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亚平

20 世纪末中国文化（学）形态经历了由“共名”向“无名”的转向，“60 后”作家以及此后以十年为期被命名的“70 后”“80 后”等其他代际作家，虽共处于“无名”文化（学）形态之下，他们在文学观念和追求上仍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性，即告别“宏大叙事”，走向“细小叙事”。个体经验、日常生活成为主要的书写对象，甚至成为作家的自我宣言。“70后”作家黄咏梅就曾经明言：“与那些‘斗士型’的作家不同，我是个‘生活型’的作家。我在日常生活里寻找写作的资源和想法。”

或许是早年在报社工作的原因，黄咏梅在消化素材方面，显示出“杂食”的一面。阶层分化、弱势群体、男女情爱、现代职场、网络游戏、粉丝文化、中年危机、老年孤独、克隆、传销、各类病残、文艺青年、赌徒、抹澡人、西关小姐、东山少爷……纷繁世相人生百态，悉数纳入笔端。她赞许艾丽丝·门罗是“提着菜篮子捡拾故事”的作家，其实她自己同样是对生活葆有观察和发现热情的作家。当然，“捡拾”什么故事，最后怎样呈现它，她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对于擅长写日常生活的作家来说，日常生活和写作之间的重要关联在于，怎样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中看见、认识并且呈现出难以言说的时代和历史意义，而不是为我们已经审美化的商业景观锦上添花。日常经常与‘俗世’这个词挂钩，所以，我觉得写日常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容易将俗世写俗。没有情感、没有思考、没有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就很容易将日常生活记为流水账。”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和警醒，在“俗世”里发现“不俗”，就成为黄咏梅的用心所在。

谈到在写作中如何“看见”，黄咏梅曾说道：“‘所见’在这个时代如此轻易，却让讲故事的作家几乎动弹不得。既难以在纷繁的‘所见’中辟出一条通往小说的蹊径，也难以在虚构的‘所见’中获得读者新鲜的目光。写作者在生活中到底还能看到什么？”她对作家因“习见”而导致“不见”的麻木有着自觉规避，作为爱猫人士，她甚至“经常会顺着猫凝视的方向去看”，希望像猫一样“万事都觉得新鲜”。在从生活到小说的过程中，有人乐于拿着望远镜，有人习惯使用放大镜，也有人钟情哈哈镜，黄咏梅选择的是后视镜。她对生活的观察采用的是一种少见的“后视法”。无独有偶，詹姆斯·伍德也曾说过，当作家严肃地观察世界的时候，他们眼中呈现的是“持续退却的世界，是事物、对象和感觉迈向无意义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探险从这种缓慢的退却中拯救出来；把意义、色彩与生命力重新还给大多数平凡的事物”。

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可以说是黄咏梅对“后视法”最成功娴熟的一次运用。与共和国同龄的老父亲，是个常年开着大货车奔驰在路上的男人。行驶在路上的父亲除了“前方的那团云”，根本没有机会从容赏景。某次为了欣赏雨后彩虹的停车，导致了交通事故，彻底终结了父亲的司机生涯。父亲用倒行健走延续着过往的身体惯性和生命感觉，结果却经历了人财两空的更大“车祸”。再也“搞不掂这个时代”的父亲最后迷上了运河里仰泳，在成为岸上人们眼中一道奇异的风景的同时，也沉醉于“一用力，整个城市都被他蹬在了身后”的报复性快意。“后视镜”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意象，父亲固执地留恋“后视镜”里的风景，时代却无情地把他抛在身后，但恰恰是父亲的存在隐喻了现代人的普遍困境：在不断加速前行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美的欣赏、对人的信任乃至对生命的热情。早此一年完成的《小姨》则是“后视法”更为令人惊艳的一次亮相。小姨是一个精神停滞在理想主义年代，而肉身却不得与消费时代周旋的女性。她的举止言行、思想观念都严重疏离于眼下这个时代，成为家人眼里“叛逆期永没过完”的异类分子、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反高潮分子”，只有心中埋藏的旧时爱情给了小姨一次鼓起勇气走进现实的机会，结果却是铩羽而归。此后，小姨成为一个与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实叫板的“高潮制造者”，直到心中的理想主义激情白热化到极致，将她定格成一尊“自由引导人民”的肉胎雕像。时代把小姨和父亲甩在了一旁、身后，小姨和父亲也以自己的方式向时代发出了可能根本微不足道的一击，只是小姨比父亲爆发出更令人惊骇的生命热力。

“后视法”为叙事带来双重景深：一重是空间上的边缘（向两边看），一重是时间上的过去（往回看）。黄咏梅小说中的人物从未站到时代的前沿和中心，都是与时代脱轨、生活在别处（过去）的边缘人。“后视”还内在蕴含参照的视角：“作家就像在人生的后视镜中，通过参照获得更多的认识，就像月亮参照太阳、河水参照堤岸、火车参照风景、对参照错……时代朝前飞奔，只有不断参照过去，才能领悟其变迁的意义。”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后视”作为一种“回溯性观测方式”，拉开了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形成了一种纵深感，前瞻与后瞩之间，恰恰构筑了生活的辩证视角”。中心与边缘、个人与时代、日常与历史，当作家把握到其中匀称的节奏、呼吸，就会形成“小说的复调”，黄咏梅深谙这一秘密。所以她不会因为自己是“生活型”的作家而自惭形秽，她敢于质问“难道写当下就等于回避了历史？写日常就等于抛弃了意义？”也更加坚定了从日常生活一点点写出“历史的回声”的写作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