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来喜

交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反映了社会与科学发展的需要，继2021年国务院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之后，再次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标志着我国交叉学科社会建制的基本完成。然而，如何发展好交叉学科或者说建设高质量的交叉学科亟须丰富与充盈交叉学科内涵与发展机制等内容。本文试图在交叉学科已有的认识基础上，探索关于交叉学科概念的新内涵，在此基础上，对交叉学科的发展机制进行相应的概述以及做出交叉学科未来发展的建议，这不仅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而且是交叉学科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的迈向所在。

一、交叉学科的概念

(一)学科

学科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且不断发展的概念。起初，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以语文、数学、英语等为代表的教学意义上的学科和以知识生产、组织等为代表的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在《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界定为：学科不仅指各种教育专业的组织单位，还指知识生产中的组织单位。[1]我国有学者认为，学科成为“学术分类”与“教学科目”的代名词。[2]在我国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中将学科主要聚焦于知识逻辑与组织建制两个层面的内涵。后来，有学者概述了学界对学科的三种界定，即知识说、组织说以及规训说。[3]其中，规训说源于discipline(规训、军纪)词源意义上的启示，经由福柯运用教育心理学、临床医学、儿童心理学等学科论证了学科的规范性或规训性。近年来，“学科文化”一词得到特别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的文化属性。有学者将学科文化划分为四个层次：学科文化的物质层面(学科知识)、规则(学科规训制度)、行为层面(群落学术生活的样态)、精神层面(学科思维)。[4]每一个具体的学科都有不同的文化属性，如石中英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一书就体现了教育学学科的文化性格或特质。

综上所述，关于学科的认识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维度。第一，知识维度：学科是知识分类的产物，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知识的集合体，具体包含学科的知识内容、学科的基本问题、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教学科目。第二，组织维度：学科是某一领域建制化或制度化的结果，是学有专长研究者组成的社群或科学共同体，主要包含学科的院系、学会、研究所、虚拟研究室等以及衍生的规范制度。第三，文化维度：学科有文化属性，每个学科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具体表现在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信念)、表达方式以及学科认同感等，这是学科文化深层结构(心理意识层面)的重要表现。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实践层面学科通常融合教学、研究和职业发展三者为一体。在大学中表现为：“根据人才培养需要组织起来的专门的知识体系；根据科研发展要求所建构的知识范畴；根据社会服务需要所划分的工作领域。”[5]

(二)交叉学科

“交叉学科”一词的英语表达是Interdisciplinary，其源于“学科”(discipline)的表达形式(形容词disciplinary加上前缀inter-)。在《现代高级英语词典》中将Interdisciplinary解释为：“覆盖超过一个领域的研究。”在《汉语词典》中通常解释为：“以学科交叉现象、方法、趋势作为研究对象的高层次学科。”在现代的话语体系中，交叉学科通常与跨学科等同，但细究两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6]

交叉学科是学科发展到一定水平或程度的产物，它有利于突破学科发展瓶颈，走向学科之间融合发展的新形态。交叉学科的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伍得沃斯(R.S.Woodworth)在1926年最早提出的专业术语，现已成为学界流行的表达形式。1972年是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年，OECD下属的教学研究与创新中心组织了一次专门的跨学科研讨会，经研讨之后将跨学科定义为：“旨在整合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学科，这种学科互动包括从简单的学科认识的交流到材料、概念群、方法论和认识论、学科话语的互通有无，乃至研究进路、科研组织方式和学科人才培养的整合。”[7]2005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等单位发布的《促进跨学科研究》报告中界定为：“一种经由团队或个人，整合来自两个或多个学科的信息、材料、技巧、工具视角、概念或理论来加强对那些超越单一学科界限或学科实践范围的问题的基础性理解，或为他们寻求解决之道。”[8]长期致力于跨学科研究的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与纽厄尔(William h.Newell)在一篇文章中将跨学科研究定义为：“一项回答、解决或提出某个问题的过程，该问题涉及面和复杂程度超过某一个单一学科或行业所能处理的范围，跨学科研究借鉴各学科的视角，并通过构筑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来整合各学科视角的识见。”[9]不难发现，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萌芽之时，侧重于知识融合层面的认识，用以解决实践中的复杂问题。

交叉学科的概念在我国形成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解。钱学森认为：“交叉学科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10]乌家培提出：交叉学科是与单一学科相对应的，是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不仅发生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还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综合性科学。[11]王续琨认为：交叉学科是指形成于数学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交汇区域的跨界学科或边缘学科。[12]郑晓瑛认为：“交叉学科是两门以上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互渗透，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过程的证明，形成了更为有效的学科群。”[13]基于以上对交叉学科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交叉学科的定位是一门学科，具有学科的属性，通常表述为新生学科或是跨界学科或是综合性学科或是边缘学科；第二，交叉学科的组成是两门或多门学科的结合，具有融合性或交叉性；第三，交叉学科遵循一定的科学发展规律，经过一系列的实践检验会形成交叉学科群。综合以上对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分析，笔者认为交叉学科是遵循一定的科学发展规律，将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同学科，在知识、组织、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学科。

交叉学科的基本属性是学科性和融合性。已往研究主要将学科性归结为知识性、组织性和文化性，缺少从发展维度上阐释交叉学科的学科属性。如此来看，交叉学科的学科性表现在交叉学科的生长性、独立性和不确定性，这体现了交叉学科“纵向”维度发展的特点。交叉学科的生长是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是不断螺旋式前进与上升的过程，是不同母体学科相互吸引与排斥的过程。通常可以进行阶段的划分，如交叉学科的孕育期、成长期、独立期等。交叉学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与母体学科进行一定的区分，形成独特的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这是交叉学科发展的基础条件。交叉学科具有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母体学科之间知识、组织、文化融合的程度是交叉学科发展的内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与变化，交叉学科也会受到社会的检验、调整甚至重塑。

从交叉学科的融合性来看，主要分为三个维度，即知识的融合、组织的融合、文化的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母体学科之间融合的程度(学科交叉测度)，体现了交叉学科“横向”维度发展的特点。热普科(Allen F.Repko)认为跨学科活动有三种形式，即观念性跨学科、工具性跨学科和批判性跨学科。观念性跨学科强调知识的整合，提出超越学科藩篱的新问题；工具性跨学科重在解决社会需求产生的实际问题；批判性跨学科则假设文化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追问问题的价值与意义。[14]从热普科对不同形式跨学科的理解来看，交叉学科知识的融合侧重观念性的跨学科活动，组织的融合体现工具性的跨学科活动，文化的融合反映批判性的跨学科活动。其一，交叉学科的产生是从知识的融合开始的。知识的融合是产生交叉学科的基础，是一个交叉学科形成的初始阶段，是母体学科知识内容、基本问题、研究方法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二，母体学科之间组织的融合，形成一种交叉学科实体，如组建新的研究院系、创立新的学会并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诞生了新的交叉学科。然而，从交叉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还必须关注与重视交叉学科的文化生成。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曾指出，每一个学科都有一种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都有一种新成员需要逐步养成的生活方式。[15]所以，交叉学科文化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命题。具体而言，必须关注交叉学科建设主体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信念)、表达方式以及学科认同感，这是交叉学科融合的文化维度，也是交叉学科发展成熟的表征。

二、交叉学科的发展机制

交叉学科的发展源于满足社会的需求和交叉学科的建制，其发展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社会需求表现在交叉学科制度或政策变迁的过程，交叉学科的建制则需把握交叉学科的生长规律和特点。从我国交叉学科发展来看，交叉学科制度变迁经历了课程内容的交叉、二级学科的交叉、一级学科的交叉、形成学科门类以及出台交叉学科管理办法，这五个阶段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为交叉学科的建制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交叉学科的建制则需要母体学科在知识、组织、文化三个层面的相互融合与发展。为讨论方便，将交叉学科的发展机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孕育期、独立期和调整期。

(一)交叉学科孕育期

交叉学科的孕育期是交叉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是以社会发展现实需求为导向，以知识生产和课程建设为主要特征或任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新技术、创新人才出现在交叉学科领域，成为新世纪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的源头，人类进入所谓的学科交叉的时代。据相关报道显示：近25年来，诺贝尔奖项在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中占比已接近50%。[16]面对学科交叉时代的到来，交叉学科的研究与人才成为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要下大力气组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加强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加强对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的支持。如此来看，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产生与孕育交叉学科的根本力量。

该时期交叉学科大致的形态是交叉知识术语、成果初现，散落在不同的期刊之中，未建立正式的组织形式和未进入法定的学科目录。交叉学科孕育期主要的特征是知识生产和课程建设。知识的生产是交叉学科生长的前提条件，是交叉学科孕育期的首要任务，倾向于知识生产模式Ⅱ的特点。[17]相比较传统学科知识生产，交叉学科突破了单一学科范式，通过交叉融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实现交叉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用以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复杂问题。交叉学科知识的生产过程因打破学科的边界而具有更高的开放性，因需要不同研究主体和团队的平等交流而更具有协同性。由于交叉学科知识生产的主体复杂性和差异性，知识生产的成果超出了单一学科的范式，更具有综合性或融合性。杨卫院士认为，开放科学已成为全球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开放科学有利于帮助我们解决最重大的挑战，使不同代际的科学家能够一起创造新的知识。[18]交叉学科知识生产应符合开放科学的研究范式，体现知识生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共享性。

由于交叉学科疏离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形成交叉学科样式的知识生产模式，传统的课程建设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革。交叉学科课程建设必须区别于传统学科课程建设的思路或路径，具体而言，必须在课程价值、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等维度进行专门的设计。课程价值是课程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意义，是某一具体课程存在的根本依据和首要回答的问题。交叉学科课程的价值体现在培养交叉型人才，这不仅可以促进学生知识体系和核心素养的综合发展，而且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储蓄人力资本。课程目标是对课程所要达到结果的规定，是课程内容组织与选择的方向标，是课程实施与评价的重要依据，必须依据学习者和社会以及学科发展三者的需要，做到社会需要与学生个体需要的统一、基础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学科特殊性与课程整体性的统一。交叉学科课程目标设计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满足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交叉学科的课程内容，需创设跨学科交融的部分，突显知识的整合性；在课程实施上，坚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不断反思实践策略、模式以及成果。从本质上讲，课程评价就是人对课程的价值判断，它具有诊断、反馈、甄别、激励等功能。交叉学科课程评价应遵循交叉学科的特性，注重交叉学科课程评价方式的多样性、内容的整合性、结果的公开性。

(二)交叉学科独立期

在不同学科知识生产融合和课程建设的基础上，交叉学科会进入独立期，它以交叉学科制度的生成为导向，以促进交叉学科组织规范与人才培养为主要特征。学科制度是学科的内涵衍生与外部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19]，交叉学科制度的生成是不同学科内部衍生、融合与外部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内部来看，没有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与新知识的衍生，就不能产生外部制度化的条件；从外部来看，没有外部交叉学科的制度化，就不会促进内部不同学科知识的融合与发展。具体而言，交叉学科制度化包括内部形成公认的规范体系和价值理念，外部建立岗位设置、考核评价、支持资助、人才管理等制度的实施方案。从我国交叉学科发展来看，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这标志着交叉学科进入独立期。后来印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和《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强化与规范了交叉学科的独立性。

从形态来看，交叉学科的独立期是交叉知识术语、成果涌现时期，会出现专门的期刊刊载研究成果，建立正式的组织形式以及进入法定的学科目录。该时期主要的特征是交叉学科的组织规范与人才培养探索。相比较传统学科的组织规范建设，交叉学科具有显著的不同。交叉学科发展需要正式组织建制的庇护，但学科的正式组织建制又有可能阻碍交叉学科理智的发展，既需要设置正式、规范的组织建制，也需要广泛、自由的非正式组织空间。[20]有研究表明：以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作为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交流，还可以对更广泛的研究日程和职业轨迹产生影响。[21]除了研究中心，大学内部和大学之间可以建立虚拟研究中心、国家实验室等，将研究者进行聚集来研究某一个特殊的问题，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研究组织形式。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就是一种交叉学科组织与管理的尝试，它被美国国家科学院誉为有效跨学科活动的全球典范。

2022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UNESCO)提出重塑高等教育的新路径，打造融合、多元、灵活的学习路径与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强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等部署。如此来看，交叉学科或学科融合成为人才培养的新理念。人才培养是交叉学科独立期的关键任务。有研究者指出：遵循传统学科的聘用、终身职位、晋升、办公空间分配和其他奖励制度可能对跨学科研究构成实质性的障碍。[22]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应注重交叉学科的特点，建立交叉融合创新实践平台和交叉考核评价体系。优质的实践平台必须包含海量优质的资源、方便有效的沟通方式、切实可靠的反馈机制。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考核评价体系应注重研究者的创造性、综合性、科学性的考评，应重视学生知识、技能和交叉素质的综合培养与评价。从具体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实施来看，必须关注交叉学科学位的增加和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资助。从统计数据看，美国2003-2004学年部分主要学科群内，综合、交叉、新兴类学科学位授予数占本学科群学位授予总数的比例已相当高，其中农学、教育学、法学的比例分别达到12%、15%、17%，生物学与生物医学学科群的比例高达67%。[23]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曾为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开展合作研究，资助16项交叉学科研究申请，其中数额最高者达300万美元[24]，这不仅使交叉学科研究人才数量增加，还激发了研究者的研究热情。

(三)交叉学科调整期

交叉学科调整是在交叉学科独立的基础上，以社会未来需求为导向，主要进行文化的融合与国家战略的聚焦。社会的未来需求是社会群体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用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共同富裕就是一种社会未来需求，最早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即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5]交叉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社会未来需求的把握和应对，反过来讲，社会未来需求的实现离不开交叉学科的发展，或者说，交叉学科是实现未来社会需求的“金钥匙”。交叉学科的调整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过程，是二次吸收或分化其他学科的过程，该过程会产生出新的交叉学科构想，也会裁减过时的交叉学科理论或方法。

该时期，交叉学科出现学科群，学科群中的不同交叉学科可能独具特色，形成相互争鸣的态势，同时不同交叉学科在学科目录中不断优化与调整。交叉学科调整期的主要特征为交叉学科文化的融合与国家战略的聚焦。交叉学科文化的融合不仅是交叉学科母体之间的文化融合，而且要关注交叉学科与其他国家交叉学科的文化融合。交叉学科文化的融合是建设主体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融合，并且形成交叉学科的专业认同感。英国学者托尼·比彻(Tony Becher)基于学科分类而提出的描绘学者群体的术语——“学术部落”，生动体现了不同学科主体的文化差异性。交叉学科文化的融合必须培养学者群体的公共理性及学术情怀，用以营造会聚融合、趋同紧密的交叉学科学术氛围。[26]交叉学科国际文化融合的首要挑战是语言障碍。索尔特(L.Salter)和赫恩(A.Hearn)在《边界线之外：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一书中，提出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即翻译问题和语言问题。[27]翻译问题是很难克服的障碍，这使信息在学科间的交流变得复杂，只有通过已有经验来学习。语言问题表现为：不同学科可能使用不同的方式限定同一个词汇，有些词汇在不同的学科中存在争议，跨领域的概念借用。

国家战略的支持为交叉学科的发展赋能，这在不同国家已成为共识。德国在2000年的《德国科学体制未来发展要义》中提出加强跨学科研究，同时指出交叉学科不仅是科研和应用的融合，还是解决未来问题的重要方法。芬兰在2004年提出，科学院应该制定自身的研究政策、开发评估体系和组织，鼓励更多的跨学科活动等等。“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驱动下，多学科交叉会聚与多技术跨界融合将成为常态，并不断催生新学科前沿、新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28]交叉学科的调整必须主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不断自我革新、优化、成长，这是交叉学科面向未来、决胜未来的关键举措。有研究提出，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指导，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老年学交叉学科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交叉学科面向未来、自我革新的需要。[29]

三、交叉学科的未来展望

(一)加强交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面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暗淡或削减，何星亮曾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加强人文社科基础理论研究可以服务决策科学化。[30]所以，基础理论研究对实践或应用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向而行，彼此交融，互长共进，既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31]交叉学科需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相向而行、相互交融、同步前进，这是交叉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交叉学科更好服务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的职责。

交叉学科自诞生之际就被人们寄予厚望，用以突破知识生产与社会发展的瓶颈，更多的指向应用性的理论研究，这造成交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相对匮乏。交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交叉学科及其衍生物“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依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时代，其价值、内涵、发展规律、特征等要素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只有充分认识到交叉学科及其衍生物的价值、内涵、特征等内容的时代性，才能更好地转向“怎么做”的实践论问题，才能更好地进行应用对策研究。如此，必须加强交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促进交叉学科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的融合发展，这不仅是交叉学科自身性质决定的，而且是交叉学科自身理论发展的路径选择。

(二)加强交叉学科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对某一具体的现象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罗伯特(Robert K.Yin)认为案例研究是一种主要依靠研究者自身能力的经验性研究，适合回答“怎么回事”和“为什么”的问题。[32]案例研究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其一般的流程可以概括为：案例选择、案例资料收集、案例资料分析、案例研究报告。案例选择的标准应契合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要回答的问题，可以进行单案例研究或多案例研究；案例资料的收集要注意证据来源的多样性，对资料的记录和整理，建立案例研究的资料库，形成案例资料证据链；类型匹配和时间序列是案例资料分析的两种常用方法；案例研究报告要实现研究的目的，反映研究的主题。[33]

交叉学科需要加强案例研究，需要对某一具体的交叉学科，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总结已有的经验、发展的困境以及未来的走向。在已有的交叉学科案例研究中，有对学科交叉人力资源配置的研究[34]，有对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研究[35]，有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等[36]，但这些研究依然是不足的。交叉学科的案例研究可以回答“为什么交叉”的问题，这是某一交叉学科为何存在的客观体现，反映了经验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诉求。交叉学科案例研究必须考虑交叉学科研究的目的和对象的特点，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多渠道、多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建立资料之间的联结，形成科学、有效、真实的研究成果。从某一具体的交叉学科案例研究内容来看，必须关注交叉学科知识维度、组织维度以及文化维度的融合状态，反映某一具体交叉学科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

(三)关注交叉学科风险的规避

交叉学科的发展不仅是母体学科知识、组织的融合，还要关注文化的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交叉学科首要面对的风险或困境是“跨文化”风险。交叉学科“跨文化”风险主要表现为母体学科文化的封闭和文化的霸权。按照托尼·比彻“学术部落”的意蕴，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思维和价值取向，他们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 “小团体”，他们之间彼此隔离、交流会逐渐减少，所以，在自然状态下，交叉学科文化交流呈现封闭态势。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反对文化普同论，试图将世界用一种文化解释，这种做法是把一个已知的困难变成一个更大的未知困难。[37]交叉学科文化的融合必须尊重母体学科的文化，不能形成单一母体学科的“文化霸权”，必须加强母体学科之间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有研究指出：跨学科学术圈之间要更多地从“文化研究”本体出发，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辩证地吸纳各个学科视域下的“文化研究”成果。[38]

交叉学科不仅要关注文化融合的风险，还要区分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逻辑的差异性。近些年来，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出现诸多问题，如交叉学科课程不足、交叉学科项目欠缺、学科交叉人才匮乏等。有学者尝试建立以学科教育为根基、跨学科课程为核心、跨学科研究为支撑、跨学科专业为抓手、通识教育为补充、跨学科学位为保障的人才培养路径。[39]有学者以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为例，详细阐述了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实施参照。[40]面对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问题，其根本性的解决方式是厘清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两者是两类问题，但在实践过程中常常混作一谈或本末倒置。交叉学科知识生产以问题为中心，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是以专业素养为中心，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从根本上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而非知识生产的逻辑。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构建科学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路径、模式以及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