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晨曦 何永明

(新疆大学 历史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新疆在古代被称作西域,自远古时代即与内地有了联系。公元前二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极大地加强了内地与西域的联系。东汉宣帝时,于乌垒设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首任都护,此后王朝历代相沿,均在西域设立管理机构。至1759年,清政府正式将西域改名为新疆。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匪帮乘我国西部边疆局势不稳之时侵入新疆,并将侵略的触角逐步延伸到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直至1878年被左宗棠督师剿灭。阿古柏侵占新疆,主要受英国的扶植。英国主动与阿古柏进行接触,一方面是受扩张思想的影响,期望能在新疆获得一些权益;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英、俄两国在中亚的殖民竞争愈演愈烈。”[1]78因此,英国必须对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作出回应。1869年,英国先是委派驻印总督给阿古柏提供军事支持,随后两次派遣福西特使团前往喀什噶尔,支持阿古柏在新疆的反动统治。俄国趁乱强占伊犁,觊觎中国的西北国土。为维护国家主权,左宗棠经过多番努力最终得以着手进行收复新疆的工作。此时,“俄踞伊犁,安集延踞喀什噶尔,皆腴疆也”[2]16,并且“安集延多洋枪队”[3]390,“多办洋枪洋炮,虽俄人亦颇言其难制”[2]66。面对颇有实力的阿古柏匪帮,左宗棠做了诸多方面的准备,而其中作为敌我直接对抗前沿的军械武器方面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左宗棠所率西征军队的军械武器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购置西方新式军械武器,二是设兰州制造局自行制造军械武器。

一、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对西方新式军械武器的购置

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之时,目睹了西方枪炮之先进,由此便留心洋务,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对此,左宗棠在《学艺说帖》中曾言:“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蚕食鲸吞之谋,乘虚蹈暇,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4]593左宗棠常通过在上海任职的胡光墉(胡雪岩)了解各国时事,因而在1873年,他就了解到“布洛斯(普鲁士)枪炮之制晚出最精”[5]373。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着手收复新疆稳定西北局势,在这期间洋枪洋炮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如前购之布鲁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6]92肃州之役中,“肃城踞逆负嵎死抗……不能不极后膛螺丝大炮之威力以碎其胆”[5]383。在收复新疆的作战中,这些新式火炮的使用使得“安夷震惧无措,贼畏之如神”[6]92。因此,在当时西方军事科技水平较为领先的情况下,购置相当数量的西式军械武器是有必要的。

“西事筹兵非难,惟采买、转运艰阻万状。”[5]388购置海外军火免不了长途海运,再经陆路辗转,因此左宗棠将购置西方新式军械之事委托给了主持上海采运局的胡光墉。他是左宗棠的亲信,在办理军需方面经验丰富。早在左宗棠经营东南之时,胡光墉就多次为左宗棠筹划后勤,后来左宗棠评价“历年购办西征军火、筹运饷项一切,均无遗误,其劳绩实与前敌无异”[6]158。与西方有关的大宗交易离不开洋行的参与,当时出口军械武器的国家主要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相关的洋行主要有英国的太古洋行,德国的香港南利洋行、地亚士洋行、泰来洋行,美国的琼记洋行、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胡光墉在这些洋行之中相互比较,精心挑选西征大军所需军械武器,从左宗棠对德国军工产品所持的积极评价来看,参与西征军火订购的洋行很可能来自德国。

德式“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5]387,左宗棠对此种火炮的订购殊为重视,并委派兰州制造局进行仿制,以便保障供应。此外,“十六磅、十二磅子洋炮”[2]80、“七响后膛洋马炮”[2]90、田鸡炮、“派利之马鞍炮”[2]326等西式武器也不定期地被运往前线。对西洋军火的采买,奠定了左宗棠西征军的军事优势。以西征军刘锦棠部为例,“除原有枪炮外,出关时左宗棠曾配给开花后膛大炮两尊,车架开花后膛炮四尊,后膛七响枪三百支,快响枪八十支,并且在出关后还陆续提供了一批新式武器。”[7]至“新疆重定,兵事已简”[2]326之时,中俄双方开始交收伊犁的相关谈判,但沙俄并不愿将伊犁拱手交还。为做好武力收回伊犁的准备,胡光墉以二十余万两白银为左宗棠订购了利名登后膛枪、七子后膛来福枪和克鹿卜后膛炮等新式军械武器,为伊犁最终的成功收回奠定了基础。

作战离不开后勤的支撑。粮饷军费方面,“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筹维,借凑豫解;洋款迟到,则筹借华商巨款补之”[6]93。军械武器方面,胡光墉“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梏利钝,伺其价直平减,广为收购”[6]93。因为胡光墉在筹措西征所需的粮饷军费、军械武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左宗棠特此上奏朝廷嘉奖,“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异之处”[6]93。总之,西洋军火的运购来华是西征大军重要的军械武器来源。

二、左宗棠设立兰州制造局自造和仿制西方新式军械武器

直接购买西方军械武器是当时条件下较好的选择,但由于产量及路途遥远的影响,这些军械武器只得分批运来,满足不了兵贵神速的战略要求。加之左宗棠向来主张“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8],自造和仿制西方军械武器因此得以提上日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办设军事工业的潮流,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创设了西安机器局,“制造的工人是宁波人,都曾在上海与金陵两制造局受过训练”[9]444。1869年3月,左宗棠上奏清廷,言及麾下楚军“军火皆由上海洋行采办而来,价值即甚昂贵”,需要“招募浙江工匠,速备机器来陕,制造洋枪、铜帽、开花子等,以省上海购造之费”[10]。左宗棠在1870年9月给雷正绾的批件中提到了西方新出的后膛开花大炮“陕局洋匠亦不能照制”[4]218,说明此时的西安制造局已经投产。鉴于西征的需要,左宗棠考虑到“与其在陕制办成器,再解亦须运脚,尚不如就近采办为省”[5]380。因此,左宗棠在兰州设立了制造局,依托洋务运动中积累起来的军事工业基础,兰州制造局足以担当起为西征军补充军械武器的任务。

兰州制造局所用设备由德国泰来洋行提供,工匠多从沿海招募,以中国匠人为主。1872年,兰州制造局正式投产,由赖长主持,他“很懂得西洋机器的制造”[11]173,因此左宗棠便调他来兰州委以局务。该局能“自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5]432、“标针快响枪子”[2]23等小型军需用品,有效缓解了前线的保障压力。如田鸡炮能够在多种战况中运用,但弹药不甚充足,后来有左宗棠“饬兰局制造,俟有二百颗再解”[2]90。又如肃州之战共用去开花子一千四百余枚,“若非当初设局自制,必致匮乏,不能应手”[2]449。由此可见,兰州制造局的军械产品对于左宗棠最终成功收复新疆具有重要意义。

兰州制造局设立的初衷是补充前线小型军需产品,但左宗棠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在自造军械武器方面取得发展,就可使得“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5]492。因此,制造大型军械产品逐步成为制造局的主要业务。一是仿造,对布国后膛进子螺丝炮、后膛七响枪、标针快响枪和英国马蒂尼步枪等进行仿制,所仿制的产品“俄人亦极赞之”[2]108。这些被仿制的军械武器本就处在当时世界武器水平的一流梯队,因而制造局所生产的仿制品基本上与西方没有代差,可以说“在技术性能上与欧洲列强军队装备水平的差距不是很大”[12]。二是改造,制造局对旧有的军械武器进行了改进。原有的劈山炮“改用合膛开花子,又把炮架改用鸡脚式”[5]432,广东地方所采用的无壳抬枪本就“可开连环,可用群子,力大而能致远”[5]407,被左宗棠“改照洋枪式,安宝塔嘴,用铜帽子”[5]492改造而成的新型抬枪则更加“有准”。制造局的改造提升了老式军械武器原有的性能,“结果都很不差”[11]174。三是创造,制造局按照西式工艺原理,结合实战经验自行试造新式武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文襄公命按布国后膛炮原理,铸造二百多斤重炮,用车轮架放,也很合用”[11]174,制造局后续制造了大洋枪和三脚劈山炮,这些都是西方诸国所没有的。

制造局所造产品“纵未能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当”[5]432。“从前俄人索思诺福斯齐来兰,每夸其火器之精。”[9]447后来在左宗棠派员陪同下参观了兰州制造局,“自此亦稀言枪炮矣”[13]307。1875年,刘典策划成立了火药局,所造产品“上者可作枪药……次者则不逮”[2]27,尽管在质量上和威力上不能与洋火药相提并论,但大大节省了糜费,同时制造局不断地对火药提炼的方法进行改进,得出“惟必将硝磺提炼,照寻常加工制合”[2]11的方法。总之,左宗棠“在兰州府建立了一个储藏武器的大型军械库”[14]247。

三、左宗棠所备西方新式军械武器在收复新疆作战中的运用

西方新式的军械武器主要以射程、威力、便携性而强于前代,无论是两军对垒还是攻坚作战,其运用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阿古柏自侵占新疆以来,多次接受英、俄的军事支持,“帕夏能以诈力制其众,又从印度多购西洋枪炮,势益猖獗”[3]389。然而,阿古柏军虽装备精良,“然未遇劲军,故有骄态”[5]513。又“安夷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2]87。由于做好了对军械武器的保障,这对纪律严明的西征军来说可谓是“如虎添翼”,正如包罗杰所言,这支西征劲旅“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14]245。因此,西征军之所以能在与阿古柏分裂势力的多番作战中以胜利而告终,与新式军械武器在军中的大量配备和有效保障是分不开的。

鉴于阿古柏主要经营南疆,对北疆的控制相对薄弱,且新疆地势北高南低,因而左宗棠认为应当从北至南来收复新疆。第一阶段是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发起了收复乌鲁木齐战役的第一仗——古牧地之战。古牧地守敌非良善之辈,在周边构筑了坚实的防线。清军初来,为取得水源,主动出击黄田,清军各部协同配合,并以开花大炮相佐,“夺获旗帜、枪械数十件、战马二十三匹”[3]456。第二阶段是清军为肃清古牧地周边、合围古牧地而发起的战斗,刘锦棠一面调部队分路进攻,“一面舁开花大炮安城东南炮台,轰其山垒,复移轰城关,墙垛多圮”[3]456。清军各部士气大振,“皆冒枪炮斩关而入”[3]457。此役斩获颇多,仅刘锦棠部就“夺健马三十五匹,洋炮、膏油枪、旗帜、刀矛无算”[3]457。第三阶段是清军围攻古牧地的战斗,面对敌人据城死守的态势,新式开花炮的作用得以凸显。金顺督部“于南城外昼夜修筑炮台,以高过城身一丈为度。其各面原有炮台,均令培土、铺板以便安炮,迨炮台告成,布置就绪,金顺督所部攻西北一带,并分开花铜炮一尊置湘军炮台”[13]277-278。之后,刘锦棠与金顺分路急攻,利用炮火优势,“饬发开花炮轰倒东、北面两面城垛各一二丈”[3]457,“复用开花铜炮并劈山炮紧对缺口连轰之。二十七日,移开花大炮斜轰城之正东,其轰塌缺口与东北相似。复以开花小炮及劈山炮环攻不歇”[3]277-278。鏖战过后,清军于八月十七日黎明发动总攻,使用开花炮猛烈轰击城墙缺口,“并调集标针快响枪、七响洋枪、劈山炮排列炮台两侧同时轰击……开花大炮轰动,南城左侧子墙渐纪,大炮测准连轰,城身坍卸过半,城头悍贼潜城限,仰施枪炮。官军标针快响枪、七响枪、劈山炮连发,子注如雨,贼多死者”[3]277-278。五六千敌军先后被歼除净尽,古牧地遂告光复。

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清军进攻玛纳斯城。七月二十日,金顺“以后膛开花大炮轰城东北角楼,横塌丈余”,有效削弱了守敌的反抗能力。八月十四日,金顺命邓增、双全“以后膛开花大炮轰城西、南两面”[3]525,将城墙西北角轰出缺口。八月十七日,刘锦棠部增援助剿,于城外高筑炮台。九月初一日,清军从缺口攻城,但因敌军顽抗,未能抢进,在城外施放开花炮数十发后收队,后据城中难民所言得知“贼中伪元帅韩刑脓已被官军击毙”[3]526。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初一,刘锦棠“亲率马步各营旗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逾岭而南”[3]605,拉开了清军合围、进攻达坂城的序幕。在开花炮等新式军械武器运达之后,清军开始构筑炮台。三月初六,“刘锦棠令参将侯名贵、都司庄伟率弁丁护开花大炮三尊,测准安放。饬先轰贼中大炮台,次轰月城及城垛,三炮连环迭轰,勿任间断”[3]606。经过长时间、高强度的炮击,清军成功击毁城中炮台,并将城身和月城轰出数个缺口,“俄而一炮子丸,飞堕城中火药房,有声轰然,如山摧地裂。大风起,火势骤张,延烧所储药弹开花子,砰旬震憾,城中人马碎裂,血肉横飞”[15]。刘锦棠乘势督部抢入城中,光复达坂,城中守敌“无一人一骑漏网者”[3]606。战斗结束后,“总计是役炮毙、阵毙、焚毙之贼二千数百余名”[3]606。由上述战事可以看出,左宗棠所备新式军械武器在收复新疆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置喙的。

四、结语

光绪三年(1877年)夏,左宗棠督师陆续攻取了达坂、吐鲁番、托克逊等要地,兵锋直指南八城(1)南八城指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前四城通称东四城,后四城通称西四城。,“以致敌方军心散乱,士无斗志,被裹挟之众纷纷企图乞抚求降”[1]154,之后西征军陆续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1881年,左宗棠以武力为后盾,支持曾纪泽与沙俄谈判,最终促使俄国交还伊犁。对此,美国人贝尔斯认为“它是中国在19世纪期间取得的惟一的一次值得注目的外交胜利”[16]。总而言之,左宗棠所备的新式军械武器为最终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西方新式枪炮有一部分是从海外购买而来,也有部分由兰州制造局自主生产。尽管兰州制造局“仍处于半机器生产、半手工作坊式制造的阶段”[12],但仍足以支撑部队在前线的消耗,这是左宗棠为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作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