习已不再是奢侈的事儿，农村有广阔的舞台等他们表演，新时代的农民完全能亲手建设自己的家乡，在新农村建功立业。

（三）学精神，强党建，建新功

在建党初期，弓仲韬、李锡九等共产党人，受党的派遣深入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经历了种种艰难和曲折，甚至为了党的事业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党在农村的基礎来之不易，历代共产党人都要维护好、发展好这个根基，根据时代的要求把农村党组织建设得更加稳固，从而带领农村跨进新时代，走向共同富裕。

[注释]

①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25年5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118页.

②弓凤洲个人思想自传，河北省档案馆馆藏.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