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勇

6月7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围绕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与全球价值发言。

郑永年在演讲中说，只有在复兴的构架中才能看到中华文明早就具有世界性和全球性了。“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复兴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意识到，今天的复兴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产物。如果说，中国的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产物，但现代化是中国自己传统的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

尽管现代性作为一整套价值形成于自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的西方，但这绝非意味着这套价值属于西方。

郑永年认为，中国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巨大。“如果我们把近代世界的发展理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那么我们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都能看到中华文明的贡献。简单地说，中华文明的贡献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物质文明方面。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唐宋时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代，中国占了世界上三分之一左右的GDP。

在物质现代化层面，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无疑是中国的技术发明，尤其是传统所说的“三大发明”或者“四大发明”。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馬克思沿用了培根的说法，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序言中首次明确提出“四大发明”的说法：“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之欧洲的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这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的发明，大都源自中国。”

郑永年表示，中华文明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的第二类是制度类型，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教分离。对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中国遵从的是孔子的古训“敬鬼神而远之”。中华文明并不否认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但反对宗教信仰影响政治，更不用说是宗教主导政治了。而在西方，中世纪盛行政教合一。近代以来，政教分离的过程充满着暴力。直到今天，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不少国家依然处于紧张状态。

第二，政商分离。在中华文明，金钱不能影响政治。中国数千年“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在实际生活中商人的地位不及其他阶层，而是说商人不能用钱来影响政治。而在西方，直到今天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基本上是以金钱为基础的。

第三，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这一点尤其需要强调，因为这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或者文官体制的核心。中国秦汉帝国就形成了完整的官僚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作家福山把中国称之为“第一个近代国家”。

但对作为“第一个近代国家”的中国的体制对西方的影响一直是低估的。西方到了近代才开始发展类似的官僚体系，并且是受中国体制的影响的。最先发现和系统性应用中国式官僚体制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后这一制度再输入欧美，为欧洲的政治体制所吸纳。

中华文明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的第三类是理念类型。“中国理念对西方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郑永年举例说，在经济领域，中国古典《易经》和道家的“无为”思想是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核心，即法国的重农学派。在重农主义学派中，“无为”被表述为“不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

在教育领域，中国儒家的“有教无类”思想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来的大众教育的思想根源。尽管大众教育的经济基础是近代以来的工业化，但中国“有教无类”则是其思想基础。

在社会领域，中国古典的“大同社会”理念和欧洲自近代早期开始形成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正因为如此，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从欧洲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任何困难接受之。

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受到的诸多制度制约，一些西方所提倡的理念在西方并没有实现，但因为中国具备了西方所没有的制度条件而在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方尤其是盛行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美国和英国，因为过于资本主导，社会主义的成分少而又少。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及英美，但因为中国具备制度条件，实现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里中国促成的高达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就是典型的案例。

（来源：深圳特区报2023-06-08，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