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萌,冯 敏

(1.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2.宁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

屏风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见于《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1],“皇邸”指的便是天子祭天时座后的屏风。在当时,屏风作为一种礼器,是天子的专属,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到了汉代,屏风这一名词正式出现。且由于床榻的普及使用,成为人们日常起居的重要设施,也促使了屏风与床榻的结合,出现了早期的床上屏风。专门的枕屏出现,大概始于唐代。唐代桌、椅的出现改变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方式,家具由低矮向高型发展,床榻的形制也随之变高。枕屏也成为一件独立的家具设施,其在当时又称作“枕障”。李白有诗句:“巫山枕障画高丘,白帝城边树色秋。”[2]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为家具发展打下坚实经济基础。同时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也提高了家具的消费需求。加之专用于睡眠的卧床出现,宋代枕屏的使用达到了极致。在宋代诗词作品中,枕屏还有着“小屏”“曲屏”“床屏”等不同叫法,欧阳修、苏轼、陆游等文士均有关于它的题咏,甚至出现了以《枕屏儿》为名的词牌。尔后明代架子床、罗汉床此类带帷幔的睡床广为普及,枕屏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又因其屏面常用绢丝、纸质此类不易保存的材质,所以暂无实物留存下来,如今也只能从古代画作和文学作品之中,探寻它曾经的历史价值。

一、宋代枕屏概述

(一)形制

枕屏通常指放置于床头枕畔的低矮型小屏风,其形制也有床榻旁落地式的大屏风。落地式大屏风往往并不是设在枕的一端,而是置于床、榻的一侧。如宋代画作《捣衣图》《槐荫消夏图》中所绘之枕屏。当然,放置在枕畔的矮小屏风才是枕屏的使用主流,其长度接近床榻宽度,比例低矮横长,其余造型与落地式大屏风无异。[3]如《绣栊晓镜图》《风檐展卷图》画中所绘。宋代枕屏又分为单扇式和多扇式,上述《槐荫消夏图》《绣栊晓镜图》等画作中均为单扇式的枕屏。而枕屏也可制作为几叠形制,绕床而展,呈多扇式。朱熹在《家礼》中祭祀一节有多扇式枕屏的记载:“屏风如枕屏之制,足以围席三面。”[4]尤其在女性闺房之中,多扇式枕屏尤为常见,其在诗词作品中,多以“曲屏”之名出现。南宋韩淲有词“香冷曲屏罗帐掩”[5],所描述的便是女子床上的多扇式枕屏。

(二)材质

宋代枕屏的屏面所用材质,多以绢丝和纸质两种为主。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绍兴末,宿直中官,以小竹编联,笼以衣,画风云鹭丝作枕屏。”[6]所述的便应是以丝作屏。而关于纸面枕屏的记载,韩淲有诗云:“更是一庵人不到,纸屏藤枕竹炉间。”[7]此外,也有其他特殊材料所制的枕屏。宋代黄铸有词“水晶屏小敧翠枕”[8],所咏的是一扇水晶小枕屏。另有云母质地的枕屏,如欧阳修《踏莎行》一词有:“云母屏低,流苏帐小。矮床薄被秋将晓。”[9]

(三)功用

人们寝卧之时,枕屏用来抵挡风寒侵袭,同时其也具有分隔空间、保护隐私的功用,这是枕屏实用性的一面。枕屏之上负载着的山水花鸟、笔墨书法,也为文人的居室生活增添了一份诗情画意,这是它装饰性的一面。然而,枕屏在宋代文士眼中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宋代国势远不及唐代,外患频扰,朝廷也仅谋求自守。宋代文士没有了唐代的豪迈侠气之风,而多了份含蓄内敛的思辨之气。又随着政治改革的失败、战争的失利、国土的沦陷,更加深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向内心探索的渴望。枕屏在宋代文士内心思辨过程中,并不在于它仅仅是一件赏玩的物品,而是一个空间的营造者,与人的日常生活亲密地关联在一起。[10]宋代文士寝卧起居在枕屏之内,能够屏蔽外界的繁杂干扰,专注于发掘内心的真实感悟,构造自己专属的士人世界。

二、宋代文士的生活与枕屏

枕屏作为一件物,它可以是挡风御寒、遮挡隐私的家具设施品,可以是一幅画、一首诗词的书写载体,也可以是文人互赠的临别之礼。它在宋代文士生活世界中有时只扮演一个角色,有时也兼具多个不同角色,同时发挥着它不同的价值功用。

(一)空间遮掩与抵御风寒

谈及枕屏的用途,最为直接的便是它抵挡风寒与遮掩空间的基础功用。古时由于床榻很多没有围帘,所以在身侧枕畔放置一扇枕屏,能够起到一定的遮掩作用。虽然小型枕屏无法像落地式的大屏风一样,对整个寝卧空间进行遮挡,但依然可以发挥一定的隐私保护作用,让人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下入睡。尤其在女性闺房之中,枕屏的遮掩功用更为被注重。欧阳修有词“枕畔屏山围碧浪”[11],着一“围”字便突出了枕屏对女子寝卧场景的遮掩。

枕屏亦有防风御寒的作用。宋代李纲《感皇恩·枕上》词曰:“西阁夜初寒,炉烟轻袅。竹枕绸衾素屏小。”[12]天冷夜寒之时,枕屏同棉被一起使用以防风保暖。古代中医认为,头部处于阳位,而风邪有“易袭阳位”的特点,头部便很容易受到风寒的侵扰。因此,古人极为重视头部的保养。北宋养生学家陈直撰写的《养老奉亲书》,便从医学角度谈及了居室之内安置枕屏以挡风的妙用:“栖息之室,必常洁净。夏则虚敞,冬则温密。其寝寐床榻,不须高广……褥浓藉,务在软平;三面设屏,以防风冷。”[13]

(二)诗书绘画的物质载体

与抵御风寒、遮掩空间的功用不同,作为诗画书写媒介的枕屏,它的身份是承载文学艺术的一种物质载体。在屏风上进行题诗、作画,是屏风在文学艺术层面的基础功用。在这个层面上,枕屏与题壁、石碑、纸扇的作用相似,可以使诗文与字画在其上得到直观的表达。杨万里有诗《戏题常州草虫枕屏》:“觉来忽见四折屏,野花红白野草青。勾引飞虫作许声,何缘先生睡不惊。”[14]枕屏上所绘的红花野草吸引来飞虫作响,惊扰了诗人的睡梦,诗人醒来竟然不知道是真是幻,可见枕屏之上画作的逼真程度。此外,枕屏上的诗文、字画与枕屏所营造出特有的寝卧环境,能够共同构建一个意象空间,拓展着文人世界的想象力。如苏辙《画枕屏》诗云:“绳床竹簟曲屏风,野水遥山雾雨蒙。长有滩头钓鱼叟,伴人闲卧寂寥中。”[15]诗、画与枕屏共同构成了苏辙居室内的一方雅致空间,枕屏上所绘制的垂钓图,充满着闲情逸趣,同时也彰显出苏辙日常生活的闲适之乐。

除画屏外,还有专门用于题诗写字的枕屏。[16]据宋代费衮所著的《梁谿漫志》记载:“陈寺丞昱,闲乐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学书,尝于闲乐枕屏,效米元章笔迹,书少陵诗。”[17]陈昱年少时,便常在枕屏上模仿米芾的书法,题写杜甫的诗作。清代书画类书籍《佩文斋画谱》也记载了宋人在枕屏之上题字的故事:“陈仲辅……尝作枕屏,篆五箴文,遗侍讲陈鹏飞。鹏飞以诗答之云:‘阑干一幅鹅溪绢,中有五箴排小篆……银钩小变科斗文,挂我床头星斗烂。’”[18]枕屏在此之中便扮演了与纸张相同的角色,成为书法诗文的书写载体。

三、宋代文士的精神世界与枕屏

宋代“重文轻武”国策的确立与科举制的完善,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文人地位也随之上升。然而,宋代文人士大夫虽然身居高位,但与君权的矛盾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许多人在仕官生涯中都经历了升降沉浮,致使他们的外王之心屡遭挫折,兼济之志难以施展,从而造成了他们心态上的内倾性。[19]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内心虽然充满着“为万世开太平”的外向追求,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把全部情感投向外部世界,他们的注意力更多转向内心的精神世界。他们一方面提升自己内在的道德修养,另一面为自我的生命和精神寻求寄托。北宋苏颂《咏丘秘校山水枕屏》诗云:“古人铭枕戒思邪,高士看屏助幽况。”[20]这便指出了宋代文士看待枕屏的两种意向:一是箴铭来戒思邪,二是观赏来助幽况。枕屏放置于私密的寝卧之处,将内部空间与外部世界隔断开来,枕屏之内的内部空间便成了完全属于自我的私人领域。在这方空间之内,一纸箴铭、一幅图画绘书于枕屏之上,文人雅士在起卧时通过观赏枕屏,时刻警戒自身的道德行为规范;或借屏上山水,卧而游之以寻求精神的自由闲适。

(一)作为箴铭对象的枕屏

箴铭文是古人用于警戒自身或告诫他人的一类文体。在居室内部的日常器物之中,箴铭文在屏风之上寻找到了理想载体。作为日常寝卧的贴身器物,枕屏与宋代文士早晚相伴,枕屏便成了他们用于内心省悟的绝佳对象。将省戒之铭文书写于枕屏之上,这件装饰性的身边家居之物,便化身为可以通达古代圣贤高洁思想的媒介之物。南宋张敬夫《枕屏铭》言曰:“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屏曲为君遮。”[21]在他看来,君子寝卧之时,身旁的枕屏时刻告诫他要反省自己,不要以为枕屏就能遮挡住自己的缺点。虽然枕屏所营造的私密空间,可以屏蔽一些外人的眼光,却不能遮掩“圣人”的审视。[22]枕屏在此过程中,便能够时刻警醒文士摒弃邪念,严格遵守道德行为规范。

宋代理学注重修身养性,以探索内心澄明的境界。朱熹的一个重要理学成就便是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思想:“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23]在朱熹看来,理散于万物之中,天下万物皆有理。既要明心中之理,也要穷尽事物之理。在这个意义上,枕屏作为一件物,也可以“格”其物来获其理。于是,枕屏就不仅仅是箴铭文的书写载体,而成为了箴铭本身训诫之物。宋代理学家便可以借枕屏这件器物,通过内心的自觉,以求天理。南宋陈淳作为朱熹的学生,也是其“格物致知”理念的践行者。他所作的《枕屏铭》便是通过“格”枕屏一物来通达义理:

枕之为义,以为安息。夜宁厥躬,育神定魄。屏之为义,以捍其风。无俾外人,以间于中。中无外间,心逸体胖。一寤一寐,一由乎天。寂感之妙,如昼之正。可通周公,以达孔圣。夜气之清,于斯以存。仁义之良,不复尔昏。咨尔司寐,无旷厥职。一憩之乐,实汝其翼。[24]

枕用来安神定魄,屏用来抵御风寒。寝卧在枕屏所营造的一方空间之内,一醒一寐,均能感悟天理。在格物的层面上,作为物的枕屏与作为箴铭的文字同样被赋予了训诫功能。面对枕屏,宋代文人雅士可以卸去外界种种的负担,排除各种欲望的干扰而回归本心。

(二)卧游场景构造的媒介

“卧游”指古代士大夫阶层以观山水画代替亲身游山玩水的行为。古人受各种条件所限,懒于跋涉,于是选择卧游山水,可谓是一种捷径。卧游的精神内涵源于道家,道家典籍中最先出现了“酣游以卧”的文字描述。尔后南朝宗炳吸取了卧游与道教养生的内涵,并在其中加入山水的表现,使卧游成为了山水创作初期的山水思致过程。[25]到了宋代,卧游开始被赋予了审美意向,并将其与观赏山水画视为同等状态,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共享活动。

山水小枕屏作为宋代文人雅士的家具常客,也成为绝佳的卧游场景构造者。枕屏置于床榻之上,寝卧之时伴于文士身旁,屏上的山水画便与卧游行为产生了共鸣。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封闭空间之内,他们通过观赏屏上山水景致,身体也仿佛已经进入到那潺潺的流水、茫茫的山峰之间,全景式地体验着那份游山玩水般的闲适之乐。如北宋文史学家刘敞所作《祠部王郎中送山水枕屏作》:“枕上万峰合,苍苍惊梦魂。如浮武林水,卧向桃花源。杖屦几时士,茅茨何处村。悠然独往意,欲问复忘言。”[26]诗中的这面山水小枕屏是王郎中送给刘敞的礼物,他们在外有着共同的社会官员身份,但在私下里,他们也同是向往闲适生活的文人雅士。刘敞寝卧在这山水小屏所围的空间之内,仿佛已经置身游玩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武林水、桃花源之中,悠然自得。又如苏轼《吴子野将出家赠以扇山枕屏》诗云:“短屏虽曲折,高枕谢奔走。出家非今日,法水洗无垢。浮游云释峤,宴坐柳生肘。忘怀紫翠间,相与到白首。”[27]深受庄禅哲学影响的苏轼,在与枕屏共眠中得以逍遥而游,前往到一个令人迷醉的澄明世界,感悟到最本真的生命内涵。

对于宋代文人士大夫而言,在外时置于外界公共的目光之下。身居官位的他们,身上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这责任对于他们是份荣耀,同样也是一种约束。而寝卧在枕屏所围的一方空间之内,他们能够摆脱外界一切的负担,随心所欲地去寻找那份精神的自由。

四、宋代文士群体意识与枕屏意象

宋代士大夫极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俸禄为他们的生活、娱乐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免除了他们基本生计的后顾之忧。有钱又赋闲的文人雅士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转向了文艺生活,这时身旁的枕屏在他们眼中,其空间遮掩、抵挡风寒的物理功用被弱化,而成为一件集诗、书、画为一体的家具设施艺术品,并广泛地进入到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创作之中。也正因为此,枕屏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功能得到大幅提升,同时被赋予了审美化、高雅化、精神化的价值取向。在氤氲着翰墨书香的宋代文化中,它不仅承载着文人士大夫们的诗文之思和高雅的审美意趣,也与其他物象一起,共同反映着士大夫群体的人生选择。

(一)“清正”之气

宋朝不但继承了五代以来的奢侈风气,而且愈益过之。经济上,宋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的空前发展,导致社会心态上对金钱高度的崇拜。政治上,官员机构的膨胀冗杂,淡化了官僚机构相互间的钳制关系。加之“刑不上大夫”所提供的政治特权,许多士大夫开始徇私枉法,致使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于是,以士大夫为主流的官僚群体的道德修养,特别是民众呼唤的清官形象,成为了朝野关注的焦点。可以说,清正自律,重视名节,是宋代一大批优秀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规范。[28]这类士大夫群体不仅内心时刻秉持着清正高雅之气,而且反映到与之相伴的日常居室器物之上。陈著有词《沁园春》(又咏竹窗纸枕屏)便是借枕屏一物,来抒发自己的清正思想:

小枕屏儿,面儿素净,吾自爱之。向春晴欲晓,低斜半展,夜寒如水,屈曲深围。消得题诗,不须作画,潇洒风流未易涯。人间世,但此身安处,是十分奇。

笑他富贵家儿。这长物何为著意迷。便绮罗六扇,何如玉洁,丹青万状,都是钱痴。假托伊来,遮阑便了,免得惊风侵梦时。何须泥,要物常随我,不物之随。[29]

词中题咏的对象是一扇素面枕屏。上阕描写枕屏的生活功用,晴日里,低斜半展;夜寒时,屈曲深围,御风保暖。下阕借枕屏来抒发自己清正廉明的人生价值观,他不羡慕富贵人家的绮罗六扇屏,纵使别人的屏风之上丹青万状,他自以朴实无华的素屏为乐。陈著通过对枕屏的选择喜好,抒发了自己对清廉气节的价值追求。现实也正如他词中所表达的一样,陈著任官时,因“清正廉明,威令肃然”深得百姓拥戴,离任之时甚至当地县民跪泣送行。

作为家具陈设品的枕屏,其上负载的诗书画意,可以营造出特有的寝卧空间,同时也寄寓着居室主人所追求的清正意向。陆游《书枕屏》(其四):“甘菊缝为枕,疏梅画作屏。改诗眠未稳,闻雪醉初醒。”[30]甘菊为枕、疏梅作屏,枕上的菊与屏上的梅都是象征高洁君子品质之物,再加上室外飞雪的清白之姿,共同形成了室内室外雅致的寝卧环境,彰显着诗人清正高雅的人生品格。

(二)“仕隐”之风

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系,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关注社会的外向追求,承担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加强,极大地束缚了士大夫的价值实现,扼杀着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宋朝统治者为防止武人夺权而重文官,但同时又不得不抑制文官专政。为削弱官员权力,宋代实行一职多官制度,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出现官、职分离现象,许多士大夫有官位而无职事。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31]居官位而无职事的他们,不得不淡化那一腔济世情怀,以退隐之心来为自己营造一个超然独立、恬淡闲适的世界。他们渴望隐逸的无拘无束,但是他们从内心又不甘心放弃优裕的政治地位和丰厚的朝廷俸禄,不愿意与世俗生活彻底决裂。[32]于是,“仕隐”成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普遍选择。

当隐逸成为宋代士人普遍自觉地生存方式时,它就不仅是一种生活理想,而会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33]他们在艺术创作中,以一种宁静淡泊的审美心态去观赏身旁枕屏,便致使枕屏这一客体传达出同样的清旷、隐逸之风。刘克庄《伏日》诗云:“屋山竹树带疏蝉,净扫风轩散发眠。老子平生无长物,陶诗一卷枕屏边。”[34]屋外远山之上竹林繁茂,林间蝉鸣响动,诗人拿着一卷陶渊明的诗集在枕屏所围的空间内散发而眠。远山、竹林、茅屋、蝉鸣与枕屏共同构建了一个幽雅素静的寝卧空间,展现出了诗人如陶渊明一般地疏放旷达之姿,也蕴含了诗人所享受的隐逸之乐。又或如薛季宣《书敬仲兄枕屏》云:“野趣知兄爱泉石,风屏少试秋毫力。纤煤点染出云天,万里江山安枕席。”[35]枕屏上的画景与现实中的实景相结合,呈现出清新淡雅之感。在结尾之处,一句“万里江山安枕席”将卧房的境界拓宽,一种飘然浮游于江湖之感触手可及,在素雅之中又展现出宋人特有的超脱旷达情怀。[36]

五、结语

自先秦至初唐,屏风都不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用具,而是皇家和王侯将相的专属器物,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从中唐白居易对素屏的歌咏至宋代,屏风进入了“文人化”时期,参与到文人的私生活之中。作为卧房床榻之上的枕屏,处于最为私密的空间之内。它由原始“障风隔形”的外在形制功用,更加发挥其自身的寓意功能,进入到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这一方空间之内,宋代文人士大夫没有了外界的束缚,可以清醒地正视自我、寻找自我。此外,他们借此小小的一扇枕屏,寄情于屏上山水花鸟,运用到诗词创作之中,使之成为构建不同诗境的重要物象,反映着他们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