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宇 张静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1 引言

乡村振兴，农民是关键参与人物。返乡农民工作为农民群体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在其外出务工过程中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并将技术和资金带回到农村，是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1-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作为农民工解决增收和就业问题的新思路，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带动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发展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3-4]。国家陆续出台的多项激励政策②2021 年2 月，国务院办公厅连续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激发出农村地区创新创业活力，农村创业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新产业不断涌现，农民创业激情空前高涨[5]。根据农村农业部统计，截至2022 年3 月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达1120 多万人，其中70% 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个创业主体能带动6-7 个农民就近就业③根据农村农业部统计，截至2022 年3 月，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1120 多万人。数据详见网址：http://www.moa.gov.cn/xw/shipin/202204/t20220427_6397912.htm。返乡创业作为农民工维持家庭生计与实现职业发展的新途径，是其对留在城市务工与返乡创业两者之间，进行了理性衡量后作出的选择[6]。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如火如荼，创业者却普遍具有“创业意愿强、创业绩效低”的特点[7]，这种现象的存在向学界发出了需要重视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信号。

当前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④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21 年2 月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的讲话，现行标准下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的任务仍然艰巨。特别是西部地区脱贫县，自然条件差，软硬件基础薄弱，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农民工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重要纽带，其返乡创业不仅推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从城市向农村流动，更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增添动力。尤其对西部地区脱贫县而言，返乡农民工创业对带动当地就业，促进产业发展，阻断规模性返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创业者作为推动创业活动的主导者，其创业动机对创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不少文献研究发现创业动机在创业绩效的提升中具有重要作用，王转弟等[8]认为农民工创业面临着较高的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以把握创业机会为主的机会型创业者能以积极态度、创造性和乐观精神来面对创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并在遇到困难时不轻言放弃。而基于生存需要出发的生存型创业者在创业中谨小慎微，企业成活率和未来发展也低于其他机会型创业的企业[9]。事实上，西部地区脱贫县作为传统的劳务输出地，在此类地区进行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正是因为在城市工作中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不得不返乡并以创业为家庭主要生计。因此，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效果对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据此，探明在内外部双重约束条件下，返乡农民工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西部地区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创业动机不仅能够直接对创业绩效产生作用，而且还能通过改变创业规模的大小，间接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根据规模效应，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加大企业生产规模而使得边际成本下降，盈利增加。面对创业成本较高的情况，一些企业规模小、产品单一的创业者盈利较低，而那些追求规模效应的积极的创业者，通过加大创业规模、增强自身竞争力，提升自我创业绩效。由于机会型创业的创业者具备一定的创业投资知识能力和冒险精神，对于创业规模的设定会比生存型创业的创业者更大。因此，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主动程度对他们的创业绩效存在哪些影响呢？返乡农民工创业动机是如何作用于创业绩效的呢？这是本文首先要探究的问题。

创业绩效受到创业模式、创业动机、市场信心、社会网络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8]，其中市场信心会通过影响企业的商品或服务流通、消费者的需求、市场发展环境等方便使企业绩效发生变化。在市场信心较好时，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是否随之提高？在较强的市场信心条件下，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农民工是否获得同水平的创业绩效？对于生存型创业的农民工，市场信心高涨，是否可以弥合其与机会型创业的农民工之间的创业绩效差异，即市场信心是否在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存在调节作用？这是本文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西部地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巩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数据，客观评估西部地区脱贫县返乡创业农民工中的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在创业绩效上差异，发现在城市中难以搜寻到合适工作岗位，不得不返乡并以创业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生存型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明显偏低，有可能对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构成冲击。第二，探索发现典型欠发达地区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影响创业结果的潜在作用机制。一方面，创业规模在创业动机与返乡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受自身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双重约束影响的生存型创业者，面对有利的市场机会时不敢扩大经营规模，使其创业绩效与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绩效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市场信心在创业动机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当市场信心高涨时，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的绩效差异趋于缩小；当市场信心低落时，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的绩效差异扩大，深化现有文献对典型欠发达地区创业“动机”作用于“结果”的过程的认识，进一步丰富现有的创业理论。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

农民工创业绩效是衡量其创业结果的重要指标，影响因素涉及样本对象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以及创业地经济、社会人文、政策环境等[10]。创业动机是创业行为的驱动力，是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并实现创业绩效的主要推力[11]。根据创业动机差异，创业被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12]。生存型创业指的是创业者缺乏其他就业机会，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选择以创业作为家庭主要生计；机会型创业则是指创业者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在识别创业机会的基础上主动开展的创业活动[13]。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创业动机在创业绩效的提升中起到重要作用[8-19]，但是学者们对于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动机引致的经济回报差异没有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

大部分学者认为，机会型创业的回报高于生存型创业[8][26-27]，即机会型创业者能够更好地整合在机会中获得的资源，满足市场的需要，进而创造经济价值[28]。但也有学者认为，生存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高于机会型创业，或者机会型创业的经济回报不一定高于生存型创业。杨俊和张玉利[14]认为，这可能与国家、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经济环境差异相关，因为在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受限于创业环境，机会型创业者的优势相对生存型创业者可能并不明显，而生存型创业者缺乏可选择的就业机会，出于更强烈的生存动机反而能够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29]则指出，创业动机仅是创业的诱发因素，并不意味着生存型创业者就不能实现高回报。生存型创业者为了生存而被动选择创业，出于更强烈的生存动机能够“愈挫愈勇”，尤其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助力生存型创业在创业绩效方面实现对机会型创业的“超越”[30]。此外，生存型创业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要求较低，他们可以轻松加入创业行列获取创业收入，同时由于他们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会比机会型创业者更少，生存型创业者甚至可以灵活安排空余时间照顾家人，这对于创业者也是不同维度的高回报[15]。由此可见，学界关于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具体作用尚存在不同意见。因此，关于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的影响效果，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绩效显著高于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绩效。

2.2 创业规模的中介作用

创业动机是个体开展创业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是预测个体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16]。机会型创业者具有创业激情，对所从事的创业活动也具有更强的认同感，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物资来应对创业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进而实现创业成功[17]。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投资规模会带来边际收益的提升。因此为了实现更高的创业绩效，在创业初期时，敢于冒险的机会型创业者会选择抓住当前的创业机会，扩大创业规模，实现更高的创业绩效。但由于对产品生产形成影响的自然灾害和对产品价格形成影响的价格风险也是影响创业规模选择的重要因素[18]，对自身信心不足的生存型创业者则会采取防御性的姿态进行创业。这将促使其对创业投资非常谨慎，不仅会以小规模的方式进入市场，而且不敢轻易扩大创业规模[19]。企业提升规模效益有两大途径，一是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二是不断挖掘市场需求，通过放大供给来扩大生产规模和获取更多利润[20]。由于企业对市场需求不能确定，第二种途径经常是在试错过程中完成的，需要创业者具备扩大创业规模的勇气，尽可能拓展市场份额，挖掘市场需求，实现更大的创业效益。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创业规模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即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扩大创业规模来提升创业绩效。

2.3 市场信心的调节作用

市场信心是市场全体参与者对市场发展的预期和判断，它会对创业活动形成外部影响[31]，进而驱动创业者做出相应决策行为。在市场信心高涨时，几乎所有的创业者对创业市场中的机会、资源等要素的配置效率都充满信心，愿意将个人资源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并获得理想的创业绩效[32]。而当市场信心低迷时，创业者在面临消费市场紧缩、资源短缺、市场和产品的不确定等风险时，创业活动的难度与风险显著增加[33]。此时以实现个人理想、追求自我价值为导向的机会型创业者在搜集的行业信息并做好相关准备和预案的基础上，独立判断勇于突破，进而取得更高的创业绩效[9]。但缺乏其他更好的工作选择被迫进行创业的生存型创业者往往缺乏相关市场知识准备，在市场信心低迷时，往往选择收缩经营规模，或选择投资成本较低、预期风险较小的创业项目来维持家庭生计[21]。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市场信心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市场信心越高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越好。

研究假设4：市场信心在创业动机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市场信心越高涨，机会型创业者与生存型创业者之间的创业绩效差异将趋于缩小。

根据上述假设，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基本研究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课题组于2022 年寒假在西部地区脱贫县开展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调查的数据。西部地区脱贫县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推进这些区域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活动的有效开展，从宏观上可以增强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从微观上可以增加当地农户的就业岗位，带动周边农户稳步增收，是国家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实现有效衔接的工作重点。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脱贫县基础设施较差，脱贫人口占比高，市场化程度低，当地的返乡创业农民工面临着自身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双重约束，创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在此情况下，返乡农民工创业动机上所存在的差异会不会引致不一样的创业表现？据此，本研究使用最新获取的调查数据进行了估计。在调查中，课题组获取了样本对象个人及家庭禀赋、务工经历、创业动机、创业业态、创业资源、外部环境、创业成效和创业阻力等信息。该调查的样本地区全部为国家级脱贫县，其中包括23 个国家开展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地区⑤被调查区域涉及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新疆、陕西、广西等1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预调查中所反馈的信息，西藏返乡农民工创业数量较少，故未将其纳入正式调查范围。，涵盖了西部地区的大部分集中连片脱贫地区，兼顾了地区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发展水平差异，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由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在全部农民工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课题组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样本，而是采用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非随机抽样方法⑥在调查中虽然没有按照随机抽样方法选择调查单位，但是与多阶段随机抽样非常类似。在调查过程中，执行调查任务的回乡大学生均为自愿报名，其来源具有随机性，相当于随机选择了县（区）、乡（镇）和村庄。而在农村地区，创业活动只是少数人的经济行为。因此在村一级则是对全村范围内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单位，几乎对所选择村庄的所有返乡创业农民工都进行了调查，相当于在村一级进行了整群抽样。综上所述，本文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近似采用了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该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200 份，回收892 份。剔除关键信息不全的问卷，最终本文的研究分析使用的问卷共829 份，问卷有效率达92.94%。

3.2 样本特征

从获得的样本信息可知，西部地区脱贫县返乡创业农民工以男性为主，并且年龄分布呈橄榄型结构，其中40-49 岁占比最多，为39.63%。返乡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占比最多的是初中学历，为40%。在创业的行业选择上，其中198 人选择种植业、182 人选择了批发零售、175 人选择了养殖业，表明返乡农民工创业主要围绕农村自然禀赋和生活场景展开。

3.3 变量介绍

3.3.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绩效，采用返乡农民工对创业盈利水平的主观评价来衡量创业绩效。现有文献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绩效的衡量，根据研究目的和搜集数据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包括一些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财务指标具体包括年收入、年净利润、市场份额、收入增长率、投资回报率等方面；非财务指标即采用创业者主观评价的方式。而农民工创业绩效的衡量，必须结合农村创业环境特点、创业业态特性及农民自身特性决定。客观数据虽然能够对创业企业的绩效进行更准确的测量，但由于样本对象不一定会如实报告其具体的营业收入数值，因此简单地以经济收入水平的具体数值来衡量创业绩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农民工返乡创立的企业多为小微企业，其创业者的主观绩效评价更为重要[22]。因此，本文使用返乡农民工对自己创业盈利水平的主观评价来衡量创业绩效。

问卷中询问了“近年来，您创业的盈利情况怎么样”，3 个选项分别为“盈利”、“持平”和“亏损”。本文对回答“持平”的数据添加限制条件进行处理⑦限制条件所涉及的题目为“对于持平的人，现在还在创业”。若回答“是”，则将其归为盈利；若回答“否”，则将其归为亏损。据此定义创业盈利水平的变量，将盈利情况选择“盈利”赋值为1、选择“持平”且“现在还在创业”赋值为1；选择“持平”且“现在未在创业”赋值为0；选择“亏损”赋值为0。，使创业盈利水平变量变为“盈利”和“亏损”的二分变量并将盈利赋值为1，亏损赋值为0。

3.3.2 解释变量

创业动机是本文的解释变量。结合深度访谈获得的信息，本文将农民工决定返乡创业的动机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两种类型。机会型创业主要是指创业者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及其他期望，积极识别和利用潜在的创业机会，凭借自身的能力或技术主动开展创业活动；生存型创业则是指创业者无法搜寻到合适的工作，为了维持自己及家庭生存，被动选择返乡创业。在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中，西部地区脱贫县中生存型创业的样本对象大多为在城市中难以搜寻到合适工作岗位，不得不返乡并以创业作为主要谋生手段。

对于创业动机的考察，问卷中询问了“您开展创业的主要原因是”，该题的4 个答项依次为：“找到好的创业机会”、“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以上两个都是”、“当时有好的工作岗位，但创业机会更加好”。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将“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和“以上两个都是”界定为生存型创业，将“找到好的创业机会”和“当时有好的工作岗位，但创业机会更加好”界定为机会型创业，并且对机会型创业赋值为1，对生存型创业赋值为0。

3.3.3 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

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可能会通过影响他们的创业规模，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创业绩效，即创业规模是创业动机和创业盈利水平之间的中介变量。由于雇佣人数不仅可以表示企业的劳动力规模，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投资的规模，因此本文将雇佣人数作为创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对于雇佣人数的考察，在问卷中我们询问了“除了家人以外您在最忙的时候需要雇请多少个人帮忙”，以实际填写的数字来计算，数值越大，表示创业规模越大。

此外，本文考虑了市场信心在返乡农民工创业动机和创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调节效应。市场信心不仅会影响创业者产品和服务的销售，还会影响不同创业动机的创业者的行为。当整体市场信心不足时，生存型创业的样本对象对自身创业活动的信心越弱，对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越力不从心。而机会型创业的创业者由于充满信心和勇气，更勇于尝试和突破，进而在创业过程中更有可能取得理想的创业绩效。因此，问卷中询问了“您认为您的主要产品在未来几年的行情和前景如何”，五个选项分别为“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及“非常好”，据此本文定义了一个取值为1-5 的有序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市场信心越高。

3.3.4 控制变量

影响创业盈利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个人禀赋、家庭禀赋和环境禀赋。个人禀赋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在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动中，男性为主导者的占多数，并且男性在体力和冒险意识方面有可能会强于女性，使得其更多地选择加入到返乡创业的行列中。考虑到农村婚姻状况的复杂性，本文对返乡农民工的婚姻状况进行了处理，将离异、丧偶界定为无配偶，将同居、初婚、再婚界定为有配偶。此外，受教育程度可能会影响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成功率和盈利率，受教育程度越高，创业知识储备等方面越丰富，在市场活动中越敏锐，创业盈利水平越高。

家庭禀赋变量包括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家庭参与经营人数和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家庭参与经营人数不仅代表着家庭劳动力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创业的规模。对于家庭社会资本存量，本文使用家庭主要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作为代理变量。在农村地区，村干部不仅掌握地方政府关于扶持创业等相关政策信息，而且还在村中有着较高的影响力，有助于获得稀缺的创业资源，为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便利条件。

环境禀赋变量包括到最近场镇的距离、手机信号强弱程度、网络使用便捷度。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地形地貌极其复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无论在物流成本还是在通讯效率方面，都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存在较大的潜在影响。场镇与创业地距离的远近，直接决定着交通运输成本和相应产品或服务的营销便利程度，本文以实际距离进行计算。此外，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与及时、快速地获得有效的市场信息密切相关，据此本研究将手机信号强弱程度和网络使用便捷度纳入分析框架作为基础设施变的代理量。

各变量的含义及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和表2。

表1 变量名称及含义

表2 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3 变量的Person 相关系数矩阵

3.4 计量模型

由于本文在基准回归中衡量创业绩效的创业盈利水平为二元变量，因此选用Logit 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冰密度的测量采用质量-体积法，此方法需要制作标准的冰块试样，在测量试样的体积和质量后，利用密度公式计算得到试样冰密度。试样是否标准是此方法测量冰密度准确性的主要原因。具体操作步骤为：利用锯骨机沿试样垂直冰面方向，从冰表面至冰底面依次分割成高度为5 cm的垂直冰样；再用锯骨机加工成10 cm×10 cm×5 cm的标准小冰块；然后使用电子秤测冰块质量；利用游标卡尺精确地测量小冰块各个边的长度；最后利用公式计算冰密度。冰密度测量过程照片、冰晶体观测薄片制备过程详见参考文献[11]。

其中Profiti表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盈利情况，下标i表示第i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Motivationi表示创业动机，Xjt表示控制变量，小标j 表示第j个控制变量，α1、α2、gj为待估参数，εi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1）式是为了验证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绩效显著高于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则α1应显著大于0。

为了验证创业规模在创业动机影响创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本文设定模型如下：创业绩效 0.756 0.430 1 0创业动机 0.309 0.462 1 0创业规模 4.791 2.000 0 500市场信心 3.014 3.000 1 5性别 0.712 0.453 1 0婚姻状况 0.788 0.409 1 0受教育程度 2.382 1.013 4 1家庭参与经营人数 2.181 1.219 15 1家庭社会资本存量 0.140 0.347 1 0到最近场镇的距离 3.730 0.917 4 1手机信号强弱程度 3.445 0.841 4 1网络使用便捷度 3.460 0.986 4 1

在（3）式中，Scalei表示创业规模，是一个取值为1-5 的有序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创业规模越大。由于创业规模为有序变量，因此对（2）式采用oprobit 模型。β1、β2、δj、l1、l2、l3、l3为待估参数，φi、σi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则β2、l3应显著大于0。

为了验证市场信心对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调节效应，设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在（4）式中，Marketi表示市场信心的有序变量，Mot_Mari为创业动机和市场信心的交互项，γ1、γ2、γ3、γ4、ωj为待估参数，υi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如果市场信心对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则γ4应显著为正，如果市场信心对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则γ4应显著为负。

4 实证分析

4.1 相关性分析

表 3 为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创业动机与创业盈利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63，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机会型创业与创业盈利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高于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这一假设获得初步支持。此外，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小于0.2，中介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小于0.2，调节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小于0.4，控制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4。结合表4 共线性诊断结果，VIF 值均小于10⑧为节省篇幅，未汇报控制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控制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据此可以判断，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⑨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即方差膨胀系数）通常以10 作为判断边界，当VIF<10 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4 共线性诊断结果

4.2 基准回归

表 5 为基准回归后的结果。第1列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第2 列加入个体禀赋变量，第3 列依次加入家庭禀赋变量，第4 列进一步加入环境禀赋变量。表中每一列的结果都表明机会型创业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优于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这一假设获得验证。主动进入创业领域的创业者，对搜寻创业机会、寻找创业资源、开展创业活动具有更高的积极性，更容易实现理想的创业绩效。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有配偶的样本对象创业绩效优于无配偶的创业者；参与经营人数多的家庭比参与经营人数少的家庭的创业绩效高；到最近场镇的距离越近，创业绩效越高；手机信号越好，创业绩效越高；网络使用越方便，创业绩效越高。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资本存量没有体现出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文估计的结果，即机会型创业与创业盈利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稳健的，而不是一次样本估计的偶然现象，本文使用变量替换法和PSM 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4.3.1 变量替换法——用创业发展水平衡量创业绩效

首先，本文使用创业发展水平作为新的因变量替换创业盈利水平。创业盈利水平和创业发展水平均与创业绩效密切相关，其中创业盈利水平属于创业者对创业活动在一定时期内盈利情况的主观评价，属于自身投入与产出的比较；而创业发展水平是创业者与同行的经营水平比较后的主观评价，属于横向比较分析，二者有着较高的同质性。问卷中询问了“相对于其他同行来说，您认为您的创业发展在本地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和水平”，该题有5 个答项：“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本文选择将回答“中上层”和“上层”的界定为高水平，选择“中下层”和“下层”的界定为低水平，对于选择“中层”的添加限制条件：“您现在还在创业吗”，若回答“现在还在创业”即将其归为高水平，否则归为低水平⑩在调查时，创业活动处于存续状态，则说明样本对象对自己创业的预期信心较足，愿意在当前状态下维持并寻求突破；而如果是已经退出创业，则是用实际行动对自己的创业水平作出否定的评价。。以此定义创业发展水平这一变量。进一步，本文将高水平赋值为1，低水平赋值为0。表6 中每一列的结果都表明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优于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这一假设获得验证。

4.3.2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倾向得分匹配法能够解决样本选择偏误以及由可观测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常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有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三种。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不同情境下各有优劣，但对于大样本得到的实证结果，以上方法应该是大致等效且互为印证的[23]。

机会型创业是否有助于提升返乡创业绩效可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即机会型创业可能并不满足随机抽样，如果直接进行回归，可能因非随机抽样而使得估计结果产生选择性偏误[24]。因此，本文采用到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三种方法来处理此问题。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使用logit 模型估计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倾向值。（2）将创业动机为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设置为处理组，赋值为1。将创业动机为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设置为控制组，赋值为0。（3）分别使用1：1 近邻匹配、1：2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估计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ATT）。（4）进行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如图2 所示。（5）将匹配上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0 所示。

图2 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的结果

由表7 可知，本文所采用的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三种方法的ATT 结果均显示，在消除与弱化样本间系统性差异之后，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所得到的创业绩效更高。具体来看，核匹配得出的ATT 数值最大，为0.906。从表8 可以看出，各匹配方法所得出的ATT 数值均通过t 统计量检验，且显著性水平结果均表示机会型创业在不低于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提升样本对象的创业绩效。

表7 倾向值匹配结果

表8 匹配前后标准化偏差对比

表9 匹配样本的回归结果

如表8 所示，1：2 近邻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化偏差（%bias）都小于10%?文中只展示了1：2 近邻匹配的匹配前后标准化偏差对比，1:1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结果未呈现。文中只展示了1：2 近邻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的结果，1:1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结果未呈现。；而且t 检验的结果不拒绝处理组和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假设；对比匹配前的结果，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据此可以肯定即使存在遗漏变量，使用倾向得分的方法进行匹配后，那些遗漏变量的偏差也会小于10%。

图2 为样本1；2 近邻匹配平衡性检验的结果?文中只展示了1：2 近邻匹配的匹配前后标准化偏差对比，1:1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结果未呈现。文中只展示了1：2 近邻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的结果，1:1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结果未呈现。。从图中可以看出，匹配前的家庭参与经营人数、手机信号强弱程度、家庭社会资本存量、网络使用便捷度、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偏差都超过了10%；匹配后，这些变量的偏差都小于10%，据此可知，样本的匹配效果非常理想。

4.4 内生性讨论

导致模型内生性的原因主要有双向因果关系及变量遗漏等。本文使用返乡农民工创业前“你开展创业的主要原因是”来界定创业动机是机会型创业还是生存型创业，发生在创业启动后的创业绩效不可能反过来影响创业前的创业动机，因此本文不大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才可能是本文产生内生性的最大潜在威胁。在上述的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使用个人禀赋、家庭禀赋和环境禀赋作为协变量，计算每个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在创业前创业动机为生存性创业或机会型创业并使创业绩效得到较大提升的倾向得分，然后基于1：2 近邻匹配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再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采用这种方法虽然只能解决可观测变量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而不能解决不可观测变量?模型中未包含的变量。Altonji, Elder & Taber (2005)认为只要Selection ratio 不小于1，遗漏变量导致的选择性偏误就不会太严重。所带来的样本选择偏误。然而从匹配后的样本平衡性检验来看（见图2），每个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偏差均小于10%。据此可以有较大的把握肯定，即使存在遗漏变量，使用倾向得分的方法进行匹配后，那些遗漏变量的偏差也会小于10%。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的匹配估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本文根据Altonji 等3 人[34]构造的不可观测变量的选择性偏误强度的测量指标（Selection ratio）计算了基准回归模型中的Selection ratio。当控制了个人禀赋变量、家庭禀赋变量和环境禀赋变量后计算得到的Selection ratio 为9.40?模型中未包含的变量。Altonji, Elder & Taber (2005)认为只要Selection ratio 不小于1，遗漏变量导致的选择性偏误就不会太严重。。该指标说明，在回归模型中未考虑到的控制变量或不可观测变量可能导致的选择性偏误，必须达到已控制变量所解决的选择性偏误的9.40 倍，才能将创业动机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因果关系完全排除掉。综上，从倾向得分的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到Selection ratio 检验，均可以表面本文潜在的遗漏变量不会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5 作用机制分析

5.1 创业规模在返乡农民工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

结合文献，本文认为机会型创业会显著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主要是因为创业动机是个体开展创业活动的内在驱动力[16]，机会型创业的样本对象在创业时具备较强的创业激情，并且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在面对好的创业机会时会选择扩大创业规模实现较高的创业绩效；而生存型创业的创业者则对自身创业能力信心不足，对于创业规模的扩大非常谨慎，不敢增加对创业的投资。

因此，本文认为创业规模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为了对其进行检验，问卷中询问了“除了家人以外，您在最忙的时候需要雇请多少个人帮忙”，以实际填写的数字来计算，数值越大，表示创业规模越大。

中介效应的检验主要有三种方法：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乘积系数法?系数乘积法分为两类，包括Sobel test 法和Bootstrap 法。、因果逐步回归改良法。对于创业规模在创业动机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本文主要选用Baron 和Kenny（1986）提出的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分三步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如表10 所示，第1 列为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表明机会型创业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2 列为创业动机对创业规模的估计，表明机会型创业对创业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3 列为加入创业规模后，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表明加入创业规模后，机会型创业也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研究假设2 得到了验证。在基准回归中，创业绩效关于创业动机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当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创业规模后，系数也在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这一分析结果表明，中介效应存在，且为部分中介效应。综上可以明确，创业规模在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表10 创业规模的中介效应分析

5.2 市场信心在返乡农民工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间的调节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相对于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更会抓住机会扩大创业规模，获得理想的创业绩效。但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信心可能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决策和盈利水平。作为相关产业的众多参与者中的一员，返乡农民工选择的创业业态大多与农业相关或与农村生活场景密切相关等业态，这些业态进入门槛低，初投资金少，竞争较为激烈。因此，返乡创业农民工个人决策往往受市场信心影响，但其个人决策很难左右市场信心。当市场信心高涨时，市场预期向好，市场交易趋于活跃，资源等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在活跃的市场中获得市场机会的概率趋向一致，二者的绩效差异趋于缩小。在市场信心减弱时，由于机会型创业者在前期搜寻创业机会时，通常会积极搜集相关行业信息、积累经营管理知识等，还会为创业过程中所遇到的潜在问题准备充足的应对预案，他们大多能在面临外部市场波动时基于自己的信息和知识储备进行理性判断，进而保持高创业绩效[25]。而出于生存需要被动开展创业的生存型创业者大多缺乏系统的创业知识和信息准备，在市场信心低迷时可能会消极应对市场挑战，导致创业绩效下降。

据此，本文认为市场信心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之间起着调节作用。为了对其进行检验，在问卷中询问了“您认为您的主要产品在未来几年的行情和前景如何”，据此定义了一个取值为1-5 的有序变量，将回答“非常差”赋值为1；“比较差”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3；“比较好”赋值为4；“非常好”赋值为5。数值越大，表示市场信心越好。

如表11 所示，第4 列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创业动机、市场信心、创业动机与市场信心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市场信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市场信心越高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越高，研究假设3 得到了验证。创业动机与市场信心的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满足在1% 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返乡农民工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关系中，市场信心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市场信心越高涨时，机会型创业者与生存型创业者之间的创业绩效差异将趋于缩小，研究假设4 得到了验证。

表11 市场信心的调节效应分析

图3 是根据表11 绘制得到的调节效应图。横坐标从左到右表示返乡农民工创业动机中的“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纵坐标表示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实线表示在市场信心差的情况下，创业动机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绩效的影响；虚线表示在市场信心好的情况下，创业动机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绩效的影响。图3 显示，无论创业动机如何，市场信心都会显著正向影响创业绩效，即市场信心越高创业绩效越高。同时，市场信心高的曲线斜率比市场信心低的更加陡峭，这说明在市场信心低的时候，创业绩效受创业动机的影响更为明显，机会型创业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更大。

图3 市场信心的调节效应图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对829 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创业动机的二元变量，并用样本对象对自己创业盈利水平的主观评价来衡量创业绩效，探究返乡农民工创业动机与其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较于机会型创业者，在西部地区脱贫县进行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显著偏低。创业规模在创业动机与返乡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机会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会抓住机会扩大经营规模，进而提升其自身的创业绩效。对于在城市中找不到合适工作，不得不返乡的西部脱贫地区生存型创业者，面对有利的市场机会时不敢扩大经营规模，使其创业绩效与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绩效的差距越来越大。进一步，本文还分析了市场信心在创业动机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发现市场信心在创业动机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即市场信心越高涨，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之间的创业绩效差距趋于缩小；在市场信心低迷时，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创业绩效差距趋于扩大。由于西部地区脱贫县的各类产业市场发育大多处于初级阶段，产业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经营方式较为粗放、组织化程度弱、产销尚未形成统一布局。返乡创业农民工作为相关产业的众多参与者之一，选择的创业业态大多进入门槛低，竞争较为激烈，受市场信心的影响较大。当市场信心高涨时，市场交易趋于活跃，资源等要素的配置效率显著提高，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在活跃的市场中获利的概率趋向一致，二者的绩效差异趋于缩小。当市场信心低落时，市场交易萎缩，市场中为数不多的获利机会大多被主动性更强的机会型创业者识别和获得。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为：

第一，为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提供智力支持。一方面，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与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沟通，根据他们的经营业态定期邀请相关专家，对他们开展小范围甚至一对一的指导和服务，为他们在经营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诊断把脉，促进生存型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通过组织典型创业成功事迹分享会、座谈会和创业研讨会等形式，不断创造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与本地创业能人交流学习的机会，有效解决生存型创业者创业能力不足的难题，使他们突破自身创业准备不足引致的创业绩效不佳的瓶颈。

第二，为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提供金融支持。一方面，需要以制度安排的形式加大创业贷款担保基金建设力度，提高小额担保贷款额度，允许有技术、信用优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二次贷款。另一方面，需要设立相应的地方产业发展基金，与本地金融机构合作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低息的创业贷款服务，对符合本地产业导向的创业给予利息补贴，扩大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融资渠道，为他们创业规模的有序扩展提供融资支持。

第三，为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提供信息支持。地方政府要利用基层创业服务平台增进市场信息的精准供给，畅通市场信息渠道，在生产信息、销售信息等方面向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提供可靠稳定的服务，打破信息壁垒、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的行业认知水平，使他们可以全面且充分了解相关产业的知识和信息，增强他们对市场需求的洞察力，使其在市场信心低落时，能有效预判市场变化的走势，缓解信息不对称对生存型创业有序发展形成的潜在约束。

第四，鼓励生存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稳步扩大经营规模。地方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激励计划，鼓励生存型创业已经初步创业成功的返乡农民工，顺应家乡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需求，逐步把小门面、小作坊升级为特色店、连锁店、品牌店。同时发挥其既熟悉外地市场又熟悉家乡资源的优势，充分挖掘乡村、乡土、乡韵的潜在价值，借力“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手段渐进扩展自己的经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