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盖金香

清末民初，天津经历了曾国藩的吏治整顿、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袁世凯的新政改革，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民国建立后，天津在缔造共和的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周恩来来到近代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又名严修）和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亦称南开中学）求学，这对他日后成为国家栋梁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周恩来得风气之先，思想走在时代前列，并且很早就亲临政治现场，参与政治，培养、淬砺了他的革命精神，之后水到渠成走上革命的道路。梳理青年周恩来早期革命精神、革命信仰的形成历程，有助于我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

周恩来在1937 年2 月接受外媒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南开学者纵论周恩来》）

“南开最好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

南开学校的建校时间可以追溯到1898 年（周恩来出生的年份），这一年翰林院编修、从贵州学政卸任归来的严修在自家宅院设立学馆作为新式教育的试验田，聘张伯苓为学馆教师。此后，学馆不断发展、更新迭代，1913 年到周恩来考入这里时，南开学校已经成为一所远近闻名的新式私立中学。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不仅开阔了视野，增强了爱国意识，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办事能力”（《周恩来答问录》）。南开学校的建校宗旨是培养救国人才，周恩来和同学们响应号召组建三大社团，即“敬业乐群会”“三育竞进会”“自治励学会”，以锻炼自己。周恩来组建的“敬业乐群会”最为活跃，以至班次更高的黄钰生自愿将自己的“三育竞进会”合并进去，可见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有多强劲。

当时的社会环境，国内恰值“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开始走向复古专制；国际形势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动荡局势，日本乘虚而入，染指中国。1915 年，周恩来就读南开学校三年级，袁世凯开始酝酿复辟帝制登基称帝；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日本的侵略意图，天津人民奋起反抗，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天津很快成为倒袁的策源地，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在天津秘密策划倒袁。之后，蔡锷秘密实施武力讨袁计划时，寓居天津、时年43 岁的梁启超撰写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一武，两人共同揭开反对袁世凯的序幕。

周恩来也参与了此次爱国活动，1915年，他“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周恩来答问录》）。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与天津的爱国学生特别是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有接触，通过他们了解到李大钊的事迹，对李大钊非常敬仰。

1917 年年初，新亚同盟党的国内公开组织在北京成立，李大钊等主持相关事宜，这个组织的发起人黄介民曾专门到天津拜访学生周恩来、常策欧，并将两人“订为同志”，把他们视作有共同理想信念的人。（《李大钊年谱》）

受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影响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梁启超是当时中国舆论界和政界的巨子，所在的进步党以其温和、改良、谨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动，颇为当时舆论所重。

在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

《庸言》是梁启超于1912 年12 月在天津创办的政治刊物，发行量很大。1915 年下半年，梁启超利用他在舆论界的影响力，推动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反袁；1917 年张勋复辟事件中，与段祺瑞等兴兵讨伐张勋，因第二次保全民国的功劳，受到公众普遍认可。

梁启超在舆论界、政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成为许多进步青年追崇的榜样。周恩来赴日前创作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在20 年前，梁启超东渡赴日，写下诗篇《去国行》：“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两诗有着异曲同工之意味。

旅日期间，周恩来把梁启超著作当作案头书，不间断阅读《饮冰室文集》《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书，还把梁启超的文字题为座右铭，如“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等。

李大钊也是影响青年周恩来的革命先驱者。1907 年至1913 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读书6 年，是北洋法政学堂的首届学生，擅长撰文、热心政治，被称为“北洋法政三杰”之一，名气很大。

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而天津，以北洋法政学堂为中心。

1916 年5 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到祖国，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同封建势力展开激烈的战斗。而此时，周恩来还在南开学校读三年级，李大钊的文章散见于《大公报》《甲寅》《青年杂志》《言治》《晨钟报》《民彝》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都是青年周恩来的课外读物。李大钊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进步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就读时，李大钊回天津至少有两次。据刘清扬回忆，李大钊还在天津青年中做过讲演，演讲引发强烈反响。

周恩来还受到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南开学校经常邀请社会名流到校演讲，扩大学生视野，使学生的思想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比如在周恩来毕业之际，南开学校先后邀请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到校演讲，当时，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已改为《新青年》并迁到北京，陈独秀的黄金搭档胡适也已在《新青年》第二卷登场。《新青年》在青年中广泛传阅，深受欢迎，每期发行量竟达1.5万份。

受到蔡元培、陈独秀演讲的影响，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途中和到东京后，对《新青年》产生浓厚的兴趣。周恩来回忆：“等到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周恩来早期文集》）

成为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批人

当时赴邻国日本留学接受西学成为一种潮流。1917 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毕业后打算去日本求学，由于家境困难，经费难筹，愿望难以实现。这时，周恩来和李大钊的共同朋友、刚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的于树德跑来告诉他：“法政学堂给了我一个公费留学的名额。”于树德把自筹的300 块大洋给了周恩来（汪东林：《远去的背影：政协人物记》）。周恩来犹豫再三，接受了馈赠，再加上师友及老同学的资助，旅日计划得以实现。

周恩来赴日后不久，从报刊上了解到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日本逐渐成为亚洲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心，周恩来的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开始关注和探索社会主义。从1917 年9 月至1919 年4 月，周恩来在日本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约翰·里德的《震动寰球的十日》等著作，以及《新社会》《解放》等外刊，从中接触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8 年4 月23 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下学习新思想的心得，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

后来周恩来又看到国内同志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

领导爱国运动收获成长

1919 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大大激化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军阀的矛盾，5 月4 日，一场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北京应时爆发。

在五四运动中，刚回国不久的新青年周恩来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先锋，他和进步学生一起团结爱国力量，声援北京、山东的爱国学生。

6 月下旬，为了把爱国斗争坚持下去并引向深入，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筹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为什么说是艰巨的任务呢？清末民国以来，报纸往往具有“文人办报”“一人报纸”的特点，有识有才之士通过办报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往往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能够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1919 年8 月6 日出版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有办报的经历，是个资深的学生报办报人，接受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任务后，在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无印刷厂的情况下，排除万难，寻求各方帮助，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便于7月21日创刊面世。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撰写的社论《革心！革新！》。

“革心”，就是指革除人们思想上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和影响。“革新”，就是指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文章寥寥数语就为青年指明了方向。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敢言而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最初是日刊，共8 个栏目，其中《主张》《时评》是重点栏目。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2 万份，超过《大公报》等报纸的发行量，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爱国斗争，最突出的是声援山东学生的爱国运动，其次是始终坚持抨击当时安福派掌权的北洋政府。

觉悟社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觉悟社旧址

1919 年8 月，各地学生代表在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活动，要求严惩捕杀爱国人士的济南镇守使马良，却遭到当局的镇压和逮捕。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天津学生到北京请愿，遭到军警的毒打，周恩来和第二批天津学生赶到北京，经前后两次斗争的努力，被捕的学生得以营救出来。这件事给周恩来很大的触动，思想进一步发展，逐渐向共产主义靠拢。

被五四运动潮流激荡的青年，学习和研究新思潮更为热情澎湃，并注重实践。9 月16 日，包括周恩来在内的20 名青年男女一起冲破封建观念束缚，携手成立觉悟社。

觉悟社成立第五天，李大钊应邀为天津青年演讲《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其间，李大钊到觉悟社与大家一起座谈。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几千年封建观念的隔阂，男女同学组织起来合作的先锋行为非常赞许，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对觉悟社准备出版社刊《觉悟》表示大力支持。他还指出，列宁导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革命才取得了成功，一战取得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建议觉悟社社员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勉励大家研究世界革命的新思潮。

李大钊这次天津之行，给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员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发。

在狱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觉悟社成立后，很快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领导组织。1920 年1 月20 日，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创刊号出版。遗憾的是，《觉悟》杂志出版9 天即遭停刊。

1 月29 日，周恩来等带领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公署请愿，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表示抗议，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要求恢复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代表。群众公推总指挥周恩来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人为代表去面见省长，四人竟遭逮捕，这就是“九一廿九”爱国运动。天津学生在“九一廿九”爱国运动中的反抗斗争，得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群众团体积极声援，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

1920 年1 月29 日至7 月17 日共计170 天，周恩来在狱中度过。他没有被反动气焰所吓倒，相反，利用被羁押的这段时间，带领大家一边战斗，一边继续学习、研究新思潮。

1920 年，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此为伦敦留影

当时对青年影响最大的思潮，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马列主义。利用在狱中的时间，周恩来等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学习新思潮。马骏为大家介绍无政府主义；周恩来则用5 个晚上向狱友系统讲述马克思主义，内容依次是：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与马克思传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总论与阶级斗争史、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与资产集中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

后来，在回顾这段时间的思想历程时，周恩来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这里的“京中的‘全武行’”，指上文提到的1919 年8 月，周恩来带领天津学生前往北京营救遭北洋军阀逮捕毒打的京津请愿学生事件。

再次留学，成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过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社会主义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成为主流。周恩来在日留学时就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当时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新思潮来研究。回国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周恩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所在。

为了进一步探求真理、明确“主义”、寻求新知，1920 年11 月7 日，周恩来作为第十五批勤工俭学学生之一，乘船远赴世界近代文明的中心——欧洲去求学兼考察。周恩来此次赴欧勤工俭学，是严修推荐的。严修还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及另一位学生，又和曾为周恩来等入狱学生做辩护律师的刘崇佑各资助周恩来500 元，作为他赴欧的费用。行前，周恩来与天津《益世报》 商定，将作为该报驻欧通讯员，以撰写通讯所得稿费作旅欧期间的生活补贴。

到欧洲后不久，通过实地考察和学习，周恩来逐渐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他在给天津觉悟社成员的一封信中，回顾了到达欧洲一年后的感受：“我从前所谓‘谈主义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来说，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足够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进一步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天津，走出了李大钊、马骏、邓颖超、张太雷、于方舟等一大批革命先驱，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天津不仅是新经济、新教育、新文化、新思想的摇篮，更是革命者的摇篮。青年周恩来在天津的时间加起来不过5 年多，但这段经历却奠定了他作为一位革命者、一位世界伟人的基础。在这5 年多里，青年周恩来经历了国内外求学、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创办进步学生社团和刊物等，在一次次学习、认知、实践中淬砺了他的革命精神、革命信仰。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坚定践行着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初心不改，使命不怠，在引领中国革命走上推旧制、建新权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征程中作出巨大贡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