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艺萌

(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主要分为三支,因独孤屯家族一系本姓李,依附独孤信而赐姓独孤,且此支姓氏在独孤氏与李氏之间频繁转换,情况较为复杂,所以本文着重探讨独孤信家族和独孤永业家族墓志中的汉族先祖追溯情况。随着独孤氏新史料墓志的出土,独孤氏作为代表性的内迁胡族,墓志中关于祖源方面问题不断被研究者所关注(1)相关独孤氏祖源研究成果有王化昆《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与洛阳的渊源》(《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17-23页)对独孤姓氏由来进行详细著述,整理北朝隋唐时期几支重要独孤氏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族望,纠正了史书中一些关于独孤氏的错误;张艳鸽《南北朝、隋唐时期独孤家族兴衰探析:以独孤信为例》(《荆楚学刊》2014年第3期,24-28页)梳理了独孤信家族渊源;吴洪琳《关于中古时期独孤氏的几个问题》(《唐史论丛》2015年第1期,233-246页)探讨独孤氏墓志与刘氏间关联;龙成松《中古胡姓家族研究: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对史料和墓志中独孤氏家族谱系进行梳理研究;彭超《论北魏“勋臣八姓”由鲜卑勋贵向世家大族的演变》(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论述了独孤姓氏的来源族属与“改汉姓”姓氏来源;郭树伟《独孤及与独孤家族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研究》(《中州学刊》2017年第12期,145-148页)》探讨独孤家族的谱系建构和血缘追溯对中原文化归属和认同的问题;刘森垚《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对独孤世系进行梳理;周利君《北朝隋唐独孤氏家族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从独孤氏起源、崛起、极盛、衰弱多个角度探讨独孤氏家族发展;等等。,但学界往往专注于探讨少数民族祖源追溯,而忽视华夏族源的建构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双向选择的结果的事实。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古独孤氏墓志出现的汉族先祖,结合学术界对独孤氏祖源问题的研究成果,对独孤信家族和独孤永业家族祖源认同进行梳理,以期能够更深入地探究北朝至隋唐时期内迁少数民族与汉族对华夏认同和祖源认同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探索祖源认同这一过程对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和启示。

一、独孤信家族祖源追溯

中古时期的独孤氏应该源出匈奴,以云中地区为多,拓跋鲜卑西迁,南下匈奴故地之后,独孤部成了拓跋氏所依赖的主要政治力量,后入北魏三十六部。关于独孤信一支华夏祖源的追溯,北周宣政元年(578)《独孤藏墓志》为已经发现的独孤信家族将祖先溯源到汉代刘氏的最早墓志记载。其云:

公讳藏,字达磨,朔州人也。周明皇帝敬后同母弟。本姓刘,汉景帝之裔。赤眉之乱,流寓陇阴,因改为独孤氏。[1]

《独孤藏墓志》将其家族来源通过典故与华夏先祖相关联,把胡、汉二族的祖源视为一体。这种祖源构建的方式,以《魏书·序纪》中的记载影响最大,其云: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2]

魏收在司马迁把黄帝描述成五帝之首形象的基础上,将黄帝弘扬成为北方各族的共祖。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族内迁中原面临着旧民族观念的巨大阻力,入主中原的诸族统治者想要打破长期奉行的夷狄观念,把势力扩张到汉族地区,他们就必须对这种观念作出回应。这些统治者既没有选择像匈奴人靳准那样放弃自身的统治,臣服于中原汉王朝,亦不是凭借武力和政治权威去彻底打破和颠覆传统,再建立起胡族自身的一套新的统治观,而是努力寻找可以改变传统夷夏尊卑主从意识的途径,在与汉王朝和汉人的互动调适过程中,积极探索出一套在中原传统王权正统论架构内彰显胡族政权合理性,且在胡、汉人群双方都具备说服力的新理论体系,由此黄帝祖源成为胡族统治者“用夏变夷”首选。[3]通过祖源向华夏文化靠拢,用“华夏”来将“夷狄”身份掩饰,抓住司马迁的“华夷共祖”思想大做文章,将自己的祖源与华夏先祖相关联,在血缘身份上向华夏靠拢,以此来为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寻找理论支点,逐渐实现政权和身份的正统合法化。北周时期的宇文氏,也效仿北魏使用类似的祖源嫁接模式。《周书·文帝纪上》记载太祖宇文泰出自炎帝神农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4]

在北朝时期各政权以华夏始祖为先祖的风气影响下,独孤氏也开始寻找可以追溯的汉族先祖,但祖源追溯不可随意关联,因此独孤氏根据自己的族属将自己的祖源与汉朝宗室刘氏联系。独孤氏来源于匈奴,曹魏时期,匈奴单于都以刘姓示人,比如刘豹、刘渊、刘曜等[5],后有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6]。因为西汉时匈奴冒顿单于娶了汉朝的公主,双方约为兄弟,后世单于子孙遂冒姓刘氏。《元和姓纂》与《魏书》也有刘氏与独孤氏关系的记载,也许正是由于匈奴有因冒顿单于与刘氏的这层关系,所以身为匈奴的独孤氏选择汉代刘氏作为华夏先祖。出于历史因素考虑,孝文帝汉化改姓时将独孤氏改为刘氏[7],但到了西魏、北周时期,统治者又推行一些“胡化”政策,改汉姓的独孤氏部分又恢复原姓,这使得独孤氏家族出现同源异姓的现象,两种姓氏间关联更加紧密。外加当时拓跋氏在祖源追溯上有将祖源追溯至汉代刘氏的情况——拓跋晃后裔北魏太昌元年(532)《元馗墓志》“君以擢于层基,派源天汉”[8],北魏永熙二年(533)《元肃墓志》“启神基于地符,派浚源于天汉”[9],两方墓志虽将祖源追溯至汉武帝,但采用词语较为隐晦。在北魏王室与自己祖源都与汉武帝刘氏有渊源的情况下,独孤氏也有可能将目光放在了汉朝宗室的刘姓上。

独孤信后代亦将祖源追溯汉代王室,例如开元二十四年(736)《独孤炫墓志》“其先汉之裔胄。及大盗乱常,神器中绝,全身避地,保姓山,殊方,而代有贵胄”[10]。还有天宝十三载(754)《独孤挺墓志》“独孤氏,汉皇孝景之后,中山靖王之子。北征猃狁,便寄单于,保于崇丘,因以命氏。后与魏帝,并驱中原,迁居河南,时谓卢姓也”[11],对家族祖源内容的叙述较之前也更为合理。

胡族希望寻得一个荣耀的汉族先祖融入其构建的祖源叙事文本中,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展现出一种“神话”性质。少数民族努力根植于汉文化文本,甚至刻意忽视其祖源虚假性与零碎性,这是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进程中作出的贡献。承认华夏民族身份,塑造共同华夏先祖,胡族华夏祖源叙事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它所体现的民族认同意义,这在汉人族源叙事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少数民族以汉族先祖为祖源的建构,实际上是各民族历史记忆与特色文化的整合,在这个交流交融过程中推动了北方内迁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最终形成各民族对华夏身份认同。即使独孤氏在北魏没落之后,其家族成员出土墓志依然在不断地叙写华夏祖源,这表明它已经具备了更广泛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北魏前期对身份正统性和政权合法性的表面要求,而成为“北方”的胡族与中原民族合二为一的身份象征。

二、独孤永业家族祖源追溯

独孤永业原本出身中山刘氏,随母改嫁独孤氏,遂从其姓。[12]当年的独孤信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官拜大司马,进封卫国公,可谓是权势极盛、风光无限,独孤姓氏拥有极高的地位,是许多家族争相攀附的对象。独孤永业在当时已自诩是独孤一派,如《隋书》中《独孤罗传》中有此记载,北魏孝武帝元修为摆脱当时的权臣高欢,选择前往关中投奔宇文泰,独孤信虽然跟随孝武帝,但父母妻子遗留在了东魏,于是独孤罗被高欢所囚。直到二十多年后独孤信去世,被囚禁二十多年的独孤罗才重获自由。独孤罗出来后孤苦伶仃、生活贫苦,北齐的将领独孤永业以同宗名义为独孤罗买了房宅和田地,赠送了一些资产,“罗始见释,寓居中山,孤贫无以自给。齐将独孤永业以宗族之故,见而哀之,为买田宅,遗以资畜”[13]。“宗族之故”可见当时的独孤永业已然成了独孤家族的一分子。独孤永业凭借自身才干以及姓氏转变,成功在门阀世家发展的鼎盛时期站稳脚跟。独孤永业从刘姓改为独孤姓后,其子孙碑志开始将其谱系和汉朝宗室关联在一起。例如唐神功元年(697)《独孤思贞墓志》“本姓刘氏,其先出自汉沛献王。泊五马南浮,三光北眷,崇宠为极,因而氏焉。帝尧聪明,高祖仁爱,景命昭昕,洪源葳蕤”[14];景龙三年(709)《独孤思敬墓志》“君讳思敬,河南人也。汉光武之后”[15];开元十四年 (726)《独孤思行墓志》“刘累之胤今君之先,英奇磊落兮代绵连”[16]。到了独孤永业的第六世孙独孤及时,将独孤氏的世系构建完成。独孤及重新构拟了一个独孤家族的起源(刘氏)及传承的世系,并且在为其父撰写的《独孤通理灵表》中有着详细描述:“公讳某,其先刘氏,出自汉世祖光武皇帝之裔。世祖生沛献王辅,辅生釐王定,定生节王正。正生长子广,嗣王位;次子廙,仕汉为洛阳令。廙生穆,穆生进伯,为度辽将军击匈奴,兵少援不至,战败,为单于所获,迁居独孤山下。生尸利,单于加以谷蠡王之位,号独孤部。尸利生乌和,乌和生二子。长曰去卑,为右贤王。建安中,献帝自长安东归,有李傕、郭汜之乱,右贤王率其部卫车驾还洛,遂徙许,复归国。卒,次弟猛代立,生嗣论。嗣论生路孤,路孤生眷,眷生罗辰,从魏文帝迁都洛阳,遂为司州洛阳人。始以其部为氏,用勋伐锡爵永安公,位征东将军、定州刺史。”[17]该志记录了家族自汉光武帝以来的完整谱系,此后独孤氏家族墓志多遵循其祖源传承,例如大历九年(774)《独孤屿墓志》“汉世祖光武皇帝第二子沛献王辅之昭也”[18],大历十二年(777)《独孤正墓志》“君之先出自刘氏,汉世祖之裔有进伯者”[19]等,均遵照了独孤及的文本。

独孤永业子孙认为其真实祖源为胡族独孤氏,在墓志中叙述其祖源亦参考胡族独孤家族,独孤及撰写墓志最为显著。上文提及的《独孤通理灵表》追溯刘氏先祖“其先刘氏,出自汉世祖光武皇帝之裔”。同时,又记载民族族源“生尸利,单于加以谷蠡王之位,号独孤部”,谷蠡王、贤王为匈奴单于储君之选。还有《独孤正墓志》“君之先出自刘氏,汉世祖之裔有进伯者,北征以师败绩,降匈奴,因部易姓”[20]。独孤永业后代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借用少数民族身份,再将其祖源追溯至华夏先祖,这表明当时汉族认同胡族华夏后裔身份,认为其与胡族皆为“中国”民族。这是当时民族观念的一大进步。以黄帝为首的华夏祖源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无论是内迁胡族还是中原汉族都以“炎黄子孙”身份自居,摒弃之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对立思维,而是逐渐转变成“华夷平等”民族观念,向着“胡汉一家”方向发展。华夷共祖不仅缓解各民族之间矛盾,还由此塑造了新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夷夏一体”的认同观念。对华夏先祖追溯绝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是少数民族单方面“攀附”华夏文化,而是各民族对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祖为符号、新的民族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的普遍认可,从下到上的认为自己就是源于华夏,这个过程也从一开始的“攀附”转变为同源。

三、独孤氏祖源建构与胡族民族认同观念形成

独孤氏家族在祖源建构初期,并不是直接将祖源追溯至汉代刘氏,例如北齐天保四年(553)《独孤忻墓志》“独孤忻,字元洛,河南洛阳孝信里人也。夏后之远苗,大人之近胄。斯实备之史录矣,可略而论焉”[21]。追溯大禹为先祖,还有北齐武平五年(574)《独孤思男墓志》“独孤思男,代郡平城人。发系御龙,降祥赤雀。滥觞激而遂远,绵瓞积以不穷”[22]追溯夏代刘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23]这与早期独孤部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关联,独孤氏早期辅助拓跋氏发展势力,二者关系亲密,但独孤部至刘显时挑起拓跋内斗,正值道武帝时期,拓跋魏正处在由部落酋邦向封建国家转型的初始阶段。为稳固政权,削弱政权内部的威胁,拓跋魏采取了残酷镇压来巩固统治的方法,对独孤氏则使用分散其部族、分土定居等方法来削弱其势力。后假借汉典中的“汉武故事”,定下“子贵母死”的制度,镇压独孤部族。[24]独孤部势力微弱,只能跟随当时统治者政策追溯“五帝”先祖,没有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追溯体系。独孤信为周隋皇家三代外戚,长女为周明帝敬皇后,四女为元贞皇后,七女为隋文帝献皇后,可谓贵戚之盛,莫与为比,独孤家族在关陇集团中地位重要。伴随着西魏北周独孤信一支实力壮大,独孤氏开始构建自己祖源追溯,将其与汉代刘氏宗室联系在一起,既能在当时环境下证明其身份的正统性,又能凸显其政治地位。独孤信后裔《独孤藏墓志》中将自己家族祖源与汉景帝挂钩,将独孤氏祖源追溯提高至汉代王室,充分彰显独孤氏地位。但独孤信死后,独孤家族一时沉寂。到杨氏独掌政权时,独孤氏才得以以外戚身份重登高位。尽管独孤信家族逐渐走下坡路,但在北周、隋、唐三朝其家族影响力很少有能与之匹敌者,故而独孤及以胡族独孤氏身份自居重新拟构了胡族独孤氏家族祖源,至此独孤氏华夏祖源建构完成。

独孤氏在北朝、隋、唐长时间内不断将家族祖源与认同祖源相结合,这是内迁胡族融入华夏的过程。在与其他民族接触交流过程中,以追溯黄帝为首的华夏先祖成为新族群文化认同符号,华夷共祖成为民族融合的纽带,各民族皆为华夏正统。如独孤氏一般,来自北方草原的内迁胡族,根据自身情况及社会变迁不断修改自身华夏祖源追溯情况,这种反复与纠结并不是胡汉对立的表现,而恰恰是少数民族认同华夏身份符号,是华夏民族包容壮大的必经过程。

少数民族追溯华夏先祖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统治者为步入中原成为正主,开启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华夏先祖追溯风潮,追溯华夏先祖也由最开始统治阶层官方追溯黄帝先祖到后期全民皆华夏,这时内迁胡族通过世系嫁接、同姓联宗等方式强调汉族远祖记忆[25],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对中原文化攀附因袭,而是伴随着民族间的迁徙、调动和融合,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思想加强,“变夷为夏”是各族的心愿,“中华”为各族心愿所集,黄帝为首的华夏先祖逐渐发展为“天下一家”所共同拥有的民族历史记忆。北方内迁各族在迁徙到中原地区的过程中积极构建汉族祖源,中原汉族在胡族刺激下也开始重视对祖源的追溯,“黄帝”等华夏先祖成为新民族身份象征。新民族文化符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意识方面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各民族华夏祖源记忆定会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识[26],这种共同记忆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关系愈加紧密,从而在血缘、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逐渐凝结成了一个新的整体,从根本上扩大了华夏认同。

四、结语

独孤藏一支将祖源追溯华夏先祖,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建立的各政权都力图构建自己华夏祖源的情况下,将家族世系与汉光武帝刘氏联系在一起,是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主动靠拢的表现。而原本汉族刘氏的独孤永业的后裔将其先祖与独孤氏联系在一起,是汉族借助少数民族身份构建华夏祖源。独孤氏家族祖源追溯,是当时民族融合大趋势下的一个缩影,黄帝祖源记忆的形成不是少数民族对华夏文明的简单“攀附”,而是各民族之间多元化互动交融的文化现象。对汉族先祖追溯,不仅直接促进了内迁北族成员对华夏身份的高度认同,还提高了华夏民族对“黄帝文化”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和形成角度进行考察,少数民族与汉族将黄帝作为边疆与中原各族共同追溯的先祖,无论在历史记忆还是现实情境层面都能将四裔群体融合汇聚,从根本上扩大了华夏认同,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彼此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由此在血缘、疆域、政治、文化的诸多层面,多元民族得以互动、融合、凝聚为一体。从长时段来看,独孤氏等少数民族黄帝祖源记忆的变迁,表征着华夏共同体内部各族互动与融合的历史过程,是多元文化整合之后主流认同的结果,最终以“一体化”作为具体呈现,这个“一体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胡汉群体转变为同源共祖。[27]北朝隋唐时期胡族对华夏祖源的认同为元代大一统时代奠定“四夷可使如一家”多元一体思想观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所经历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