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 陈江柳

【摘要】数字时代蕴含了人类文明普遍交往的理想状态和内在的文明肌理，不仅是引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迈向新形态的深层动力，也是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的关键变量。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成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迫切需要突破当前的全球传播瓶颈和挑战，不断丰富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立体化、多层次想象：一是与传统对话，坚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二是与全球共在，拓展中华文明的场景想象；三是与世界共情，丰富“他者”的中华情感；四是与人民共享，激发多元主体的全球传播实践。

【关键词】数字时代 中华文明 传播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9-005-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9.001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进程面临深刻调整，世界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一轮世界变局对于人类文明的塑造作用是空前的，将给文明形态带来历史性的变革”，[1]人类文明形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更加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时代潮流。在多样性的文明形态中，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的五千年来一以贯之从未中断的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这不仅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更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本文着眼于世界变局中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从普遍交往的视野出发，阐释了数字时代作为变革性因素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新形态的价值意蕴，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论证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面临的瓶颈、挑战和实践路径。

一、普遍交往：数字时代人类文明形态的价值意蕴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文明形态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这是21世纪以来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形态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的历史性判断与规律性认识。在这场世界变局中，数字时代的到来已成为不言而喻的社会事实。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由新科技引发的社会创新正快速地全面、广泛渗透并深度融合到人类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成为全球性变革的核心动力因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历史上，知识载体的变化往往衍生出文化和文明的革命性变革。电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数字替代文字，虚拟数码时空作为历史文化载体和社会生活平台的时代来临了。”[3]

1. 数字时代迎来人类文明形态的新变革

“未来社会是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一体、万物智能的智能社会。智能化不仅是未来信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是推进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重塑产业生态的重要路径。”[4]毫无疑问，数字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或时代特征，成为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创新的加速器。但人们对数字的理解和认知，通常指涉某一种技术、设施或者工具，对数字的讨论大多局限于技术本体层面，而少有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性意涵。多数研究认为，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系统等数字化技术推动下，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交往关系、经济活动、政府治理、信息生产与传播等各个领域无不深受影响，[5]数字社会成为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形成的社会系统，是一种技术社会的形态。[6]然而，这种技术中心主义逻辑往往限制了人们对数字作为一种新事物的认知和想象，忽视了数字背后蕴含的极为复杂的社会性意涵。由此，少数学者从关系性的角度探讨了人、技术以及数据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结互动，展现了数字时代的社会性本质。[7]亦有学者从技术数字、价值数字、行动数字、文化数字和规范数字五个维度对数字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复杂内涵进行解读，认为：“数字不仅仅是技术工具，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主动的、流动的、基于机器的社会性组合，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影响着所有与社会系统密不可分的互动。”[8]

相較于技术逻辑，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是：从社会性层面来看，数字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范式。与所有文明的物质形态一样，数字于无形之中正在成为人类的构成部分，[9]风起云涌的数字时代发展潮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背景或生存环境，激发了全世界对数字社会乃至数字文明的期许和憧憬。一方面，人们希冀数字时代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性文明和社会性网络，对面向所有人的开放、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知识和信息能够抵达世界各个角落而形成新模式以及由深度互动联结而形成新业态，怀着乐观的期待；另一方面，对数字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疏离、数字鸿沟的存在、隐私的侵犯和剥夺等问题抱持莫名的焦虑。总体上，无论是从技术形态范畴还是人文价值范畴，数字作为一种深刻的历史动力，“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速度融入人类文明建构的各领域和全过程”，[10]推动着人类文明朝着数字文明的新形态迈进。

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从信息革命到数字革命，每一轮新的技术变革都深刻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前进、跃升，迈向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正如中国工程院张平院士于2023年8月在第四届中国人工智能大赛成果发布会上所指出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经过了几个节点，分别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数字文明，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从信息文明到数字文明的拐点。”[11]

2. 普遍交往：数字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闭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12]不同文明形态之间保持良好的交往互动关系，不仅是人类文明存在并不断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同时也塑造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正如罗素所言：“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常常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13]那么，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动力之一，由新一轮科技变革引领的数字时代将如何影响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往关系？为了厘清文明形态的未来走向，需要对数字时代的文明交往及其内在的价值意蕴进行分析。

多数学者从普遍交往的视角论证并阐释了数字时代人类文明交往关系的理想状态。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了人类历史上交往形态的演进过程，指出普遍交往是人类交往关系达到全面丰富、全面自由的状态，普遍交往的真正实现“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4]这意味着要以一种整体性的全球视野，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人类文明共生共在的未来图景。王治东、苏长恒等认为，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交往关系的数字化变革蕴藏着通向‘普遍交往’的变革性要素”。[15]涂凌波将数字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交往界定为数字世界交往，指出“在数字媒介技术变革作用下，世界交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直接的交往关系”。[16]姜义华则指出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实现普遍交往的最根本特点是“使人在历史上成为真正具有直接世界联系的人”。[17]

要言之，数字时代的到来为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抵达普遍交往的理想状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首先，从技术性的维度来看，数字时代为人类社会实现更加自由、平等的普遍交往状态提供了物质条件和资源及技术基础。无论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未来网络，还是量子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空天科技、深地深海，或者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这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新兴前沿科技领域将进一步推动人、物、信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重新塑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由此，人类文明之间的交往关系亦将进一步摆脱个人主义、中心主义的传统模式，真正走向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实践。

其次，从空间性的维度来看，数字时代为世界范围内普遍交往关系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空间前提。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完善和数字文明的兴起，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地理边界和空间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全球化的空间发展格局亦得以重新调整，将现实交往空间与虚拟交往空间连接起来，为文明新形态建构了新的空间载体。比如，在传统全球化格局下，全球性的流动总是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企业巨头，而数字化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地区和个体广泛联结起来，发展中国家、微小企业和普通人民将在新的空间格局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再次，从时间性的维度来看，数字时代历史性地重塑了人类文明普遍交往的时间向度。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依靠体力劳动、重复性经验以及精确计算的职业类型和劳动分工都可被取代，数字技术能在极大程度上承担从建筑工人、收银员到程序员、设计师甚至律师、教师等人类从事的绝大多数职业。由此，数字时代能够将人的具身性从耗费大量时间和高强度脑力、体力的劳动分工中解放出来，从而创造更多闲暇的社会时间，为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构建新的时空秩序。

二、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面临的瓶颈与挑战

数字时代蕴含了普遍交往的理想状态和内在的文明肌理，不仅是引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迈向新形态的深层动力，也是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的关键变量。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文明的重心逐渐开始由西向东转移。如何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发展成果和价值理念，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目标任务，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然而，进入普遍交往、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人、信息、数字技术、媒介形态、社会系统正以一种新的集结方式重新组合，人类传播生态正面临着一场结构性的变革。这意味着以往被视为物理意义上可感知的信息流动转向了一种“具有数字实践性的交往行动”。[18]换言之，数字时代的传播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信息传递或者仪式层面的场景构建，更重要的是转向一种社会层面的交往关系和互动实践，从而生成“一种以算法为传播机制、以虚实混搭的数字生态为传播业态、以情理共振势能差异为传播方式的传播新生态”。[19]

因此，从普遍交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探讨数字时代中华文明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的传播问题，面临诸多瓶颈和挑战。

1. 中华文明面向全球的传播环境依然严峻

在世界体系的理论视野中，人类文明没有等级、大小或者先进、落后的区隔，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对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然而，从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秩序来看，事实上仍然存在一种中心、半边缘与边缘的结构，跨越国家、地域、种族等多种不同界限的文明交流大多呈现一种“封闭的网络”状态下的差序格局。世界不同文明形态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得平等的主体地位，亦未构建起相互平等尊重的交往关系。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心论”主导的文明交往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与零和博弈的泥淖，具体表现为“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例外主义”等形式。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国家炮制出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国际舆论，企图唱衰、贬低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价值与贡献，打压中國的经济发展，甚至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封锁中国声音，有意曲解中华文明的形象。

其中，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声音始终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快速跃升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程。这种论调、话语和文本几乎每隔几年都会阶段性、周期性地出现在国际舆论传播体系中。例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高铁基建、5G技术等极大地推动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明交往走向深入，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立法、经济制裁、舆论攻击等方式打压中国的科技文明，甚至还惯用国际媒体捏造、传播来自中国的所谓的“威胁”，比如将中国对非洲展开粮食援助进行歪曲描述，将中国购买欧债帮助缓解欧洲的经济危机展开恶意解读，将中国为推动世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进行贬损。[20]为推动汉语和中华文化参与全球文明交流，中国从2004年开始陆续在全球近160个国家建立了1 500多所孔子学院，但近年来却屡屡遭到美国、瑞典等国家的抵制和阻挠。由此可见，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全球传播环境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2. 挖掘、提炼中华文明价值精髓的传播内容比较欠缺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和底色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背后必然是价值观的对话与交锋。从21世纪初至今，为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展示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中国已经实施了数十年的传播实践和探索，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不遗余力。从漂洋过海的文化内容来看，虽然在数量上已极为可观，产生了海量的具有中国色彩的文化产品，但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内涵和价值精髓的挖掘、展示还远远不够。多年来，面向全球传播的中华文化产品多数停留在对粽子、春联、中国菜、汉服、熊猫、武术等比较直观具体的视觉形象和文化符号的展示上，而将中华文明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融入文化和文明叙事体系中的传播内容和文化形式还不够丰富。更重要的是，深入挖掘、整理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和时代价值等文明精髓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能够相互融通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展示、传播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相较而言，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日本的动漫、韩国的偶像剧形式多样、视角独特，以价值渗透的方式影响了整个世界。

另外，在传播方式上还存在一种浮于表面形式、脸谱化、刻板化的“硬传播”倾向，主要表现在通过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化元素进行简单化的拼贴、组合以及产品展示，或者机械化地套用中华民族传统典故或场景来讲述现代故事，比如在流行音乐中加入中国古典乐器、在影视创作上将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精神移植到中国古典穿越剧的场景等。这种生搬硬套的传播方式，不仅无法树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华文明形象，反而容易让人对中华文化留下肤浅、虚浮的印象，更遑论激发对中华文明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3. 以民族国家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传播效果不够理想

作为国际传播的主体，民族国家在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不同文明的交往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民族国家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共同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因此，以民族国家为传播主体开展的国际传播活动通常以构建国家形象为基本任务，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然而，这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传播活动不可避免地遭遇民族国家之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容易成为文明交往与文化传播的障碍。

回顾中国的国际传播建设历程，无论是21世纪初开展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还是2009年以来开展的外宣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系统工程，中国为构建国家形象展开了二十多年的探索与努力，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期望值还存在一定差距。进入数字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传播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严峻，但以民族国家为传播主体的国际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已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形象塑造和對外宣传，而是跨越了地理边界和意识形态鸿沟的全球文明之间的交往行为，进而扩展成为全球传播。美国学者霍华德·弗里德利最早在1972年提出全球传播的概念，认为公众、企业、信息组织都是全球传播的实践主体。但在实际、具体的传播场景中，这些多元化传播主体在全球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4. 数字传播领域的全球性竞争愈演愈烈

进入数字时代，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融甚至交锋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普遍、频繁，这也意味着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在数字传播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数字化技术与影视、出版、社交媒体等媒介传播领域逐渐深度融合，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跨越了国家、民族、语言、疆域、文化习性等异质性因素带来的沟通障碍，动辄将全球数十亿人带到同一个虚拟世界和数字传播场域。因此，在数字时代兴起的全球性交往无疑是蔚为壮观的。在传统的全球传播秩序之下，由个别的民族国家主导的传播格局已蔓延到数字领域，如果没有数字化的传播手段，将丧失参与全球文明交往的机会，更遑论掌握国际话语权。因此，数字时代为中华文明突破既有的不平等的全球传播秩序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与此同时，由数字引发的一系列传播议题对中华文明提升全球传播效能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新的信息技术、传播手段推动万物皆媒的全球媒介化社会到来，多元化的数字媒介裹挟着巨量信息形成了新的信息流动结构，这对依赖权威信源和新闻传统的传播体系造成了解构的风险。又如，数字化社会的碎片化、流动性特点加剧了信息流动过程的瞬时性变化和不可控风险，由此引发虚假信息海量滋生、情感动员绑架社会认知等问题，对传播效果的算法驾驭、舆论引导等方面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丰富“中华”想象：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实践路径

想象，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文明形态，都是想象的产物。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所指出的，包括族群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具有想象的意味，因为“所有较面对面的原始小村庄更大的共同体 （甚至于它们自身），都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之所以被识别，并非其虚假与真实，而是其被想象的方式”。[2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不仅指涉地缘意义上的中国，更是文明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在地理的空间，中华文明意味着9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但在想象的空间，中华文明作为一种观念性的认知存在于人类的脑海中。想象的“中华”一旦形成，就能够跨越时空的疆域，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比实体的“中华”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跨越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形象，诠释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无论是中国之于世界，还是世界之于中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尤其是在流动性、复杂性日益显著的数字时代，不断拓展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不断丰富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想象，是增强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1. 与传统对话：坚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过去是现在的镜子，现在是未来的影子。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文明形态得以长久保持生命力的基础。历史的文明、当下的文明和未来的文明总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对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保持全面、深刻的认识，才能把握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沉淀下来的智慧，由此对文明的未来发展葆有坚定的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的，“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22]保持清晰的历史认知、树立坚定的历史自信，首先要回归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回归到古老的中华继承保留下来的前现代遗产。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生生不息，正是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久弥新的中华精神、中国价值。从农业文明到数字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有的地方性知识、道德秩序和对宇宙、世界和社会的价值观念。

因此，当务之急要摸清中华民族的传统“家底”。比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无一不体现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追求。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第一个美利坚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从中国的德行政治中获取建立新的独立国家的灵感，借鉴儒家的伦理智慧和中国人的道德实践，帮助美国人养成共和美德。在数字时代，中华民族在悠远的农业文明时期积淀下来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古老哲学智慧与数字文明主张的普遍联结、普遍交往等价值内蕴和思维方式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在具体的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实践中，只有与传统对话，才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中获得坚定的历史自信，从而生发出源源不断的驱动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3]

2. 与全球共在：拓展中华文明的场景传播

人的存在是人类文明亘古不变的命题。马克思从类哲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人的类特性，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共在关系。数字时代赋予人的共在状态以新的内涵。随着“科技+文化”的融合不断走向深入，催生了一种“信息的、影像的、移动的全球网络和流动”，[24]人、信息、技术、媒介、社会呈现出脱域式的融合，全球化、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导致日益多元化的人类主体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重叠和整合”。[25]由此，在数字时代，人类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共在成为现实可能和社会事实。文明的交往跨越了多重界限，实现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互嵌与交融，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形态到来。

人的共在状态天然地具有空间属性，是人类存在和社会性交往的基本场景。罗伯特·斯考伯与谢尔·伊斯雷尔在《即將到来的场景时代：移动、传感、数据和未来隐私》一书中提出了预测性的论断，认为在未来的25年里，互联网将迈入由穿戴设备、大数据、传感器、社交媒体、定位系统共同构成的场景时代。进言之，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加速了人的身体的媒介化，社交媒体、穿戴设备、传感器等数字媒介如同人体的“外挂器官”，使人作为个体拥有了与全球范围内所有的碎片化场景进行联结的超能力。在数字时代，人成为“流动的场景”，[26]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场景可以通过数字化传播手段进行复制、分享、重组，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迭变，生发出新的场景。

从场景意义上说，数字时代的文明交往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文明的传播形态亦往往表现为交往场景的全球性流动。因此，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共在的空间想象和传播观念，从信息的传递、仪式的建构转向场景的传播。事实上，文明交往的本质正在于寻找交往场景中的“我们”，而数字时代的历史性突破则在于，为无法实现身体共在的人类塑造了一种全球性的在场感，凝结成为命运休戚与共的“我们”。这也为提升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效能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

3. 与世界共情：增进“他者”的中华情感

对某一种文明形态进行描述和想象是非常困难的。想象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结果，是群体性的认同得以产生的前提。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文明形态需要由“我们”和“他者”来共同建构，其中既包括对“本土”和“我们”的共同体意识，还包括来自“异域”和“他者”的想象。因此，“他者”的想象对于辨识文明的特性、塑造文明的形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情感作为一种心理实体和社会文化实体，始终伴随着想象的过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数字时代，伴随着新的信息生产方式，人类的情感在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算法化进行控制与管理的文化情境中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数字信息通常表现为文本、图片、影像、声音等数字化格式进行流通，不仅可复制、转换、重新组合，而且具有持久性。然而，往往容易被忽视的是，数字信息在流动的过程中可以被赋予情感进而成为文化的表征和审美的对象。因此，包含了文化因素的数字信息不同于普通的资讯、消息，它能够调动丰富的人类情感，提供道德层面的引导，从而在文明叙事中具有塑造认知和想象、增进情感联结的价值和优势。因此，在数字时代的文明交往场景中，“他者”的情感成为传播议题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其中，共情传播作为“个体跨越文化差异、建立情感联系和互动的重要机制”，[27]在提升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效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相较于宏大的历史叙事、政治叙事，微观的生活叙事或许更容易让人动之以情，更能激发共情传播的潜力。普通个体在生活中的基本境遇，以及社会群体展现出来的整体面貌，往往能够反映所属文明的特质。因此，借由共情传播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应落实到微观的生活叙事中，即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创造的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对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要与世界共情，讲好美好生活中的中华故事，激发“他者”对中华文明的美好社会的想象和对中华文明的美好情感，从而消弭不同文明之间的猜疑、矛盾与冲突。

4. 与人民共享：激发多元主体的全球传播实践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关于文明治理主体及其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君权至上、个人至上和人民至上的三种模式。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坚持人民至上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要求，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这不仅是对传统文明君权至上的价值超越，同时也是对西方文明个人至上的价值纠偏。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民作为主体性价值得以彰显和充分实践：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信息传播技术催生了新的信息生产方式，新的技术、媒介和理念得到全球性普及，信息传播的权力惠及每一个人，“开启了将社会资源配置给普通人的历史”。[28]由此，人民真正成為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数字技术、传播媒介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由人民共享和使用，迎来了“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全民传播时代。[29]

由于社交媒体、数字传播平台等本身具有全球性，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民族的使用者，都可以参与到全球传播的实践中来，这使得全球传播的主体变得极其多元化、混杂化。例如，来自四川大山的返乡青年李子柒通过拍摄短视频展示中国乡村田园生活、中华美食、服饰等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而火遍全球。还有来自非洲乌干达的博主Rose、来自中东国家土耳其的阿布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洋网红”，从第三视角展示外国人对“中华”的想象，这些都是以人民作为传播主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现象级传播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时代的流动性结构引发全球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空前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暗流涌动，全球各个文明之间的信任赤字也日益增加。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对抗性想象始终如影随形，然而，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却收效甚微。因此，为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不仅要注重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更要充分激发人民作为传播主体的磅礴力量，促进多元文明形态之间的民心相通。无论是宏大的国家叙事或政治议题，还是具体微小到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都让每一位普通人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播者、与世界对话的促进者。总之，要充分发挥多元化传播主体的作用，积极探索人民视角、人民立场的传播内容，构建立体化、浸润式的全球传播体系。

结语

文明是时空流转、更迭变迁的产物。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数字文明，中华文明展现出了极强的包容性，不仅较为完整地继承和保留了数千年来延续至今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也通过广泛的交流互鉴不断吸收和接纳全球性的文明成果和人类智慧结晶。中华文明曾在农业文明时期长期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而在工业文明时期一度落后于西方文明。当数字时代引领的世界变局来临，古老的中华文明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打造新支柱，壮大新动力，积极探索和构建从“媒体+”向“互联网+”和“智能+”跃升的全球传播新格局。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锋与博弈增加了全球性的信任危机，在数字语境中，大脑成为新的战场，对人类想象的争夺上升到全球传播的战略层面。因此，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迫切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指引，推动全球文明的普遍交往和交流互鉴，以浸润式的全球传播不断丰富世界对中华的多层次、立体化想象，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华文明形象，推动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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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 the Imagination of "China"： Exploring the Path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SHAO Pei-ren1， CHEN Jiang-liu2（1.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2.School of Design and Fash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3）

Abstract： The digital age embodies the ideal state of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among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inherent cultural texture. It is not only a profound driving force for leading human civilization to exchang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to a new form， but also a key variable for promot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better move towards the world. As China become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is urgent to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bottleneck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constantly enrich the three-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o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First， it is to talk with tradition and strengthen the historical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econd is to coexist with the world and expand the imagi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third is to empathize with the world and enrich the Chinese emotions of "others"; The fourth is to share with the people and stimulate glob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with diverse subjects.

Key words： digital age; Chinese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