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鹏 孟 艺

（忻州师范学院，山西 忻州 034000）

引言

秧歌在我国北方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极具群众性和代表性的民间舞蹈，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和风格样式。在秧歌的发展历程中，为了适应人们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秧歌的形式也随之改变。其中，极具地方特色的定襄高跷秧歌也在不断的发展变迁。本文对定襄高跷秧歌中“跷”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探寻其发展价值与文化内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使得地方民俗艺术文化被更多学者及高校所关注。梳理并探究定襄高跷秧歌，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意识，促进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发展。

一、高跷秧歌中的一枝独秀

高跷秧歌，是民间舞蹈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由于各地区地形条件、风俗习惯的差异，高跷秧歌也各有不同。有的注重扭有的注重唱，秧歌特征明显的称之为文高跷，重在高跷技术表演的称之为武高跷，而定襄高跷秧歌则是文高跷。在过去，定襄人将定襄秧歌叫做“唱秧歌”，由此可知，在当时的定襄，秧歌的唱功尤为重要。也正是由于演唱的需要，加剧了秧歌中故事与人物的多元化呈现，促进了秧歌的戏剧化发展。在张建新老师的《木跷上的歌舞——细说定襄高跷秧歌》一书中写到，定襄高跷秧歌的曲调多达三百余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传统八音套曲，八套曲的音乐将宫廷演奏的技巧与本地曲风相结合，为定襄高跷秧歌量身定做。随着定襄高跷秧歌的发展，对其表演过程中的走场队形、表演动作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规范。可以说，八音伴奏、高跷舞蹈表演、民歌演唱相辅相成，成为定襄高跷秧歌最具特色的一面。

二、历史发展中的定襄高跷秧歌

（一）起源期

在陈丽的《定襄高跷秧歌田野调查》一文中，作者认为“定襄高跷秧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初，当时刘伯温为庆祝推翻元朝统治和建立新王朝号召全国各地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使南北方文化的进行了融合发展。在乾嘉年间至明初，秧歌便已经在定襄广泛存在了。”当时的定襄秧歌可以称为地秧歌，地秧歌的主要表演形式是打地摊唱曲。定襄人口、地形条件的因素，造成地毯式的演出方式无法满足更多观众的观演需求。部分历史学者认为定襄从明清时期便有“走东口”的习俗，既张家口以东的河北、内蒙，东北三省做生意谋生。而东三省是秧歌发展最为兴盛繁荣的地区，在辽宁南部、吉林、黑龙江处处都繁衍着高跷秧歌的身影。东部地区与中部城市紧密相连，较小的文化差异、相似的生活习俗，使东部地区的文化习俗可以更好的交汇融合。由此说明一种民族民间歌舞的呈现，并非是全部由当地人们所发明创造。其中一部分的民俗艺术形式是在各区域人们的迁徙流动过程中，将一个文化向四面八方扩散传播，在传播的同时与当地的风俗习惯、喜好特征重组拼接，与原有的文化相互交融而演变出新的属于当地特有的表演风格。在此背景下，定襄地秧歌与高跷秧歌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定襄高跷秧歌的雏形，将原本在地面演出的唱秧歌，踩在了高跷上来演唱，以唱为主。而在这个时期的舞蹈动作较为简单，队形人数方面也还没有太多的变化。

（二）蓬勃发展期

在早期的定襄高跷秧歌表演中，形式单一，缺乏完整性。步伐、体态方面形式各异，队形变化杂乱，在慈禧太后的建议下，队形变化的要求，体态的动律都有了新的要求和提升。这一事件，无形中也促进了定襄高跷秧歌的传播，使其快速发展。

新中国初期，高跷演员扮演的角色称为“身子”而在最初“身子”等众多角色都是由男扮女装来完成的，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解放，女性的身影也陆续加入到秧歌的演出阵营中。女性特有的优柔之美，使秧歌中“扭”的体态更加柔美，展现女性独特魅力。

在这一时期的山西先后举办数次全省民间音乐舞蹈演出活动。与此同时各地区的民间艺术文化都别具一格，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重视民俗传统，重视民间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定襄高跷秧歌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促进了定襄高跷秧歌向着舞蹈化的发展，舞蹈造型、妆容、服饰方面也逐渐完善。

（三）复兴期

在改革开放的80 年代，经济体制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加速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们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得以满足之后，开始了对文化生活的探索。在外力的推动下，定襄高跷秧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度，规模也更加正规和完善。县级的文化部门每年都会定期举办以“定襄高跷秧歌”为主题的作品研讨创作会，同时还有对于演员演唱、演出的培训会。年底时，将这些内容以文本的形式影印出来，散发至每一位秧歌爱好者的手中，为其提供了学习的平台。而官方青年高跷秧歌队的组建，对服装、妆容、走场、“扭”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这样的发展趋向将定襄高跷秧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展现了定襄人对文化生活的创新与追求。

三、定襄高跷秧歌中“跷”的变迁

定襄高跷秧歌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高跷作为其主要道具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不断改良。

（一）雏形期

在《定襄高跷秧歌叙谈》一文中提到，对于高跷的引进是在明清时期，由于“走东口”的习俗，大量人口流动在返乡期间将“口外”的高跷技艺从东三省地区带回了定襄县。这一新潮的演出道具和形式也被定襄人民所接纳，在原来地秧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一些年纪较大的老艺人，由于高跷的不便性，充当起了“引跷”人的角色。高跷的引入，为定襄秧歌事业展开了新的平台，为原本单一的演出增添了趣味性和观赏性。

（二）成熟期

定襄高跷秧歌的“跷”普遍为一米至一米五以上。而一米五左右的高度不仅可以使观众有更加完整的视角，也在演员的表演过程中为演出效果增添色彩。“跷”的高度的提升，为定襄高跷秧歌的演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演员不仅要克服高度升高后“跷”的不稳定性，还要在其难度增加的基础之上确保演出的完整性和观众的审美需要。“跷”长度的增加使其弹性也随之提高，增大了动作的弹性幅度。借助高跷这一外力因素可以促使演出人员在“扭”秧歌时展现更为柔美的一面，动作更具有韧性，提升了动作的整体质感。

高跷的制作选用韧性和弹性兼备的榆木，对于榆木的选择也有着具体的要求，一般为榆树二层边皮料，是因为这个部位的木制韧性最佳。按照1.5 米左右的长度和6 厘米的宽度初步加工成长方体木板。在木板上端2到3 厘米的位置制作卡槽用来固定捆绑的绳索。往下约0.5 米贴近小腿处内测为平面，外侧为圆弧状。根据演出人员的身高指定踏板的高度，踏板长宽均为10 厘米，厚度5 厘米左右，并在踏板和跷棍下方用斜木固定促使其更加牢固。踏板以下的部分逐渐为圆木状。如图1所示，为1.5 米高跷。

图1 1.5 米高跷

（三）变革期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人们对新鲜事物的追求也打破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限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定襄高跷秧歌面临着演出人员老龄化、年轻人不愿扛起传承发扬大旗等因素，致使定襄高跷秧歌面临一种困难的局面，由于演出人员的老龄化，原本一米多的高跷已经不能为其所用，在必要时选择安全系数更大的矮跷来演出。如下图2 所示，演员脚踩矮跷在忻州古城庆元宵活动中的演出。矮跷的广泛运用，降低跷使用难度的同时，扩大了可使用人员的范围。矮跷的制作，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降低跷的高度，根据演出的具体需求，可将高跷踏板的离地高度分别控制在40、50、60 厘米，而踏板上端与小腿接触捆绑的高度一般为45 厘米。

图2 矮跷

随着“跷”高度不再受限，加快了定襄高跷秧歌的传播，也更加便于地方高校对于定襄高跷秧歌的研究。图3 为忻州师范学院舞蹈系学生脚踩寸跷进行定襄高跷秧歌韵律练习。寸跷更加适用于初学者对定襄高跷秧歌进行初步学习。寸跷的离地高度一般在20 厘米，跷总长65 厘米，其他方面保持原有的制作工艺。各个高度的高跷为表演者提供了更多的选项，以及演出方式、角色展现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最初的“地秧歌”也渐渐回归到了大众视野，如图4 所示，为定襄秧歌在庆元宵活动中的演出。

图3 寸跷

图4 地秧歌表演

近年来，国家大力宣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各高校积极响应的现状下，定襄高跷秧歌定会重回高光时刻。

四、“跷”的演变折射出的创新精神

山西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孕育着各种艺术幼芽的萌发和生长。在现有的艺术文化种类中，音乐歌舞等艺术都是社会生活的折射，定襄高跷秧歌的存在也不例外。定襄高跷秧歌以它独具的风姿屹立于民族艺坛，熔舞蹈、演唱、吹打于一炉，凝聚了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综合美，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本文研究的“跷”的演变的背后，折射出的不仅仅是社会、文化背景的驱动，更是定襄人民大胆创新、困难中求生存的精神风貌。纵观定襄高跷秧歌发展的历史进程，继承传统是不变的旋律，而创新发展则为其锦上添花。

近年来，定襄县开展了一系列推进当地文化发展的活动，这一系列的举措以节日为载体，与景区旅游业、商业相结合，使得定襄县的民俗文化呈现在更宽泛的人群视野中。这充分体现出定襄人民对于自己文化的坚持与创新，并正在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年轻化和大众化。积极的参与、举办各种演出活动也为定襄高跷秧歌传播增添了新的媒介。在这些演出活动中青年演出人员的回归和涌入，无疑也为定襄特色文化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在这些现状的背后是定襄人民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在民间艺术的发展传承中，做到了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积极大胆的创新过程，推动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同时也体现了定襄人民包容的情怀和不安于过往辉煌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