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伟, 杨雨默, 束克东

(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2.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河南 郑州 450000)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 增长势头受到一定的冲击; 我国长期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等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问题都亟须解决。 为解决这些问题, 中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这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新”原本指的是潜在的异端活动, 如1277年, 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牛津因为“可疑的创新”而被捕, 但是300年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写《论创新》时, 它成了人类福利和幸福的新载体[1]. 谈到“创新”, 伟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名字就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他的创新思想理所当然成为20世纪后半期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涉及企业理论、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演化理论、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等, 它们都以“演化创新”为线索, 贯穿他的整个理论体系, 形成独特的“熊彼特演化创新思想”. 他的演化创新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影响, 同时也影响至今. 本质上, 他的创新思想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演化, 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 本文重点强调他的演化创新思想, 追根溯源, 探讨他的演化思想的内涵、来源及对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政策启示.

1 熊彼特“演化创新思想”的内涵

演化经济学在于三个机制: 多样性、选择和保留[2].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 明显介绍了多样性机制, 即企业家的“新组合”[3]. 《经济发展理论》后来的发展和他之后的著作, 也提出了选择机制和保留机制. 他认为有两种选择机制, 一种在组织环境中, 另一种在组织内部. 而两种保留机制在《经济发展理论》第一版德语版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即“新组合”的保留和“静态享乐型”倾向, 不过, 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删除. 纳尔逊和温特认为, 熊彼特通过“惯例”(routine)来表达他的“保留机制”(retention mechanism), 它类似于遗传“基因”, 因此, 他关于“保留机制”的思想为后来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和灵感[4].

熊彼特在早期特别欣赏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 “这个伟大的理论水晶般明澈的思路以一种基本理论的光明照耀着纯粹经济关系的结构”, 因此反对在经济学中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5]. 他对瓦尔拉斯的尊敬超过任何其他经济学家, 甚至说, 任何不研究、不能理解瓦尔拉斯的人都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经济学家[6]. 但在后期的著作中, 熊彼特也认为瓦尔拉斯所描述的经济动态发展是一种进化过程, 只不过缺乏分析的工具. 熊彼特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均衡不断被打破并出现非均衡的动态过程, 创新是动力, “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动态过程的特征, 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本质上具有演化的特征. 由于使用复杂性和时间的概念, 他把经济增长表达为演化的过程, 把经济的基础看作复杂的系统[7].

熊彼特一直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如何演进, 经济活动中波动的研究仅仅是他重要研究目的中的一小部分[8]. 他认为“经济演化是由经济系统本身产生的一个独特过程”[9]. 在他的理论描述中, 他一直想从经济系统内部寻找原因[10]. 他以企业家的“创新”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他的“创新”具有动态的、演化的特征. 他的演化创新思想对演化范式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启示. 黄阳华指出, 战后发展经济学经历三次范式转换, 系统比较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结构范式、“政府失灵-市场机制”新古典范式和“创新失灵-国家体系”演化范式, 并提出熊彼特创新租金对一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11].

2 熊彼特“演化创新思想”的来源

2.1 熊彼特“演化创新思想”深受约翰·雷、马克斯·韦伯等影响

普遍认为熊彼特“演化创新思想”具有很大的原创性, 事实并不如此. 他的经济思想起源于德国历史学派的文艺复兴经济学传统, 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本质(企业家、新奇和创造性毁灭). 他试图把这些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框架之中, 最后也只能使它们淹没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洪水中而不被重视. 熊彼特从崇拜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开始, 到成为演化经济学家, 无时无刻不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深刻影响. 赖纳特通过德国经济学家威尔纳·桑巴特和弗里德里希·尼采追溯了熊彼特经济学的起源. 桑巴特对熊彼特的著作产生了强大的但通常却没有被认识到的影响[12].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雷(John Rae)针对亚当·斯密《国富论》在1834年出版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新原理的陈述》一书中指出, 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发明”, 而不是斯密所说的取决于资本积累, 同时, 斯密认为专业分工是资本积累的结果[13]. 约翰·雷所说的“发明”在后来的熊彼特看来就是“创新”, 几乎同一个意思.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承认他的“创新”思想也受到约翰·雷的启发[14].

熊彼特演化思想深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2020)一书中的“冲突、竞争、选择”这些思想的影响. 韦伯在书中对“社会选择”和“生物选择”二者间的比较和相似性给予了特别的描述[15]. 在熊彼特写作《经济发展理论》的时代, 它不仅是社会科学中对竞争选择做突出的分析, 而且通过熊彼特给韦伯写讣告就可看出他是看过韦伯这本书的. 韦伯早在1908年也发表过关于“选择”和“适应性”的论文, 但他没有继续研究它们, 而熊彼特对此很有兴趣[16]. 从《经济发展理论》中, 无疑可以看出他当时研究过韦伯《经济与社会》并深受其影响. 此外, 熊彼特1926年在波恩大学受到施穆勒(Schmoller)关于达尔文选择思想的影响[17]. 埃里希·施特赖斯勒(Erich Streissler)探讨了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的经济学对熊彼特的影响[18]. 在熊彼特《商业周期》(1939)里, 虽然包含大量历史事实, 但他运用了施穆勒(Schmoller)纲领(program)[19].

2.2 熊彼特“演化创新思想”深受马克思方法论的影响

马克思和熊彼特都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马克思尤其深受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的影响. 挪威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认为, 罗雪尔可能是深入地理解技术变迁与报酬递增生产活动的首位经济学家. 罗雪尔熟悉并引用巴贝奇的著作, 巴贝奇曾经写过大规模工业经济学的论文, 并指出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来自技术[20]. 在巴贝奇之前, 研究规模经济还可以追溯到德国的胡弗兰德(Hufeland, 1807)和赫尔曼(Hermann, 1832). 马克思认为科学进步及其创新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经济效果表现为在经济增长或发展的过程中对劳动和其他资源消耗的节约[21]. 同时, 马克思在他的“方法论”中忽视新古典的“静态方法”, 充分吸收达尔文“演化理论”中的“动态方法”, 并渴望成为社会经济演化达尔文主义者. 熊彼特也因此深受马克思“经济动态发展”观点的影响[2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说过, “熊彼特实质上是一位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 熊彼特强调经济上的“发展”不是简单的人口和财富的增长, 不是从外部强加的, 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 这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方法论, 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有共同之处. 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说: “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 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 ”熊彼特明确把马克思作为他的灵感来源之一, 众所周知, 他最终表达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23]. 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本身经济上的成功造成的, 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是由许多不同的因素导致的, 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仅仅决定于经济因素.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这逐渐走向了一种个体主义方法论, 使他的论述带有浪漫主义气质.

3 熊彼特“演化创新思想”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启示

3.1 塑造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 培养优秀的“企业家阶层”

熊彼特给世人留下的最大的遗产就是“创新”, 他让“创新”从人类“潜意识的行为”变为“有意识的行动”. 根据他的创新理论, 创新是企业家将技术发明应用于实践, 带来利润。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企业家. 真正的企业家是在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条件下孕育成长起来的. 我国要达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预期目标, 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统一, 加快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为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24].

3.2 充分挖掘大型国有企业的创新潜力

在为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发挥提供必要社会环境的同时, 要充分挖掘大型国有企业的创新潜力. 早期的熊彼特认为,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创新主要来自单个企业家; 到了资本主义的托拉斯阶段, 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大公司. 因此, 我国要发挥大型国有企业的创新潜力, 不仅要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国有企业增加研发资金, 提高科技人才在企业中的话语权, 让其拥有施展能力的空间, 还要发挥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引领功能, 实施“卡脖子”关键技术集中攻关和应用迭代, 强化相关领域国有企业主体责任, 联合相关创新主体组成系统的任务导向型创新联合体, 并促进科技成果向民营企业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到要重视发展大型国有企业, 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 这些都说明充分挖掘国有大型企业的创新潜力对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现高质量发展能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3.3 科技人才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基石,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保证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冠病毒后期影响还没完全结束、“逆全球化”潮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 使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 最终依赖于科技人才. 研究机构可以更密切地与国有企业联系, 促进科技人才有效流动, 使科研成果及时共享, 使之成为从0到1基础原始创新的推动器. 近年来, 国内人才有效流动范围扩大, 海外顶尖华人科学家回归祖国势头增强, 正收窄中国与其他先进国家科研能力上的差距. 完善高端人才引进政策, 优化国内人才发展环境, 不仅要让更多华人科学家回归, 更要吸引外国科学家来华工作生活, 共同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