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双劼 环筱语 林芷伊

【摘要】艾略特的早期诗作《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独白形式深刻刻画了中年男性普鲁弗洛克的内心挣扎和社会环境，同时通过广泛的典故和意象，将其作品与西方历史、文化和宗教相互交织，呈现出精妙的互文性。本文旨在探讨艾略特在该作品中所运用的互文性引用，分析这些引用如何构成了表意策略，以及它们对全诗主题的贡献。

【关键词】《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艾略特；互文性；文化融合；表意策略；诗歌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4-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04

艾略特在《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下简称《情歌》）中通过主人公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以下简称“普鲁弗洛克”）戏剧化的内心独白以及对他所处社会环境的细致刻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个思想活跃但行动延宕，想爱而不敢爱，最终求爱未果的中年男性形象。其中，他运用了大量典故与意象，与其他文学作品相互印证，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与宗教产生了共鸣而实现了极其精妙的互文，由此有力地延伸了诗歌的意蕴，深刻展现出西方人民普遍存在的挫败感和对一战后环境污染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际关系支离破碎等社会现状的无能为力。

《情歌》中所体现的“互文性”是西方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策略，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Bakthine，le mot，le dialogue et le roman》中首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intertextualité）：“文学词语是文本界面的交汇，它是一个面，而非一个点（拥有固定的意义）。它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1]因此互文性具有转换性特征，在这种意义上，移植的文本序列获得了新的意义，也允许拥有新的意义”[2]简言之，“互文性”即现在的文本与过去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产生了对话与融合，通过用典、戏拟、模仿、变形、转化等方式构成某种文学或文化上的联系。艾略特对互文性有着深刻研究，他认为从前作家的创作在传统和现代语境中都吸引着当代作家。[3]在他的诗作《情歌》中，他通过运用大量的典故来实现精妙的互文性，使现在的诗歌与过去的文本融合，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与宗教共鸣，从而将西方古典文明与现代诗歌有机结合。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情歌》中互文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学者从艾略特的文学评论切入，讨论其“非个性化理论”在《情歌》中的体现[4]；有对《情歌》的用典和模糊性效果的探讨[5]；有从认同和反讽两个视角探查《情歌》的互文性主题[6]，也有学者将其置于欧洲的互文性传统中研究其创新之处[7]。这些评述对读者理解《情歌》大有裨益，但是仍缺乏对《情歌》中互文意象的系统性分析，因此本文旨在探讨艾略特代表作中的互文性引用是如何作为表意策略的，并分析这些引用所产生的意蕴对全诗主题所做出的贡献。

一、繁荣与衰败：互文反映出幻想世界的相干性与

真实世界的割裂感

虽然互文性概念问世于《情歌》发表的近三十年后，但艾略特在本诗中多次使用互文意象。这些意象可以从幻想世界的相干性与真实世界的割裂感两个角度分析。譬如题记与但丁《神曲·地狱篇》形成互文，其中圭多以为听他讲话的但丁也是被打入地狱的阴魂，因此向但丁坦白了过去做过的一切无耻勾当。圭多无法从地狱般的痛苦中逃脱，如同《情歌》中的普鲁弗洛克一样。他作为生活在混乱和肮脏城市中的现代人，想要逃离现实，却被困在个人的地狱里：一方面渴望诉说自己的感想，另一方面又害怕会被人耻笑。与圭多如出一辙的经历好像使他找到了能够坦白自我从而感到相对释然的机会，但显然，这种自欺欺人的借口暴露了他心中的惶惶不安。幻想世界里“虚假的繁荣”使真实世界中的普鲁弗洛克失去了信念，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心人”，只能寄托于重复的思想折磨，无异于地狱中受刑的圭多。而随后第一节中“那么让我们走吧，我和你”[8]则表明你我都患上了与普鲁弗洛克一样的“空心病”，暗指整个西方社会普遍存在这种群体堕落现象，活人与鬼魂没有什么不同，人间和地狱也没有什么不同。

第三節中，当普鲁弗洛克犹豫是否要向女士们表达爱意时，他自我安慰道：“将来总会有时间，总会有时间准备好一副面容去见你想见的面容；将来总会有时间去谋杀和创造”[8]，这与《旧约·传道书》中“万物皆有期，凡事皆有时。生有时，死有时。”[9]形成互文。就像四季更替总是按部就班一样，在普鲁弗洛克的幻想世界中，他总认为还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求爱的过程和其他想做的事情，但一遍遍重复总会有时间，恰恰反映出现实世界已没有任何时间和机会，而他除了不断加强时间充足的心理暗示外，一步也没迈出，似乎幻想世界与真实世界完全颠倒交错。此外，对希伯来圣经的互文性引用也暗指信仰缺失造成个人内心迷茫、异化和绝望的现象——在心中有信仰的前提下，凡事才能有定时，反之则会像普鲁弗洛克一样，沉溺于心理时间丰裕充足的幻象中，全然不顾物理时间已经混乱不堪甚至完全消失。

二、小题也有大笔力：互文反映出大时代背景下

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情歌》中反复提到的“使人不知所措的问题”[8]与哈姆雷特的生死之问形成互文性关系，体现出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普鲁弗洛克与哈姆雷特的性格存在相似之处，他们都行动延宕，忧思深重。哈姆雷特认为：“理智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11]，而《情歌》中普鲁弗洛克多次重复“总会有时间”[8]却完全没有行动，这也反映出他的犹豫不决。在哈姆雷特得知其父真正的死因后，他提出了“生存还是毁灭”[11]这一问题，而普鲁弗洛克面临的问题是：是否要向女士开口求爱，所以在他的心理空间中，他不断反问自己是否需要以及敢不敢迈出求爱的步伐，但最后，他在复杂的意识活动中做出了放弃求爱的决定。两者的不同在于哈姆雷特虽然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式英雄人物，但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为父报仇的使命；然而普鲁弗洛克则志不在此，于是他选择放弃自己的追求，继续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事实上，像他一样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和创造力的人在当时社会普遍存在。也就是说，普鲁弗洛克是当时社会中一个典型人物，他试图在精神空虚、信仰缺失、无所事事的状态中采取些有意义的行动，但又缺少意志力与热情，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更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而当时的西方社会也成了哈姆雷特口中的“一座人间地狱”[11]。艾略特通过与《哈姆雷特》的精妙互文，质询了在文化混乱、信仰崩溃的时代，人类应该如何生存的宏大问题。而普鲁弗洛克对哈姆雷特身份认同的否定，更是展露了西方社会亟待改变的紧迫性[11]，这表明当前社会急需一个像哈姆雷特一样能考虑到其他民众在承受着各种各样的苦难、灾祸与不幸，从而下定决心以实际行动消除社会上所有黑暗势力的英雄人物。而普鲁弗洛克作为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岌岌无名的小人物，他的生存困境其实也反映出社会中其他人做出的普遍选择。

三、死亡与复活：不断被深化的死亡主题

第五节中普鲁弗洛克将自己异化为一只被钉在墙上蠕动挣扎的昆虫，这与耶稣之死形成互文性联想。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难死亡是为了救赎罪人，而普鲁弗洛克被钉在墙上却是因为女人们的目光让他感到如坐针毡、痛苦不安。相比之下，他的痛苦便显得无足轻重和过分夸张化了，这也体现出他敏感丰富的内心世界。比起耶稣拥有代替人类向上帝赎罪的伟大灵魂，普鲁弗洛克只能将自己幽微渺小的灵魂蜷缩于幻想世界的一隅，对现实世界的求爱一步也不敢迈出。耶稣在死后第三天肉身复活，四十天后该肉身又升入天堂，而反观普鲁弗洛克，他的精神世界虽然极为丰富，但肉身行动却停滞不前，充斥着无生命感。

复活的主题能让我们联想到T·S·艾略特使用的另一个有关复活的引用：“我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回来告诉你一切，我会告诉你一切”[8]，这与但丁的《神曲》形成互文，达到了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表达效果。拉撒路病危后没能等来耶稣的救治便去世了，他死后四天，耶稣来到他的墓前使他复活。诗人用这个典故与普鲁弗洛克目前的生存困境，即不敢面对和解决那个“使人不知所措的问题”[8]联系起来，说明他希望自己能够从毫无意义、无生命感的生存状态中觉醒，过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就像是死而复生的拉撒路，或是最终完成报仇任务的哈姆雷特一样。拉撒路从死后世界中归来讲述他的死亡经历，就像是普鲁弗洛克看到自己从遥远的幻想世界中走出来到达现实生活，向人们讲述他的想象。然而，当他说出：“那根本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根本不是”[8]时，很显然他内心默然忍受逃避现实的自我又一次战胜了挺身而出勇敢面对现实的自我。因此，与拉撒路不同的是，普鲁弗洛克不会带着故事回来，离开他的幻想世界并不意味着重生，而是意味着死亡——在情歌的结尾，他淹死了。然而，如果选择不离开幻想世界，那么他需要承受的便是生不如死的折磨。普鲁弗洛克甚至在诗的结尾处隐喻了死亡，这与《神曲》中地狱里的人从未回到过凡间相对应。而拉撒路的故事则恰恰相反，他确实从死后世界返回。从根本上说，普鲁弗洛克采纳了圭多的生死观，即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人应该完全坦然，才会觉得相对释怀。然而，他也曾幻想着像拉撒路那样自如地掌控死亡。可最终，他仍然犹豫不决，从一时的逃避走向了永久的逃避，也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四、共鸣与分歧：互文反映都市游荡者的精神状态与

宗教观

纵观全诗，艾略特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形成了情节结构上精妙的互文。首先，在第一节中，普鲁弗洛克对在波士顿游荡的描写，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想象中陀氏的《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圣彼得堡的游荡产生共鸣——这两部作品中对城市游荡体验的描绘都深刻展现了现代大都市中人们心灵上日益增加的精神压力。而普鲁弗洛克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状态也很相似——他们都像一个迷失的灵魂在现代都市中行走，与社会疏远，孤独、沮丧而绝望；同样的，为了缓解精神上的紧张，他们选择转向内心进行深度思考，但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活动中却沉默不语。

其次，普鲁弗洛克和拉斯柯尔尼科夫都与前文已提及的一个宗教典故——拉撒路密切相关[12]。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拉撒路的复活给了他一个内心暗示，去更新自己的精神，表达自己的忏悔，追求生活的幸福。“我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回来告诉你一切，我会告诉你一切”，普鲁弗洛克被内心的冲动强烈地驱使着想说些什么，表达自我。就像拉撒路被从地狱里拖出来，想告诉人们真相一样。普鲁弗洛克把自己比作拉撒路，重复着“我要告诉你一切”，我们由此可以窥见他胸中膨胀着的压抑的力量和欲望。似乎他已经到了适宜的时刻去处理这个“使人不知所措的问题”[8]，说出自己的内心所想。但他的所有激情在下一刻却又都崩塌了——因为他立刻意识到，他将要交谈的女人，或者說，那潜在的倾听者并没有在倾听。实际上，普鲁弗洛克与拉斯柯尔尼科夫都面临着一个“使人不知所措的问题”[8]：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发觉自己不得不直面有关生与死、爱与恐惧的宏大问题，如此才能把自己从孤立带来的无休止的自言自语和自我反省中拯救出来。然而，他们最终的选择却不同：拉斯柯尔尼科夫采取了行动，最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普鲁弗洛克则停留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仍然在自我认知和自我否定的循环中沉默自己、折磨自己。二者最终选择的差异与对比使《情歌》显得更加悲怆，整首诗的虚无感更显强烈，而情歌纯粹的自我关注的结构则更加突出，充分体现了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虚无主义观。

经过对两部作品的对比，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宗教观可能是普鲁弗洛克和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拉斯柯尔尼科夫受到了宗教的启蒙，而普鲁弗洛克则缺乏信仰。宗教促使人们对时间与生死发问并在诗歌的结构中形成清晰的世界观。这就是为什么艾略特认为玄学派诗人可以统筹所有看似无系统的符号。在艾略特后期的作品中，如《四个四重奏》，特别是在他1927年皈依基督教之后，他开始从宗教中汲取灵感，在他的诗歌中形成了交响乐式的观点[13]。而在1915年，当他创作《情歌》时，他诗歌的内心世界仍然是一片混乱，思想碰撞、宗教符号混乱恰恰显示了他所处的地狱般的外部世界——整个一战后的社会处于压抑、失望和精神贫瘠的低迷状态。

五、结语

总的来说，《情歌》中的互文性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支离破碎的普鲁弗洛克的赏析，因为它创造性地融合了新旧古今间来自各方的声音。这首诗以戏剧独白的形式出现，通常适合用洪亮的声线述说。但是《情歌》中又同时存在许多支离破碎的声音——对但丁的题记，对《圣经》、莎士比亚和许多其他文学作品典故的频繁引用。这就形成了普鲁弗洛克的独特的声音：一种过去和现在的声音的碎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谐的，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人物。而从他身上，我们不仅仅能够深入体会生而为人不可避免的种种精神困境，还能窥见一个时代的光影。

参考文献：

[1]Kristeva，J.Bakthine，Le mot，le Dialogue et le Roman[M].Paris：Seuil，1969：146.

[2]Britlon，C.The Nouveau Roman：Fiction，Theory and

Politics[M].London：Macmillan：St.Martin's Press，1992：145.

[3]T.S.Eliot，Selected Essays.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32.

[4]Sultan，Stanley.“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in ‘Prufrock.’”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vol.12，no.1，

1985，pp.77–90.JSTOR，http：//www.jstor.org/stable/3831143.Accessed 13 Oct.2023.

[5]Schuchard，Ronald.“Eliot’s Allusive Legacy and Obscurity in ‘Prufrock.’”The T.S.Eliot Studies Annual，edited by Joseph Litts，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7，pp.93–98.JSTOR，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1ps326s.12.Accessed 13 Oct.2023.

[6]甘文平，張文俊，肖梦.认同与反讽——评析《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互文性主题[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2，（07）：12-14.

[7]夏金.去个性化和风格创新——《J.阿尔弗雷德·普鲁佛洛克的情歌》和欧洲文学传统的互文研究[J].国外文学，2014，（03）：85-93+158.

[8]（美）艾略特（Eliot，T.S.）.四个四重奏[M].裘小龙译.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4-12.

[9]Cogliano，D.（Ed.）.（2004）.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Holy Bible.London：DaVince Tools.E-book.

[10]（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W.）.哈姆雷特[M].朱生豪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48，49.

[11]吴琳，柏晨雨.论《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文化焦虑[J].外语与翻译，2021，28（02）：68-72.

[12]Lowe，P.（2005）.Prufrock in St.Petersburg：The Presence of Dostoyevsky's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S. Eliot's“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28（3），1-24.

[13]陈红.T·S·艾略特宗教观的转变对其诗歌艺术的影响[J].外国文学研究，1997，（01）：1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