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宏妮

李太生（左一）在诊室里出诊（采访对象供图）

日前，《免疫》（Immunity）杂志发表了重磅研究论文，解析SARS病毒感染者体内抗体反应，并首次将新冠病毒受体结合域（RBD）抗体进行了系统分类，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是该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李太生团队的这项研究，为全面认识人体对冠状病毒感染的体液免疫反应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解析，为研发下一代广谱新冠抗体药物和疫苗提供了重要依据与参考。

作为2003年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例非典病人的主治医生，李太生于2020年主动请缨加入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抗疫第一线，他认为“病房就是医生的战场”。

而在艾滋病防治事业中，李太生于1998年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抗病毒治疗能够重建艾滋病患者CD4+ T细胞功能，奠定了艾滋病的免疫重建理论的重要基础。他牵头开创了适宜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综合诊治及全病程管理模式，形成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免疫重建的中国方案，在我国和多个发展中国家推广应用。

近日，《瞭望东方周刊》“大医”栏目对李太生进行了专访。

李太生

写中国指南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的学术乃至人生道路上，对你影响至深的人是谁？

李太生：我在协和的导师王爱霞教授，她发现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病人、第一例经性途径感染的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还记得去王爱霞办公室做第一次正式的师生会面，我战战兢兢站在门口，看着她在扇纸扇子，她让我坐下，跟我说：“你的英语差，要好好练英语”。

王教授给我一本英文的《双城记》说：“我儿子练英语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一周之后再来，讲讲你理解的内容。”当时我一头雾水，但多年后回过头才品味出来，这是一个大医生的世界观，也是后来她一直教我的格局观：医生不能只会看病，要懂爱人，还要懂这个世界。

1993年10月，我受教育部公派赴法国进修感染与热带病学科，后来又改专攻艾滋病。起初，我想两年就回国，但两年结束后，转折点出现了：国际上，鸡尾酒疗法开始临床做研究了，这也意味着对于艾滋病患者真正有效的疗法要出现了。我当时和王教授商量，想在法国多待几年，去实验室读博士，等到鸡尾酒疗法真正问世了，我也有了临床经验和基础研究实验室能力双重加持，再回国。王教授听完沉默了许久，以为我不想回来了，在找理由推脱，于是很严肃地和我通了电话。通话最后，她说了一句至今让我难忘的话：“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

我们制定的艾滋病诊断17 条标准，县级医院都可掌握；我们制定的艾滋病治疗方案不但适合国情甚至有些是领先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一句话：“诊疗指南不是用来背的，指南也是人写的，真正的科学家要做的，是敢于改写指南。”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 

李太生：这要从我个人经历说起。1979年，16岁的我考到广州的中山医学院，1984年到协和醫院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讲，已经很满足了，当时把教科书当成《圣经》一样。1993年去法国学习，特别是待了一两年之后，我的观念改变了。当时，我的临床导师卡特拉玛是艾滋病领域的奠基式人物，世界上首例艾滋病2型病毒病例的发现者，还有我的实验室导师、世界著名的艾滋病专家奥特朗，他们的口头禅是：“太生啊，指南不是拿来背的，指南是要拿来改写的。”

1999年回国之后，我就想，指南是拿来让人改写的，作为医者我们要有创新精神，要敢于打破常规；另外要写中国自己的指南，不是翻译也不是模仿，是我们原创的指南。后来，我们中国专家团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分别于2006年、2011年、2015 年、2018年和2021年写了五版《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这些指南里的内容跟国外的都不一样，不是抄的，也不是翻译的，是我们自己原创且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制定的艾滋病诊断17条标准，县级医院都可掌握；我们制定的艾滋病治疗方案不但适合国情甚至有些是领先的。例如，2018年提出的艾滋病全病程管理的理念，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才跟进。

医者做临床，要是没有特别扎实的研究背景，想去创新很难，要做原创必须有多年的积累，还要有国家的支持。我是赶上了好时机，国家从2001年开始重视和启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需要艾滋病诊疗的中国方案？其核心优势是什么？

李太生：2003年中国启动了艾滋病免费治疗，但免费治疗之后不到半年，30%的病人因药物的毒副作用退出来了。

2004年始，我参与了国家科技部攻关项目。2006年，我提出三种国产药随机选取2种药配合，在三个方案中，两个达到了国际同类水平。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这两个方案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三年努力，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好景不长，我们发现，患者服用司他夫定半年，开始出现脂肪萎缩，奇多夫定服用半年容易有骨髓抑制。为解决副作用，我们从2007年开始着手另一个实验，试着两种药交替使用。我找了517个病人入组，发现交替后使用的优化方案可以降低5倍骨髓移植抑制和80%脂肪萎缩的发生，一年可为国家节省几十个亿，这是我的第一个中国方案，也是‘十一五重大科技成果。中国有了自己的艾滋病治疗方案，可以让中国患者吃上免费药了。到了2018年，我把鸡尾酒疗法的第三种药（依非韦伦）继续降低剂量，国外每天600毫克，国内减量到400毫克，效果也足够好，80万患者，一年就可以节省2亿元。

所以，有了中国方案，更要完善中国方案。发展中国方案的背后都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希望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

2023 年5 月10 日，某医院护士在病房区走廊和艾滋病患者谈心（ 陆波岸/ 摄）

打好攻坚战

《瞭望东方周刊》：在为中国艾滋病患者免费治疗的过程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李太生：最深的感受是亲眼看到了中国艾滋病整个诊疗水平提高。我有一个病人是2002年被诊断，当时已经呼吸衰竭了，现在21年过去了，目前病人身体很好，这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事。

同时，治疗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病人发现太晚，平均感染到发现达5年时间，还有发现的病人一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所以老龄化的问题也是个大问题。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打好最后的攻坚战。第一，早发现早治疗；第二，降低病死率和发病率；第三，多学科综合诊治；第四，攻克免疫功能重建不良、多脏器并发症等新难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出了“艾滋病脆弱人群”，能否解读一下它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李太生：目前，我们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对艾滋病进行以感染科医生主导、多学科综合诊疗的全病程管理模式。从经济效益学角度，要格外关注一些重点人群，合理分配资源。最近，我提出来关注艾滋病脆弱人群，包括免疫功能不全、具有并发症、长期用药、年龄大于50岁，静脉吸毒，焦虑/抑郁患者等人群。我门诊上有个病人，艾滋病不是很重，一个多月前得了阑尾炎，在协和做了手术，我觉得这就特别好，至少目前在我们协和，能够做到多学科交叉协作，关注艾滋病人的并发症，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瞭望东方周刊》：近20年来，中国艾滋病的诊疗有哪些新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李太生：中国的艾滋病治疗水平提高明显。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说明，2003年艾滋病的病死率是22.6%，2003年推广免费治疗，2007年病死率降到5.8%，2014年降到了3.1%，相当于10年内艾滋病人的病死率降低86%，现在这个数据会更低。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第一国家投入，第二治疗理念是对的。我于2018年提出的艾滋病治疗“三驾马车”，即自费、免费和医保，通过“三驾马车”让病人看得起病，吃得上药。第三，全国治疗艾滋病的诊疗水平持续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最开始做艾滋病的研究时，国内不论是患者数量还是诊疗手段都还是初始阶段。如今，放在国际坐标里，中国处于什么阶段？

李太生：最开始相当于跑马拉松，人家已经跑了好几圈，我们才开始起跑。现在，如果从艾滋病全方位国家治疗体系看，我们应该说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艾滋病某些相关尖端研究领域，比如并发症、全病程管理、免疫功能重建，我们有些是领先的。

好的士兵一定是从战场中锻炼出来的，医生多一些实战经验，多跟新的疾病斗争，才能练就综合本领，积累新经验，掌握新技术。

病毒不可怕

《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你诊断了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例非典病人；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期间，你又去了武汉抗疫一线，且是最后撤离武汉的“顶配专家团”成员，两段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

李太生：2003年3月17日，我诊断了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当时病人因为发热来就诊，根据排查，我确定他一个月内未去过疫区（香港和广东），但他父亲因肺癌在别的医院住院和去世，母亲有陪护且也有症状。快速诊断之后，我们没有在无严格防护的情况下做插管治疗，然后迅速把病人隔离在无窗的单间病房，并把他的家人从别的医院接过来，避免传染扩大。

2020年1月，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1月23日，协和医院呼吸科、ICU、感染科的医生在48小时内写出了北京协和医院关于新冠的第一版诊疗指南。当时在写的时候，我们医院总共才收了11个新冠病人，且都是轻症。

2月6日，我们医院组建了第一批医疗援助队，但名单里没有我。我打电话给领导，说了三条理由：第一，我是感染科的，在没退休的主任中是经验最丰富的；第二，2003年我经历过非典，有和疾病斗争的经验；第三，我们科已派了好几个人去前线。其实还有第四条理由当时没有说，我觉得一个新的疾病出来，作为医生不去一线看看会有遗憾。

在武汉抗疫一线的81天中，我和北京协和的援鄂专家共同承担了如何提高新冠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的课题，在与新冠的遭遇战中逐步摸索出成熟的救治方案，许多西方国家的医学专家也在交流过程中汲取了这套经验以应对本国早期的重症高峰。

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作为医生，要想有新发现，你就得到病人床旁，不在一线，再多经验也是空谈，病房就是医生的战场。

《瞭望东方周刊》：从乙肝到艾滋，再到包括非典、新冠在内的其他传染病，我们似乎不可避免会经历一个“谈病毒色变”的阶段。作为感染科的专家，你认为全社会应如何对待新发、突发的传染病？

李太生：第一，我们人类是地球上的后来者，病毒比人类更早出现在地球上。从中世纪开始的黑热病、黑死病，到上世纪的西班牙大流感，然后到禽流感、艾滋病，2003年的非典和2019年的新冠肺炎……人类是因为适应了地球上各种病毒才存活下来的，所以出现各种各样新的病毒，很正常，不要奇怪。

第二，从医院或者公共卫生角度，应号召全民提高健康意识，包括平时洗手、通风、营养、休息等等健康教育要跟上。

第三，整个医疗系统的人要提高识别和鉴别能力。当一个人得了新发传染病，一定会去医院，而且一定不是传染病专科医院，而是综合医院，他也不会说我得了一个新的传染病，而只会描述诸如发烧、拉肚子等症状。这个时候就需要医疗系统在最短时间之内能够识别且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

可能很多人会说，要做好传染病的防治，就要盖很多大楼，然后建立三区两通道，把医院建造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事實上，构建空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和人的意识培养。即使花钱盖了楼，买了设备，也招了专业的人，但如果医生没有经验，或即使有经验但三年接触不到病人，也一样没有意义。好的士兵一定是从战场中锻炼出来的，医生多一些实战经验，多跟新的疾病斗争，才能练就综合本领，积累新经验，掌握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