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工

2023年5月8日，白天忙于各種事务，傍晚才坐下来浏览微信，恩师蒲坚辞世的消息顿时把我惊呆了。就在3月24日晚饭后，我还带着两位年轻学子一起去看过他老人家。一见面，蒲师照例称名道姓地把我的妻女家人逐个问候了一遍，记忆力还是那么好，还是那么健谈，一点儿异样都没有。聊着聊着，已经过了十点，唯恐影响老爷子休息，我说“太晚了，该走了”，蒲师拉住我说“别走，再聊会儿”。这也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光景呀，怎就突然地走了呢？让人毫无心理准备，谁能想到那晚竟是最后的诀别啊！

蒲师的长子硕科大哥打来电话，告诉我蒲师头天晚上吃过饭后，就坐在他平时常坐的、靠着书架、背西面东的椅子上，安详而去，没受一点儿痛苦。记得吴建璠先生生前常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关口，每个关口都不是易过的坎儿，如能顺利度过，就是人生莫大的福分。蒲师在97岁高龄之际无疾而终，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积善成德修来的福分。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呢？

想到这里本来应该释然了，可是在5月9日的告别仪式上看到蒲师的遗容时，还是忍不住落泪。他老人家静静地安睡在那里，似乎与一个多月前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却从此再也不能跟我们聊天了。忆及从游蒲师近40年的往事，一幕幕宛在目前，怎可能如烟忘却呢？

说来也是巧合，39年前，也就是1984年5月9日的上午，我到北大四院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参加法律系硕士生面试。蒲师出了两道题，一道是“谈谈《唐律》关于同居相隐的规定”，另一道是“国民党政府商法怎样保护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我自我感觉第二道题答得太过简略，不是很满意，第一道题从思想和制度渊源说起，答得比较充分，连“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的西汉诏令都是原文背诵出来的，颇有点儿自得。但接下来蒲师追问该诏令是哪一朝发布的时候，我便有点儿拿不准了，只能猜着说是汉昭帝时候。蒲师纠正说：“是宣帝时。”记得当时自己内心还有点儿不以为意：昭宣相继，前后不远，这么点儿时间差关系真的很紧要吗？

早在1982年，蒲师就发表了《试论〈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一文，认为今存本《唐律疏议》既非《贞观律》，亦非《开元律》，而是“永徽二年到四年的所作”。入学以后我读到了这篇论文，印象很深。1986年暑期，研二结束的时候，我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文，题为《清律颁年考略》，考定清朝的第一部律典——顺治律颁布的时间应该是顺治四年三月，而非顺治三年五月。当初我能写出这篇文章，无形中应是受到了蒲师文章的启发。不过当时还只是为考证而考证，为发表而写作。后来才发现，这10个月的时间差，居然是判断顺治律版本和逃人法入律时间的重要参照之一。时光荏苒，如今我愈发真切地感悟到：法史学是一门求真兼求善的学问，而真伪是非善恶之辨，常常就在细枝末节里，真个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三年读研期间，除了日常的功课外，蒲师总是设法让我们获得更为多元化的学习和历练机会。

研一学期末，蒲师命我为北大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合办的《自修大学》期刊撰写介绍《明史·刑法志》和《清史稿·刑法志》的两篇小稿。这个任务看似轻微，但要介绍得清晰、准确，首先须得充分阅读理解原文，同时还要对两篇志书的作者姜宸英和许受衡的身世以及两部史书的编纂过程约略有所了解。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要完成这个工作并不轻松，差不多耗费了整整一个寒假的时间。然而，经过几道编审程序的删削，最后发表出来的文字还不到原稿的1/4，很有点儿惋惜和不舍。好在日后我逐渐认识到，发表不发表，抑或发表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写作过程本身为我提供了夯实文献基础、深化专业学习的良机。

经历了多年政治运动，1980年代前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仍处于缓慢的恢复阶段，招生规模有限，入学的门槛不得不拔得很高，绝大多数适龄学子难以获得正规高等教育的机会。为了满足老百姓的渴求，自1980年代初起，国家开始试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蒲师积极投身其中，承担了北京市高自考中国法制史专业的命题、判卷和学员培训工作。他除了亲力亲为外，有时也指导我们几个研究生参与其事，像我这样毫无工作经验的人由此接受锻炼，受益最大。

蒲师出生于战乱年代，1954年到北大法律系任教后未久即陷入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之中。待到终于可以安定下来读书教学了，已经是人过中年，复为职称评定所困扰。蒲师的身体算不得康健，年轻时便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听力也不好，可是他从不怨天尤人，始终好学不倦。1991年退休以后，依然笔耕不辍，陆续完成了《中国历代土地资源法制研究》《中国古代行政立法》《中国古代法制丛钞》等大部头著作和资料汇编。

一想到蒲师这一代人的际遇，我就为自己的经历感到庆幸，同时也更感到惭愧。

无论做人做事，天分不同，能力各异。做学问亦然，最要紧的不是水平的高低和成果的多少，而是态度的诚伪。《礼记·曲礼》开篇即言：“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孝经》亦云：“君子无不敬也。”敬人、敬事、敬业，这就是中国古礼的真精神。蒲师一生的行操，可谓无愧于此。

蒲师的事业，已然令弟子高山仰止了，但更令我钦佩不已，也最让我感到无法企及的，是他那温和宽厚、虚己容众的情怀。法史学界的前辈学者我见过的不少，能像蒲师这样让年轻人感受不到丝毫的拘束，长期乐相过从的，我尚未见到过第二位。《论语·子张》言：“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礼记·儒行》篇亦云：“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蒲师应该就是这样的儒者吧！

见到蒲师之前，我对汉语中的“慈父”一词不甚认同，倒是觉得旧时代的“家严”这个谦称很是传神。我父亲就是一位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人，或许是我少时愚顽的缘故吧，他对我一直都很严厉。熟识蒲师以后，我的看法改变了，我开始相信，人间确实存在着慈父，蒲师就是慈父的典型。自我在校读书时起到毕业以后，这么多年里，蒲师从来没有训斥过我，连大声的批评都没有过，最多也就是温言劝导几句。无论对学生还是对家人，无论对前辈、同辈还是晚辈，无论是对友人还是路人，蒲师从来都是和颜悦色，我就没见他对谁发过脾气。每当想到蒲师，我就暗中告诫自己，再不可对学生疾言厉色了，但是事到临头，还是恶习难改。

《礼记·内则》篇有言：“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中庸》亦云：“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儒行》曰：“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蒲师的宽裕容众，显现出先儒的风范，亦当为后世为人师者的楷模。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23-06-12，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