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强

（铜仁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大学发展的根本命脉是学科建设［1］，而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知识生产，知识生产质量决定学科建设质量。高质量的学科建设必须有高质量的知识生产，高质量的知识生产不仅在于增长知识、认识世界，更在于应用知识、改造世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的论断为新时代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根本任务。高校是学科建设的主阵地、知识生产的生力军、科技创新的排头兵，研究和推动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是承载党和国家重大战略指向的时代课题。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方兴未艾，知识应用创新呈现颠覆性群体突破新态势，知识创新快速化、立体化、集成化特征日益显著，由此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世界力量格局，进而重构世界版图。

面对持续深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大趋势，谁领悟得深、适应得快、应对有力，谁就抢得先机、掌握主动、赢得未来。因此，必须深思：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背景下，高校知识生产应当遵循什么发展逻辑？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存在哪些逻辑冲突、面临什么现实困境？如何形成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这些理论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推进高校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生产模式”是西方学者提出的用以描述和解释大学知识生产、创造和创新的组织形式、运行方式和发展状态的理论概念和结构模型，即知识生产模式Ⅰ、模式Ⅱ、模式Ⅲ。历史上，三种知识生产模式的相继出现，体现了大学学科建设“从经典范式到现代范式”的逻辑嬗变［3］。1994 年，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oel Gibbons）首次提出知识生产模式Ⅰ、知识生产模式Ⅱ概念，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认为知识生产模式Ⅰ以大学垄断知识生产、追求知识增长和学术卓越为旨归，模式Ⅱ形成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知识生产结构，协同推进知识生产、追求知识应用与问题解决为指向［4］。2003年，美国学者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Carayannis）又提出知识生产模式Ⅲ的概念，并与奥地利学者戴维·F·J·坎贝尔（David F.J.Campbell）等发表系列研究成果，对这一新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认为人类知识生产模式已经走进以大学—产业—政府—公众为主体协同推动知识创新的“四重螺旋”时代，知识生产已成为一个协同“创新网络”［5］。至此，西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理论，并对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尤其是高校学科建设逻辑走向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1 世纪初，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传入我国，学界广泛关注并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多为介绍性和阐释性研究。在介绍性研究方面，有学者对“三重螺旋”创新理论进行了知识集成方面的相关研究，认为“三重螺旋体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工具”［6］；有学者分析了从“三重螺旋”到“四重螺旋”的动力机制演变原因，认为包括“利益相关群体从多极化向扁平化发展以及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与发挥创新作用”［7］。阐释性研究主要围绕一流学科建设展开，探讨一流学科建设“有何问题”“怎么建设”，提出了许多富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在一流学科建设“有何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发现，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功利、短视和浮夸现象”［8］；有的学者认为学科建设“效率不高”［9］，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区”［10］。在“怎么建设”一流学科上，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主张建立政策引领、问题牵引、聚合效应等机制［11］；有的学者主张从学科评估向“知识创造”转变［12］；有的学者主张学科治理“善治”［13］；有的学者主张“注重目标提升，要素优化，过程融合”［14］等。总体上，已有研究成果丰富，富有启发价值，但鲜见运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理论分析框架揭示高校知识生产应然逻辑、探究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成果。因此，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知识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应然逻辑是什么、面临什么现实困境、建立什么机制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仍待深入探究。

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知识、动力在创新，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必然衍生新的知识生产逻辑，呼唤高校学科建设动力机制创新。在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背景下，无论部属高校还是省属高校，无论普通本科院校还是职业技术院校，无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还是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都肩负着如何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推进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进而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使命。为此，本研究运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理论分析框架，揭示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知识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逻辑，进而建构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的高校学科建设动力机制，以期为新时代我国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高校知识生产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分析

知识生产模式Ⅰ、模式Ⅱ、模式Ⅲ三种范式的相继出现，既体现了大学知识生产的演变轨迹，也预示着大学知识生产的逻辑发生转向。在知识生产模式Ⅰ情景里，“纯科学”逻辑主导全部知识生产活动，大学垄断知识生产，知识生产与社会绝缘。直到19 世纪初，随着大学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凸显，知识生产模式Ⅱ应运而生。在此情景下，大学走进社会，并与产业、政府结成“共谋关系”［15］，形成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知识生产结构，以知识应用与产业发展为导向组织知识生产。自20 世纪以来，知识生产逐渐走近普通民众，“弥散”到公民社会，公众成为知识生产的又一重要主体，并与大学、产业和政府结成“知识生产共同体”，且在多方交互影响、交互作用中协同推动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四重螺旋”知识生产模式Ⅲ由此诞生。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必然引发学科建设的逻辑转轨。在以高质量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必将衍生高校知识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逻辑，进而推动高校学科建设在深度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需求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知识生产价值取向的应用逻辑

大学知识生产从模式Ⅰ到模式Ⅱ，再出现模式Ⅲ，衍生出高校知识生产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个逻辑——知识生产价值取向的应用逻辑。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清楚地表明，随着大学和知识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加强，传统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科学”知识生产逻辑已经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不相适宜，大学知识生产需要走出象牙塔，直面应用情景，在解决产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中体现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并在彰显自身存在“合法性”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显然，知识生产模式Ⅱ和Ⅲ情景下的知识生产使命已经不再是以认识和解释世界为目的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的知识生产，而是以改造和创造世界为旨归的新知识生产，从而赋予知识生产以工具意义，使之走进社会中心，成为实现国家战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与此同时，知识生产价值取向从理论向应用的转轨，改变了传统知识生产的发展轨迹，凸显了知识的社会价值，催生出一批高质量学科。1942 年6 月至1945 年7 月，美国政府组织开展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不仅研制出原子弹使美国率先拥有核武器，而且直接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高能物理学、量子力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彰显了知识生产在应用中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二）知识生产主体的协同逻辑

从知识生产主体关系看，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呈现出崭新的多元主体交互、高度协同的知识生产方式。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情景里，高校知识生产完全按照学术逻辑推进知识不断增长，学者们出于对知识的兴趣和爱好探索世界、解释世界、认识世界，生产什么知识、何时生产知识、产出什么知识完全取决于学者的学术追求和研究能力，因而学科发展呈现出同质主体推进的线性发展特征。学科在学术生长逻辑的主导下不断发生分化和细化，不断催生出新学科，推进人的认识发展、拓宽人的认知视野。但在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情景里，知识生产主体构成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同质变成异质，持有不同意志和代表不同利益的产业、政府、社会公众均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与大学学者结成知识生产共同体，围绕知识应用和问题解决目标，协同进行知识生产、应用、创新，知识生产逻辑从学者学术创新逻辑转向多元、异质主体协同进行知识生产和创新逻辑。一是知识生产决策协同。大学、产业、政府、公众都将成为知识生产的决策者，一起参与决策，共同决定他们“为什么生产知识、生产什么知识、怎样生产知识、如何应用知识”。二是知识生产资源协同。知识生产过程中，大学、产业、政府、公众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如政府提供政策资源保障、企业提供平台支持等），形成汇聚知识生产资源、开展集成重大科技攻关的格局。三是知识生产成果应用协同。大学、产业、政府、公众均以需求满足和问题解决为导向，在知识生产中应用知识，推进产业发展、满足公众利益诉求和国家战略需要。

（三）知识生产范式的跨界逻辑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必将引发学科建设范式变革。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史清晰地表明，知识生产从模式Ⅰ到模式Ⅱ，再到模式Ⅲ，知识生产组织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日益凸显，衍生出知识生产范式的跨界逻辑。第一，知识生产主体跨界，在知识生产模式Ⅰ情景里，学者是知识生产唯一主体，知识生产主体具有同质性，但在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情景里，知识生产主体具有多元、跨界特征，即大学、产业、政府、公众融为一体，知识生产主体不再是单一的学术性组织，而是融学术性、商业性、政治性、公众性为一体的知识生产联盟，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融合性特征。第二，知识生产场域跨界，知识生产模式Ⅰ情景里的知识生产局限于象牙塔，而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情景里的知识生产场域已从大学实验室走向广阔的乡间田野、企业车间，知识生产场域发生跨界。第三，知识生产思维跨界，知识生产模式Ⅰ情景里的知识生产完全按照学术思维方式在学术规训约束下进行，而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情景里的知识生产思维方式融学术思维、产业思维、政治思维、公众思维于一体，知识生产思维跨界是多元思维方式的高度综合。第四，知识生产成果属性跨界，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的知识产品主要表现为学术性理论知识，而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下的知识产品的学术性、应用性、开发性兼具，知识生产成果具有显著的融合性。显然，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呼唤高校学科建设在跨界融合的交互情景中走向高质量发展。

（四）学科群落关系的生态逻辑

在知识生产模式持续变革的背景下，随着知识生产范式、思维方式、面向场域的跨界性趋势的不断增强，高校内部的学科群落关系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逻辑，预示着高校知识生产只有建立优良的学科生态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校优良学科生态需要学科和谐共生，即主流学科与非主流学科、强势学科与弱势学科、主体学科与边缘学科以及理、工、文学科之间是多元互补、开放共享、相互支撑的关系，从而构成学科“高原”支撑学科“高峰”的学科生态系统，形成优良的学科生态群落，促进学科集群发展、优质发展。在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情景下，不同地位、不同属性、不同作用的学科之间在跨界交流、开放合作中走向互利共赢。大量的事实表明，许多重大科技理论与实践创新就是学科间实行合作共赢的结果。以浙江大学学科建设为例，近年来，该校面向健康中国战略启动的“精准医学计划”，从组织保障、体制机制上切实打破学科壁垒，聚合1 个A+学科（临床医学）、2 个A 学科（基础医学、药学）、1 个A-学科（生物学）、1 个B学科（公共卫生），充分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打造学科交叉创新高地［16］，建构相辅相成的学科生态群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形成学科集群发展“共振效应”，取得显著成效。显然，形成优良的知识生产态逻辑，是高校学科建设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走向高质量发展进而生成一流学科的实践逻辑。［17］

三、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障碍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衍生出知识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四重逻辑告诉人们，突破学科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学科建设从“理论创新”向“应用创新”、从认识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轨，是高校学科建设在承接时运（从纯知识转向现实需要）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令人欣喜的是，自2015 年8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1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出台以来，我国高校深刻认识到建设一流学科对于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除国家层面推进“双一流”建设外，各省也结合实际制定和实施了区域内“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有力推动学科建设逐步走向高质量发展。一是创新学科建设模式，如武汉理工大学打破学科体制机制壁垒，组建跨学院、跨学科、跨基地学术组织，协同推进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使之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成功跻身A+学科行列。二是提升学科服务社会质量，高校学科建设服务社会需求的意识显著增强，特别是高校应用学科纷纷主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积极对接产业发展需求，逐步走上产学研用融合发展之路。三是注重国际合作交流，高校学科走上国际化发展道路，如南京农业大学主动设立“世界农业奖”，与国外大学共建联合学院，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农业教育合作。这些举措的实施，促进了高校学科建设质量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逻辑障碍和现实困境，还不能完全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大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还存在一定距离，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认识世界逻辑制约高质量服务社会

学科建设的使命不只是增长知识、认识世界，更在于应用知识、改变世界。世界一流学科发展史表明，学科只有深度融入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走向高质量发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工学学科的崛起、后来居上且经久不衰就是很好的例证。该校创立初期，当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老牌经典大学还在埋头于古典人文博雅教育时，麻省理工学院就开启了面向社会发展需要的美国高等工程教育之先河，建立了致力于研究和解决企业生产发展实际问题的科学实验室和实习车间，促进了高校科研与企业行业的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其工学学科建设转入服务战争需要的战时科研轨道，承接了“曼哈顿”工程的75 个科研合同项目、研制了150 个系统的各式各样雷达［18］，奠定了工学学科在美国的领先地位。战后，麻省理工学院进一步加强计算机、导航、微波等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创建了许多科技产业，创造了堪与“硅谷”比美的又一奇迹。时至今日，其工学学科仍位列全球高等工程教育的前列。我国当下高校学科建设实践，“纯科学”的认识世界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占据学科建设的主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学科建设观念尚未牢固树立、学科建设实践仍然埋头于案桌书斋、学科建设绩效评价仍然停留于“拿了多少个高级别科研项目、发了多少篇高水平学术文章、得了多少个科技奖项、出了多少个学术头衔”，与国家战略需求及社会发展需要有偏差，传统的认识世界逻辑制约着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服务社会，不利于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二）自由生产逻辑制约高质量聚变效应

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昭示着从相对独立、自由的“小科学”研究走向高度组织化、跨界集群的“大科学”研究范式转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人类面临公共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加剧以及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的紧迫性的日益凸显，学术兴趣驱动下的、独立自由的科学研究范式已经无能为力，唯有突破传统学科建设体制机制，集成多元力量、凝聚创新智慧、建构聚变效应的“有组织”知识生产方式，才能有效解决复杂问题，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进而实现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高校学科建设需要树立新思维，从“自由研究”走向“有组织研究”、从个体创新走向协同创新，进而推动重大而复杂问题的解决，推动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20世纪50年代我国核科学的崛起就是成功的经典案例。面对西方对中国的军事打压和苏联撤走全部核专家，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断供”，中央统筹26个国家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900 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两弹一星”重大科技攻关［19］，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工厂企业协同攻关，终于在1964 年10 月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改写了我国无核的历史，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科学的崛起。检视当下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实践，学术自由逻辑与现实需求逻辑仍有冲突，政府、高校、产业难以高效协同，学科链与产业链脱节，成为制约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因素。

（三）学术领地逻辑制约高质量开放发展

在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背景下，任何学科的自我封闭都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唯有突破“封闭固守”的学术领地逻辑思维、打破传统的“自我循环”学科封闭意识、走向相生兼容的开放发展，才能在共享共赢中走向卓越。这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下学科建设的应用逻辑、协同逻辑、跨界逻辑、生态逻辑的共同要求。应用逻辑要求高校学科建设从“象牙塔”面向“社会场”，协同逻辑要求高校学科建设立体协同，跨界逻辑要求高校学科建设主体异质相融，生态逻辑要求高校学科建设和谐共生，这已成为一流学科成长的共同路径［20］。21世纪以来，为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致力解决全球性战略问题，以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联合负责管理的结构基因组学联盟（Structural Genomics Consortium），成员包括6所世界一流大学和强生制药公司、武田制药公司等17 家企业合作伙伴，协同开展生物学及药物学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彻底打破了学术领地局限，促成了跨国别、跨高校、跨学科、跨行业的开放化协同化学科战略联盟。［21］反思当下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尤其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有的学科建设团队囿于传统的学术领地意识，“自我循环、自我发展”［22］，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学科问题意识还不够强烈，开放共赢发展的胸怀不够博大，学科壁垒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学科阵地相对条块分割，难以形成整体性开放发展新格局，亟须采取有效举措打通开放发展新通道。

（四）择优扶强逻辑制约高质量学科生态

从本质上讲，新知识生产模式下的知识生产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推进应用创新为目标的高度立体化的知识创新网络系统，多元主体“聚能”、异质跨界“协同”、螺旋推进“创新”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顺应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的高校学科建设需要建构多样而互补、独立而开放、竞争又合作、分化而交叉的优良学科生态，促进不同学科和谐共生、相辅相成，进而夯实学科“高原”，支撑学科“高峰”，推动高校学科建设质量整体性提升，才能实现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反思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实践，“国家学科制度”［23］主导下的择优扶强学科建设逻辑虽然催生了一批一流学科（优势学科或强势学科），但对高校优良学科生态建设却有不利影响，有的高校的学科建设实践陷入盲目追逐学科排名、片面争抢学科资源的泥潭。从学科数量看，有的高校脱离自身办学定位，盲目跟风，片面追求“大而全”，失去了学科特色优势。从学科关系看，长期以来择优扶强的倾斜性学科资源投入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学科生态平衡脆弱，加之长期以来高校学科间在资源配置、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矛盾突出，导致学科生态明显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因此，当前在国家财政性学科资源投入仍然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国家学科制度”优势，有效规避因择优扶强学科建设倾斜而抑制学科生态良性发展的弊端，仍是当前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构建

在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背景下，遵循知识生产的应用逻辑、协同逻辑、跨界逻辑、生态逻辑是高校学科建设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当前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之所以仍然面临着一些逻辑障碍，深层根源在于高校学科建设主体主动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动力不足，迫切需要通过加强责任牵引、优化政策供给、推进跨界融合、改革学科评价、创新学科治理，建构推动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提升高校学科建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建构责任牵引机制，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力

内生力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深层力量，是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内在依据。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力来源于学科建设主体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关乎学科建设发展质量，学科建设发展质量关乎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大计。面对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对世界科技创新格局的深刻影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激烈挑战，高校学科建设承载着国家发展战略意志，承载着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广大公众利益诉求，已经超越了知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兴趣追求，高校学科建设不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应是国家、社会和公众“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我做出什么我就做出什么”。显然，随着知识在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和解决人类公共复杂问题中作用和地位的日益凸显，高校学科建设更加深度嵌入国家的、民族的、公共的利益需要已是大势所趋。因此，高校学科建设应把握时代需求，并不应是学者散漫的“自由探索”，而是多主体协同化的“责任行为”。

为此，需要建构责任牵引机制，引导高校学科建设主体从国家战略高度、民族复兴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高度重新认识学科建设的使命和价值，促进高校学科建设主体的学科建设价值取向从“学术追求”走向“社会责任”，学科建设行为从自由散漫的“个人兴趣行为”转为肩负服务使命的“组织责任行为”，为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内驱动力。

（二）优化政策推力机制，加大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

高校学科建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国家政策推力。在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背景下，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既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主体，又是推动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在推动知识生产和应用创新中发挥着政策导向和统筹协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政府的学科建设政策对推动高校学科建设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外无数成功的重大科技攻关事实均证明，国家和政府的坚强意志和强力政策牵引是促进高校学科建设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实现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20世纪50年代美国组织开展的“曼哈顿”计划以及20 世纪60 年代我国组织实施的“两弹一星”重大工程，政府均在其中发挥着顶层制度设计、专项经费资助、集体协同攻关的重要作用，有效激发了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科研热情，使多所高校在参与重大任务攻关会战中实现了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在知识生产模式持续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优化政策推力机制是推动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选择，其关键是要通过学科建设顶层制度优化设计，将高校学科建设引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制度化轨道，促进高校学科在承接时运中走向高质量发展。在此方面，建议各级政府重点优化资源要素投入机制和跟踪监测机制，学科资源着力投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乎民生大计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开发研究，同时加强对资源使用效率的动态监测和跟踪评估，健全投入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学科建设资源要素的政策推动作用，促进高校学科建设提质增效。

（三）实施融合创新机制，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向心力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已将人类带入跨界融合创新时代，知识生产的网络化、应用化、集成化日益凸显，问题导向、应用目的、场景驱动的学科知识生产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学科发展逻辑，异质主体、异质思维等在新的知识生产范式下走向融合创新，学科建设的组织边界、场域边界、技术边界日益模糊，立体化、协同化的知识创新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以跨界融合创新为特征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平台纷纷建立。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麻省理工学院积极开展大规模跨界学科平台建设，如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林肯实验室”、适应全球化趋势的跨国、跨学科的“新加坡-NIT 联盟”等，这些平台还与企业界建立了稳定的“研—产—学—用”合作伙伴关系，大大缩短了知识发现、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的周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向来信奉学术自由的哈佛大学也已大步伐转向跨界融合科研，建立了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等跨界融合研究平台。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规划建设跨界融合创新平台、推动原始创新和重大科技攻关，是增强高校学科发展向心力、促进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针对我国高校跨学科平台建设实践中存在的形式融合多、实质融合少等问题，需着力破除学科建设的学术领地逻辑障碍，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增强学科建设向心力，有效推动融合创新，进而促进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四）改革学科评价机制，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力

学科评价是学科建设价值走向的指挥棒和“催化剂”，对高校学科建设具有价值引领作用和催化功能。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的高校学科建设评价应当具有科学性、适切性、针对性、准确性，这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对高校学科建设评价的应然诉求。综观当今国外流行的学科评价指标体系，任何一个学科评价标准都具有鲜明的“国家倾向性”。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诉求的我国高校学科建设评价必须体现中国特色，彰显“四为服务”的情怀和担当。需要强化“契合新时代需求的高校学科建设与评价”［24］，从评价导向上打通学科建设的逻辑障碍。一是学科建设评价方式从行政评价走向独立评价。改变传统的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学科评价方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评价机构独立评价制度体系。这方面，要优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充分利用政策机制、法律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社会评价的规范化、透明化。二是学科建设评价内容从学术评价走向综合评价。克服传统的重理论、轻应用的学术评价逻辑，实施综合评价，兼顾学科建设对知识增长的贡献和对服务国家战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贡献。三是学科建设评价重心从量化评价走向质量评价。建构学科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学科评价要从“重数量指标”转向“重质量评价”的轨道上来。四是学科建设评价标尺从统一评价走向分类评价。根据不同学科的功能属性，对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等进行差异化分类评价，促进各类学科分道赛跑、特色发展、高质发展。

（五）创新学科治理机制，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凝聚力

学科治理是学科建设相关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目标，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系统优化，对学科建设的方向、任务等重要问题进行决策和执行的结构、过程和状态。学科治理的核心要义是科学合理架构学科建设相关主体的权、责、利关系，目标是提升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凝聚力。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应用逻辑、跨界逻辑、协同逻辑、生态逻辑，需要创新学科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协同化的学科治理生态，推动高校学科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25］。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下的高校学科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学科建设内外部关系的调整尤其是学科建设多元主体权责的确定及利益的分配。针对我国高校“学科治理主体权力缺失、学科治理文化的行政化和功利化”等困境［26］，可从三个方面创新高校学科治理，提升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凝聚力。一是创新外部治理，提升高校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外聚力”。关键是规范高校与政府、企业、公众的权、责、利关系，使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和谐统一，促进学科共建共治共享。二是创新内部治理，提升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内聚力”。内部治理的关键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重构高校内部院系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打破传统的离散式、碎片化的学科建设传统，建设优良的学科生态群落，夯实学科“高原”、催生学科“高峰”。三是创新学科文化，提升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黏合力。关键是要消解学科文化冲突［27］，促进学术文化、社会文化、企业文化的融合，建构意志高度统一的学科建设文化生态，促进高校学科建设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的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学科的诞生既出于认识世界的学术初衷，也出于改造世界的社会需要。从理论上讲，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大趋势的高校学科建设实践应当是多元逻辑的有机统一，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应当是理论高质量与实践高质量的相辅相成。无论是学科建设的学术逻辑，还是学科建设的社会逻辑，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不同时代的学科建设有不同的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新时代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需要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并行不悖、相得益彰。高校作为知识生产的生力军、学科建设的主阵地、科技创新的排头兵，需要观大局、乘大势、抢机遇，将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有机融合，及时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这是新时代高校学科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