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艳霞，刘佳男

（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河北唐山 063000）

1 基层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内涵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农村地区基层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社会制度建设的满意度和基本生活的幸福感的多少，加强基层治理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各领域的增产增收，切实改变乡村基层现状，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完善基层组织的引领作用。推进我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促进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转变基层民众旧有观念，提高民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感，增强民主法治意识，统筹推进农村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深入推动农村地区的乡村振兴进程。

2 乡村基层有效治理存在的发展困境

2.1 基层政府决策缺乏“适应性”，过度关注“数字指标”

基层是政府联系群众进行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在政策制定上占据着统筹协调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具体实施层面缺乏变通精神，在具体政策制定实施中往往会忽视各乡镇地区的实际情况，更多借鉴上级文件精神，进行政策的“上传下达”。在时间要求上也往往急于求成，使得文件政策前脚刚到达基层，后脚就要“马上安排，立刻进行”。很多基层工作者对于政策往往一知半解就要开始实施，缺乏对政策的解读和认识。很多工作任务量大，涉及范围多，时间要求急。对基层工作者的积极性也是很大考验，使得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在治理实践面临治理成果考核的压力时，部分官员干部基于官僚观念进行策略性应对。在扶贫资金分配、名额对接、政策扶持等方面，向基础好、易取得治理成果的村庄和农户进行倾斜，以此规避政治风险。这不仅脱离了基层治理的初心和目的，也加剧了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

2.2 核心组织话语权不足，“数字化治理”现象明显

在乡村基层组织中有村民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妇代会、农民协会等多个基层组织，各个部门在基层中的管理职责和地位不明晰，缺乏一个明确的核心组织进行领导和统筹安排。这就造成以村两委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在村庄内部话语权不足，造成组织效率低下，不能有效对村内工作进行统筹部署和安排。同时，随着目前农村地区基层治理进程的不断深入，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效果考察逐渐深入。出于对数据填写和收集这类基层治理软条件的硬性要求，使得村内党委和干部群体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归纳电子表格、档案、数据信息一类的文本文档上，以便应对上级部门的突击检查和成果考核。加之县乡两级对各类表格种类样式和具体要求各有不同，这就导致村内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信息收集和汇总上，基层干部疲于应付，使得村内治理和帮扶重点出现偏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治理成果。

2.3 村庄内部空巢化严重，民众参与能力不足

民众参与基层村庄治理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和民主思维，以合理的方式和途径参与乡村决策。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一步步拉大，城市工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较高。加之城市青壮劳动力的需求比乡村多，使得很多乡村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这在满足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劳动力的缺失，使得村内留守儿童现象和孤寡老人现象严重；基层民众整体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很多村民年纪较大，观念传统、思维保守，在村内部也更多依靠村内关系发声，缺乏参与乡村事务和民主化的思维意识；也使得农村地区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乡村青壮劳动力的缺失，不利于基层地区的人员管理以及基层的工作进展。

2.4 民众价值取向错位，标志性建筑损毁严重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多种经济形式和发展观念涌入乡村，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基层民众的观念，在很多乡村逐步形成了“金钱至上”的观念，这一现状在村内年轻一代中更为明显，村民价值取向与经济发展的现状出现明显错位。这对传统村内“勤俭节约、讲究孝道”的道德和宗法观念造成很大冲击。“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在村内盛行，乡村内部的文化建设也没有形成特色的文明风尚，对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带来很大威胁。部分村庄把经济发展水平和楼层高低进行盲目联系，更多在表层功夫上做文章。部分村庄对村内的祠堂、牌坊、古宅等古建筑疏于管理，加之风吹雨淋等自然原因和人为破坏，造成其荒废甚至倒塌。更有部分村庄在进行建筑修缮时以节约资金为目的，不考虑古建筑的样式和材料构成，出现修缮的粗制滥造的现象，破坏了古建筑的原有形态和样式，造成传统建筑的损失。

2.5 基层治理人才缺乏，社会参与度明显不足

随着目前基层治理的精准化的深入推进，很多基层的干部队伍年龄偏大，领导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部分干部长期处于涣散状态，工作方式方法也较为陈旧，对待工作态度敷衍，责任意识明显不足，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不能很好地带领基层群众。尤其在农村地区，既懂得知识方法又有理想的新干部缺失。在农业乡村建设方面，也存在农业科技人员、乡村经济能人、乡村土专家等专业人员的缺乏问题，不利于基层地区的经济发展，阻碍农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部分村庄基础设施较差，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等硬件不足，也缺乏相应的沟通渠道和平台，与有意向的社会资本缺乏对接窗口，从而造成社会资本融入乡村治理困难。

3 乡村振兴背景下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是‘中国之治’的根基。”基层治理中涉及的工作量大、事务冗杂、不易处理，在全面推进建设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稳步推进基层治理进程、如何提高基层地区治理效能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我们当前面对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3.1 重视民众的主体地位，变通成果检验形式

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乡村治理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层的实地经验往往可经历时间检验。要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重视农民和群众组织的话语权，发挥其主人翁作用。基层治理效果的检验方式从上到下可以统一规范和要求，促使基层治理的重点由涉及资料和数据的软性工作转变到涉及村内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硬性指标中去。简化不必要的数据收集和平台构建，在成果审查中更注重对村民具体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长期考核，不能只依靠数据说话，更要依靠人民发言。

3.2 明确主体权责关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要明确各基层组织间的权责关系和确切分工，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决策核心、村委会负责总执行的乡村发展模式，村委会向基层党组织负责。各部门和人员之间各自分管一摊、各有侧重，也能够提升党组织对村内各项具体事务的把控，做到专事专办。同时简化沟通步骤和实施进程，能够捋清权力运行体制，便于村民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反馈，基层治理的重点也应该放在村民倍加关注的方面，摒弃过去对“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的重视，促进基层工作落在实处，办实落实。

3.3 制定村规民约，推动乡风文明建设风尚

乡村社会更多的是熟人社会，健康乡村文风文明的形成就是要在结合现代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道德对人的教化和规范作用。制定有本村特色的乡约乡规。可以将其与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优良家风、先进事例相结合，避免制定的形式化和空洞化，营造良好和谐的村民关系，这不仅有利于村内不良风气的移风易俗，更有利于摒弃农村地区对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行为。同时加快乡村文化振兴和文化建设可以与乡村特色的旅游产业和休闲产业等第三产业项目相结合，充分发挥文化创造活力、提升文化附加值。逐步打造自主文化品牌和旅游文化节，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促进乡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双丰收。

3.4 创新普法宣传形式，推动古建筑修缮工程

实现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是基层治理的新要求，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基层治理要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在农村地区进行形式新颖的普法宣传活动，利用公众号和新媒体平台进行普法视频创作，将法律与基层村民生活相结合，语言表述“更接地气”，加深村民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使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深入民众生活。促进基层治理的法治、自治、德治三者的有机结合。在古建筑修缮工作中要本着“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进行修缮，选取专业团队进行把关，重视修缮中的砖瓦质量问题、油漆彩画问题等等。区分轻重缓急，分类分批制定修缮方案，必要时应对材料进行抽样检测，做好防虫防蛀工作的同时要建立事后追责制度，严把原料关、施工关、检验关。

3.5 搭建乡村服务平台，吸引优质社会资本和人才进入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建立网上信息和服务共享平台，根据目前基层治理的现状需要引进满足条件和项目对口的社会资本，平台可以为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提供运营服务、项目信息等，将信息和条件相对接，增加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建设渠道。同时，把人才培养和人才引入作为人才建设的两个重点，通过乡村书屋、农校定期培训等形式提高农民的技能和水平；与当地大学、农校相联系，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和方案，定期送村内优秀农民代表进行学习交流，设立专门的奖助学金培养体制，逐步培养大学生返乡创业，选拔一批有志向、有能力的人才扎根乡村建设，增强乡村建设的人才储备。积极鼓励引导以农业科技人员为代表的新乡贤或有意从事乡村建设的城市人员进入乡村进行创新创业项目建设，使进入乡村的人才“回得来”“干得好”“留得住”，将人才资源转变为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治理的人才队伍建设。

4 结语

构建合理的基层治理体系离不开各个主体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这就要求基层政府要当好“协调者”对基层现状进行整体把握，基层组织要当好“行动者”结合当地实际具体实施和灵活处理，同时也需要广泛引入社会资本和乡村建设人才的“参与者”角色，为基层地区发展注入活力，充分发挥乡村文化“传播者”角色对人的教化和引导作用。把基层治理融入面向乡村振兴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当中，增强乡村振兴事业在基层得以落地的内在驱动力。推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地区的发展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