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高校、入企业，听汇报、深调研……9月12日到15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组织102名在粤全国人大代表，围绕“强化科技创新的教育和人才支撑，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两大主题，分赴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地市开展专题调研。

高水平人才高地具有的多要素聚集、多链条融合、“双协同”等特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管理系统工程。广东提出人才锻造工程、人才培养强基工程、人才引进提质工程、人才体制改革工程、人才生态优化工程等“五大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人才高地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中，不仅强调高地建设要把握好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更指出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体制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建设，不是只看有多少产业园，多少五百强，多少高楼大厦，多少高速公路，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这一种既无形，又有形的资源——人才，尤其是领军型、科技型、产业型的高水平人才群落。越是高级人才就越稀缺，他们对于一个城市的软硬件水平、制度与政策和营商小环境就越敏感，越挑剔。这恰恰是许多城市没有完全意识和切身体会到的问题。以至于为什么产生不了人才，人才为什么来，人才为什么走，决策部门总是缺乏真实有效的经验与教训总结。甚至还出现自下而上的信息扭曲、信息误导、信息美化。政府在制定人才政策时，就会出现偏差，陷入投入大、效益低，重名堂、轻实质，重申报，轻跟进的误区。

比如这次调研中，就有某企业家指出，“既要重视研究型专家，也要培养产业型专家。”要进一步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连接，培养或引进产业型专家，加强创新人才和产业型专家之间双向流动。这恰恰指出了当前许多城市引才普遍存在的误区：诸如院士、博导、教授、高级职称人才优先，但是对于没有长期学术经历、没有相应衔头的有真材实料的专家人才，因为标准模糊，难以衡量优劣，干脆就不优先考虑。如此长期的倾向，就会造成引入人才，根本不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而能促进生产力的专业人才却不被重视，更不会以专家定义。

因此百名人大代表的调研，就有着非常深刻的启迪作用。这种调研，既是倾听一线企业的心声，找到人才症结的背后原因，更是要形成对政府的积极建议，纠正部分政府或政策的误区，使得推动人才聚合方面的政策能更科学更见实效，并戒除官僚化和形式主义的风向。

吸引人才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对境外人才的招揽。比如要拓展职业资格国际互认范围，建立高度便利化的境外专业人才执业制度。采用单向认可、考试、备案等方式跨境便利执业，制定境外执业资格认可目录和清单管理。优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和适用范围，为各行各业境外高端紧缺人才来粤工作给予更加便利的个税补贴，并探索优秀人才直接免征机制。推动粤港澳居民社保、医保普惠共享，积极推动粤港澳社保衔接。

所有这些具体的做法，都是境外人才是不是愿意留下来带来价值的关键环节。不过，引才的办法制定不一定都能打破许多现有的政策障碍。以至于一项新的措施出台都可能旷日持久，有的城市就会在反复论证、权衡利弊、繁琐的行政探索中错失了机会。最后，即使一项人才政策出台并显得很完美，但可能对于海外人才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甚至已经是过时的产品。但政策的制定和制定者并不需要对实际效果承担责任，而真正的人才也是无暇去对政策优劣做出善意的提醒和意见反映的。通俗而言，企业家看到所得实惠不大、限制条件太多就会转战它地，但有多少企业家会公开坦言或向政府抱怨钱没给足呢？

广东提出了分类打造一批宜居宜业的高端人才社区。在大湾区内地9市建设以港澳人才、外国人才、海归人才为主的高端人才社区，打造有多元文化、有创新事业、有宜居生活、有服务保障的人才生态。这些思路对于高端人才的引进肯定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过具体到每个城市来说，觉悟、水平和执行力可能就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地方会因此陷入了单纯发展房地产的老路上去，结果高端人才社区就变成了高端社区，甚至直接就是豪宅区。这个和人才政策的本意可谓是离题万丈的，但是在汇报工作中却因为诸如有外语学校和幼儿园，有外国品牌的进驻，甚至直接就把CBD等同于国际社区。至于外国人才和海归人才是不是认可，就找不到证据了。

人才高地建设要把握好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更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体制机制。因此，本次围绕“强化科技创新的教育和人才支撑，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调研，汇聚的是人大代表的精锐思维和火眼金睛，也是对人才高地建设之路的积极有效的辅助。它对于政府如何造才、引才、用才、留才上能给出更有价值的经验总结与建言献策，纠正偏差，提升内涵，破除障碍，提升动能。这既是人大代表在当前科技人才竞争时代的重要担当，也是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