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之

20 世纪80 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办公楼

一

20 世纪80 年代的高等教育，因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发展而焕然一新。一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走上了课堂第一线。我们的专业课，许多都是由这些中青年教师承担的。

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不过因为“文革”，好些老师跨入高校之时已经年近中年。他们拖家带口，蛰居在师大光线暗淡的筒子楼里，与后来的“北漂”无异，不过他们大都淡然平静，甚至信心十足。这一份底气应该来自于人们对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憧憬与期待。今天在高校中特别流行的一些说法，诸如“青椒”“内卷”或者“躺平”“佛系”等，我认为完全无法描述那个时代的困难和选择。前后差距悬殊，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那时的“青教”大都经历过“文革”，曾经的困境已经转化为一种人生的坚韧。所以，这一批研究生教师的治学和教学都是比较成功的，因为他们不仅有前沿知识，更有与共和国历史转折共节奏的人生感受，学术和生命完全打通了。

王富仁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文化批评和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结合起来阅读鲁迅，他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他的“立人”凝结着对自我人生的深切感受，这是能够震撼我们的根本原因。

蓝棣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硕士，师从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人之一的唐弢教授。他将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说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结合起来，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症候式分析”之路。

李复威是北京大学的硕士，他的当代文学研究直接瞄准新时期的文学“新潮”，带给我们关于当代文学最新动态的丰富信息。

曹晓乔当时刚刚从师大硕士毕业，是黄会林教授的女弟子，相当年轻。她对曹禺、田汉等现代戏剧家的讲述细腻又不落俗套。曹老师后来去了美国，师从舞动治疗先驱简·西格尔女士，据说现在已经是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舞动治疗师、阿米塔健康系统行为医学院(AMITA Health Behavioral Medicine)表达艺术治疗中心主任，也是师大研究生一个不断进取的样板。

王一川是北京大学的硕士，师从有“文艺美学教父”之称的胡经之先生，在师大又继续在职攻读文艺学博士，导师为黄药眠教授与童庆炳教授。他穿行于现代西方美学、现代汉语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之间，不断开拓体验美学、修辞论美学、形象诗学、现代学等新的学术领域，显示了当代文艺美学最具活力的路径。在我们的大学时代，正是老师“体验美学”的探索期，这是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他“文艺美学”选修课的基本内容。王老师上课，很少纠缠于一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系统，更喜欢从中外文艺现象中提炼独特的艺术感悟，最后创造出一些新鲜的术语重新命名。其实“命名”本身就是学术思想拓展的重要标志，王老师的创新精神是其课堂魅力的重要体现。王老师上课尤其重视对学生艺术“体验”的培养和训练，他常常在课上让我们阅读一些中外诗歌散文，然后组织大家展开讨论，自由发挥，畅所欲言。有时候，他还安排一些课后的小论文，让大家尽情展开思维的翅膀，然后挑选出一些有特色的文字在下一次课堂上朗读讲解，这对大家鼓励很大。那个年代的本科课堂，讨论还不流行，这样的思维训练还是罕见的，同学们都颇感新奇，也兴味盎然。

王老师是学术上的锐意创新者，但与我们交流时却十分谦和，绝无丝毫的傲慢之态。因为他是四川沐川人，我又多了一份乡情，常常向他请教。一些重要的著作在图书馆借不到，有时也斗胆跑到王老师家中，在他的书柜里翻翻找找；向王老师求助，他也一律有求必应。三年级的春季学期，王老师向我打听：“从重庆乘船去三峡容易购票吗？我还没有去过三峡，如果可能，今年夏天回四川之后，打算借道重庆去看看。”能够为老师帮忙是学生最高兴不过的事了，我当即满口应承，大包大揽，说服他放心。那个年代，轮船和火车一样，都是交通的大难题，一般都难以顺利购票。见我答应得如此轻松，王老师似乎并不相信，一再叮嘱不要勉强、不要为难。当年暑期，我早早回家，在重庆等候。又提前许久到处打听船期消息，动员家中的亲戚朋友寻找能够通向港务局的线索。到8 月中旬，王老师从沐川老家给我寄来一信，说听说夏天到三峡的旅客很多，购票不便，他几经考虑，还是放弃旅行，让我“警报解除”，安心在家过暑假。说实在的，失去了回报老师的这次机会，我还是颇感遗憾，失落不已。当然，以后与王老师交流多了，也慢慢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细致、体贴的人。此番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不愿给我找麻烦。

二

虽然从80 年代开始，研究生就已经逐步成为了高校最倚重的师资力量，但是在那个更加重视学术思想的新时期之初，学历本身也还没有成为人们傲视他人的理由。我们的研究生老师们，不乏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但却难以找到那种仅仅因为学历、身份就骄矜自得的。相反，这些刚刚进入师大的“青教”，大都高调做事，低调为人。

我们的现代文学老师钱振纲就是一位格外谨慎低调的人。钱老师1985 年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导师是孙昌熙先生，那天由王富仁老师领进教室介绍给大家。王老师说：“这是我的山东老乡，大家多关照啊！”说完呵呵地笑，钱老师也随之不好意思地笑，倒好像是王老师的研究生一般。

钱老师是一位十分严谨求实的老师，治学上言必有据，加之性格忠厚严肃、不苟言笑，授课时接着王富仁老师的课继续上，不能不说是有压力的。因为王老师授课激情澎湃又逻辑严密，大开大合之间，历史已经越过了千山万水，这与钱老师的谨慎小心迥然不同。刚刚从王老师的课堂上沉醉过来，一时间还多少有点不适应。于是，课堂气氛慢慢有了点变化，先前的热烈逐渐转为沉闷，曾经的主动参与也变为消极躲避。细心的钱老师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微妙的改变，不过他丝毫没有批评，也没有烦躁，反而是更为认真地备课、讲课，课间还常常走到同学中间征求意见：“你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探讨吧。”如果真有同学对课堂内容发表不同观点，钱老师都会非常认真地听，不会立即反驳，也从来没有流露出轻蔑不屑或者以势压人的强硬。他总是说：“你这个观点也有意思，我们都再想想看，想想看。”当然这也不是一种推脱或敷衍，钱老师是一个格外认真的人，回过头他真的就会去查找资料，重新提出更合适的论述或者一一回答那些疑问。其实，有的同学的问题他自己也不一定想清楚了，就是那么即兴一说，但钱老师一律郑重其事，绝不马虎。几周下来，大家都开始为之折服了。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堂，开始输入一些新的视野和知识。例如，因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这两种史著，我们知晓了一些新的作家作品，认知框架也因此大有不同。王富仁老师授课是以点带面，仅鲁迅一人就足足讲了半个学期，其他好多作家都只能点到即止，寥寥数语带过；钱老师的严谨决定了他的另外一种风格，既不离开文学史教材太远，又努力增加新的课程内容，让我们在稳妥有序中掌握更多的文学史知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张爱玲的《传奇》和钱锺书的《围城》，钱老师兴冲冲地在课堂上广而告之，表示他的住家离出版社不远，愿意为大家购买图书。于是，连着好几周，钱老师都提着沉甸甸的两大包书籍穿过北京东西城，为大家捎来这新鲜出炉的文学著作。

钱老师90 年代后期在职读博，师从王富仁老师，与我成了同门师兄弟，于是，这“辈分”就有点乱了，待我新世纪回到师大工作，我们又成了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以后见面，我始终以当年的“钱老师”相称，只是钱老师坚持以师兄弟视我，一来二往，也增添了另一份亲近。

酸性氯化铜蚀刻剂，主要成分为氯化铜（CuCl2）和稀盐酸（HCl），其原理与碱性法类似：利用二价铜（Cu2+）的络离子将铜版氧化为一价铜（Cu+），实现腐蚀作用，并通过补充氧化剂（如双氧水、氯酸钠等）实现溶液的再生利用。酸性氯化铜的腐蚀速度很快，侧蚀程度非常低，也更为耐用。但制版过程会释放盐酸气体，有一定危害。

三

1997 年，王富仁老师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影响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20 世纪末叶中国教育制度中发生的最巨大、有最深远文化意义的变化是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确立。”“研究生在受教育阶段完成的是从‘学习’到‘研究’的过渡。‘学习’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研究生，它不是目的。如果‘学问’产生不了‘思想’，‘学问’对他是无用的。他的‘思想’不是由他学习所得的‘学问’自身所有的，而是他自己的思维活动的结果。它不是选择性的，而是创造性的；不是二元对立的形式，而是多元生一的形式。他做的主要不是在原有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善与恶、有价值与无价值之间进行平面的选择，而是在众多有相对合理性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独立创造。”[1]在那些年轻的研究生教师身上，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样的创造性，是他们突入中国学术前沿的发现让我们目睹了这个熟悉的世界的诸多惊喜，激发了我们由衷的好奇，也示范了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可能路径。

作为当代文艺思想的挑战者，童庆炳老师所率领的团队以集体冲锋的姿态不断在本科生里造成惊呼般的效应：王一川老师的“审美体验”、罗钢老师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汇流”、孙津老师的“基督教与美学”……直到80年代最后毕业、就要留校任教的陶东风老师的“文学批评”，莫不如此。

王富仁老师的题签

但最让我们意外惊喜的却是古代文学专业年轻的研究生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古代文学的知识系统与价值传承天然与现代文化的发生构成某种历史的隔膜甚至冲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以古代文学为“中华文化当然的象征”，而视“五四”新文化为传统的破坏者这样的说辞。其实，就像王富仁老师所深刻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文化创造恰恰是走出了二元对立，是在古今中外的巨大历史情景之中展开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创造。在这里，每一个从师大学术传统中承受教育又成长起来的学子都可能有着深深的感激，因为我们所接受的基本传统文化教育从来就没有制造过文化的割裂与文明的对立，宽阔的视野和自由的创造是深植于师大沃土的学术品格，今天所谓的“章黄国学”同时包含着传统小学的功力与现代民族关怀的情志。

1984 年10 月，王富仁老师的博士论文答辩在师大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出现在答辩委员席上的专家既有现代文学的权威唐弢、严家炎、王士菁，也有古代文学的权威郭预衡、民间文学的权威钟敬文，这就是师大学术的格局和气度。郭预衡先生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大家，自称“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传说他招收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入学以后都必须通读《鲁迅全集》。

当年，担任师大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研究生老师就为我们展现了这种迷人的师大风格与师大气派。谢思炜老师讲授唐宋诗歌，论及杜甫的自传诗，扩展到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问题，令大家眼界大开。他对西方的阐释学和文本细读也时有借鉴，讲起李商隐脍炙人口的《夜雨寄北》，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古典诗歌往往都是惜墨如金的，有时同一字出现两次都会被当作败笔,而这里诗人却让‘巴山夜雨’四字重复了两次。这是为什么呢？是作者诗才的匮乏吗?”大家都立即精神一振，洗耳恭听。来自川东巴山之地的我，对这首诗歌所描写的“夜雨”场景是再熟悉不过了，听谢老师细细道来，更感到亲切别致，大受启发。记得那一天，谢老师通过诗歌语言修辞的剖析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这四个字的重叠,李商隐尽现了人生命运的重复与回环，这就从时空的叠印变化中呈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是诗意的“镜像之美”。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郭英德老师，他为我们讲授元代文学时，关于元杂剧的论述引起了我们这批戏剧爱好者的浓厚兴趣。当时的课代表是魏崇武，我们偷偷商量，能否请郭老师为我们对比讲一讲元杂剧与西方古典戏剧如莎士比亚戏剧。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要求可能比较苛刻，因为郭老师就是专门研究元代文学的，他没有义务也很可能没有时间再去考察西方戏剧，比较文学更不是他的研究方向。没有想到的是，在魏崇武大胆请求之后，郭老师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在约好的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一行数人按时来到位于主楼6 楼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教研室，郭老师已经提前端坐在办公桌前等候了。也没有多余的客套，郭老师就操着一口“福建普通话”开讲了，他自由穿梭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之间，一幅中西戏剧文化的精彩图画徐徐展开。令人惊讶的是，他对西方戏剧，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了解和熟悉，丝毫不亚于元杂剧，而且因为比较文学视野的引入，传统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掘和发现。这一场“学术小灶”进行了两个小时。郭老师讲毕，我们相互对视，暗自赞叹，没想到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还会有如此惊喜的收获！

从此以后，在我寝室的个人书架上，除了现代诗歌和鲁迅的收藏之外，也悄悄增添了元代文学的内容，而我的朋友魏崇武则在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元代文学大家李修生教授的硕士，硕士毕业后，再投郭英德老师门下，成为了元代文学与文献研究的博士。如今的魏崇武也是师大文学院一名优秀的古代文学教授，指导元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我推崇“五四”，他热爱古典，我们学术方向有别，但从来没有觉得彼此有过明显的文化对立与精神隔膜，他对我们当年共同的本科老师王富仁同样深怀敬仰，就像我对他的元代文学方向依然兴趣盎然一样。后来我们每每相见，还不时提到郭英德老师当年课堂上的种种，也会忆起当年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中的那堂小课，尽管80 年代的主楼早已经不复存在，而我们也都年过半百了。

郭英德老师在师大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