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史记》自问世以来，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就已开始，成果屡见，代不乏人。《史记》《汉书》在文学上都自有成就，各有特色。以“司马相如传记”故事为例，就开头到“奏之天子，天子大说”部分进行《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发现《汉书》在《史记》基础上进行了近30处修改。《汉书》多数修改，比《史记》都有所提高，更规范，更准确，文学性更强。

【关键词】《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朱买臣；写心；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39-0055-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9.01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史记》《汉书》写心艺术比较研究”（课题编号：2021SJA1865）的研究成果。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史记》自问世以来，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就已开始，成果屡见，代不乏人。唐人尊《史记》为正史之首，《史记》成为史家修史楷模。关于《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应正式起源于东汉王充的《论衡》，王充认为班甲马乙。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认为二人各有特色。晋人张辅扬马抑班，但仅以文字多寡判断二书优劣，结论难以服人。唐代刘知几针对张说发难，有一定道理。

宋代倪思《班马异同》为第一部“史汉”比较研究的专著，倪思创造出从文字入手比较“史汉”异同的体例，独成专著，开创了马班异同比较学，把马班优劣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价值不容忽视；但该书仍有甲马乙班意味。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取其长，补《异同》之短。《方驾》《异同》对“史汉”文字异同的排列比勘，为以后的马班异同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事实材料。

明人凌约言评价颇有代表性，认为《史记》文豪，《汉书》文整，风格不同，都可称为文章绝技，不可偏废，但从文学性角度来说，隐有马甲班乙之意。明茅坤评论深刻中肯，认为马、班皆“天授”之才，各领风骚。清人评论马班异同，宏观微观并重，论是非、优劣、得失，有理有据。章学诚概括马书特点“圆而神”，班书特点“方以智”。概括而言，《史记》《汉书》在文学上都自有成就，各有特色。

关于司马相如的传记，《汉书》除少量修改外，基本沿袭《史记》，保留了《史记》全貌，很多生动传神的描写都没有大的改动。徐朔方通过对《史记》和《汉书》内容重复或其他适合对比的部分进行比较研究，无一遗漏地分析探究了二书的异同，作者认为：“《史记》在文学之美和历史之真不能兼顾时，往往舍真而求美，然后采用年表等手段以弥补真实性之不足，《汉书》与此相反；二书相同部分有关年代或数字等需要计算查对才能辨别正误之处，《汉书》往往以《史记》之讹而传讹，但是《史记》所缺部分则《汉书》的真实性往往提高。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有事实根据地得出结论：从文学的角度看，《汉书》不及《史记》；从史学的角度看，《汉书》曾对《史记》作出有益的校正和补充。在这个意义上不妨给《汉书》加上后来居上的好评。”[1]

对“史汉”重复部分，我们选择“司马相如传”进行比较研读，就会发现，《汉书》在《史记》基础上还是多了不少修改。俗话说，“万章不厌千回改”，好文章总是改出来的。后人对前人的修改也有不少，有不少名句就是多代累积而成。但不可否认，有的修改可以增光添彩，有的修改只能黯然失色。我们以“司马相如传记”故事为例，不涉及后边引用的作品，就开头到“奏之天子，天子大说”部分进行《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发现《汉书》在《史记》基础上进行了近30处修改，我们罗列于后分述之，每条前边黑体为《史记》，后边为《汉书》，最后为解读。

1.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2]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3]

解读：《史记》中书写比较随意自由，即便是汉代人物传记，也不一定要写出其字，一般都是出生地、籍贯地放在前边，然后再交代其字号。《史记》类似写法多见，如《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张释之冯唐列传》：“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万石张叔列传》：“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平津侯主父列传》：“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漢书》的修改先说字，再交代籍贯，这样更符合逻辑的归纳，这种写法在《汉书》基本成为书写惯例。前列汉代人物传记，到《汉书》中都分别改为：“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人也。”“万石君石奋，其父赵人也。”这样的修改更简洁；“公孙弘，菑川薛人也”，不交代其字。

2.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

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

解读：《史记》记载更为具体，但用“故”字并不合理，因前后并无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汉书》修改后，删繁就简，形式更工整，更具文学美。儿子的姓名一般为父亲命名，并且这个名字本身就含有“父子”意味，自然为其父命名，所以《汉书》将“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八字精炼为“名犬子”三字更为合理，也更为精练，更为准确。关于“犬子”，《班马异同》认为：“犬子必当时俗语，以为最黠，灵识者。”[4]“犬子”是昵称，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一般人认为是贱名好养活的心理，按《班马异同》解释，当为聪明狡猾灵活多智之意。

3.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解读：既然同游而且同“居”，自然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汉书》删去“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更为合理，没必要面面俱到，这属于美术上的留白在文学上的灵活运用，带有神秘朦胧的色彩，因此更加文学化。

4.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

会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

解读：古代诸侯或大官死亡称为“薨”。《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礼记·曲礼》：“大夫死曰卒。”《汉书》改“卒”为“薨”，符合礼制规定。依礼，梁孝王为诸侯王一级，应该用“薨”。《史记》对汉以来诸侯王死多称“卒”，《汉书》多称“薨”，如：“是岁，齐哀王薨，子文王则嗣。十四年薨，无子，国除。”（《高五王传第八》）“（孝王）六月中，病热，六日薨。”（《文三王传第十七》）这样的修改更规范、更准确，更符合实际情况。

5.“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

“长卿久宦游不遂，而困，而来过我。”

解读：《汉书》在中间加了“而困”，强调了司马相如因游宦失败，生活窘迫而不得不有求于王吉。但连用两个“而”字却有待商榷，“而”作为连词，在此表并列关系或者承接关系，如考虑通顺问题，应该删掉第二个“而”字，改为：“长卿久宦游不遂而困，来过我。”

6.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

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家僮八百人。

解读：这里《汉书》有两处修改，前句去掉“中”字，后句去掉“而”字。“中”字多余，应该删掉。“而”作为连词，在这里表并列关系或者承接关系，也可以去掉。《汉书》的修改更准确，更精练，更规范。

7.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

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

解读：《汉书》去掉“二人”，更为合适。“相谓”即两人相互说，与“二人”相重复，删掉“二人”更准确更简洁。

8.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

至日中，请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临。

解读：《汉书》改“谒”为“请”，修改更为准确，本意为请司马相如前来参加宴会，而“谒”多拜见之意，于此并不合适。“往”是一般意义的来往，而“临”有光临、莅临之居高临下义，“往”改为“临”写出了司马相如的故作姿态。

9.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

临邛令不敢尝食，身自迎相如。

解读：《汉书》加“身”，去掉“往”字，强调亲身、亲自，以突出司马相如对众人的重要性，“往”“迎”有重复，“往”缺少感情色彩，一个“迎”字足矣。

10.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

相如不得已，而彊往，一坐盡倾。

解读：《汉书》加了“而”字，这个可加可不加。当然从形式上来说，加“而”字后更协调，语言更流畅。

11.家居徒四壁立。

家徒四壁立。

解读：《汉书》删掉“居”字，“居”字多余，删掉后，主语谓语关系密切，修改后基本成为后代熟知的“家徒四壁”的成语了。

12.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

卓王孙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

解读：《汉书》删掉“至”字，此处修改不如《史记》，因“至”字与前“大怒”相呼应，与后边“我不忍杀”形成照应，去掉“至”字并不能加分讨巧。《汉书》将“一钱”提前，宾语前置，这是愤怒至极情绪的强调，此处修改比《史记》高妙。倪思也认为《汉书》改得好，“一钱不分是”[4]。

13.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

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

解读：《汉书》在“曰”前加“谓长卿”，去掉了对话中的“长卿”，这样的修改更为准确，更合逻辑，更为完整，也更为具体。“长卿”置于对话之中，这里卓文君有让司马相如回临邛之意，其真正意义为“咱们”“我们”一起回到临邛，而不是《史记》中所言“你只管回到临邛”，《汉书》修改更为圆满，也更贴近现实人物心理。“第”“弟”同义，不评。

14.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

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

解读：《汉书》修改得好，因为只能卖自己的车马，别人的车马你无权处理，“其”字多余。

15.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

买一酒舍，而令文君当炉。

解读：《汉书》修改得好，买酒舍就是要做生意，不是居住或者干别的营生，后边“文君当炉”说得更是明确具体，“酤酒”可删。

16.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於市中。

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於市中。

解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保庸”，而《史记·刺客列传》则为“庸保”，“高渐离变姓名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战国时期，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些自耕农因不能维持生活而出卖土地，有的为大土地所有者工作，即后世所谓的“长工”“短工”之类，有的进入城市当雇工或酒店伙计，此为“庸保”之始。“庸”通“佣”，指受雇佣的劳动力。《韩非子·外储左上》：“夫卖（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又同书《五蠹》载：“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也。”

《汉书》改“保庸”为“庸保”。《汉书·季布栾布田叔传》：“穷困，卖庸于齐，为酒家保。”颜师古注：“谓庸作受顾也。为保，谓保可任使。”《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故孝宣皇帝愍而录之，乃开庙臧，览旧籍，诏令有司求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颜师古曰：“庸，（卖）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赁作者也。”后来“庸”写作“佣”。《北史·乐运传》：“少贫贱，为巨鹿富家佣保。”“保庸”和“庸保”没有好坏之分，如同“绍介”和“介绍”，但后世多用“庸保”是事实。

17.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

解读：《汉书》删掉“闻而”，删与不删，其实二书各有理由，各有特色，未可轩轾。《史记》保留“闻而”，前后联系更密切，交代更具体。《汉书》删掉“闻而”，少了两字，语言更流畅，语意更直接，从语气上来说节奏更急促，更适合表达卓王孙大怒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

18.“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

“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

解读：《汉书》改“已”为“既”，“已”是已经，副词；“既”是既然，作连词。“已经”缺少感情色彩，只是说事情已经完成，属于一般陈述。“既然”富有感情色彩，有“既然已经”的意味，这是已经改变不了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符合游说的逻辑；而且，与“其人材足依也”形成符合逻辑的搭配，在此基础上又用“且”字更递进一步，《班马异同》说：“若如刻画之论，则临邛令为逋逃主，相如为亡命家，去女失令，奈何独在人世上哉？”[4]一个是掌上明珠，一个是县太爷的座上宾，一个舍不得，一个得罪不起，这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说服了卓王孙。

《汉书》删掉了“独”字。独，偏偏，单单，副词，用来强化卓王孙不认女儿女婿的做法会造成相互伤害的后果，得不偿失，智者不为。“长卿故贫不检其身至涤器，皆王吉之谋，所以劫王孙挟昆弟诸公者，必多有其意。”[4]既然已成事实，就得接受现实。《汉书》删掉“独”字，弱化了文学表现效果，此处修改，《汉书》不如《史记》。

19.“……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

“……请为天子游猎之赋。”

解读：《汉书》加了“之”字，此字可加可不加。该篇开头曰：“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这与《汉书》改意相同。但同时，《史记》又有“上读《子虚赋》而善之”的记载。《史记》意为：“请让我写篇天子游猎赋，赋写成后就进献皇上。”按此，不该加“之”字。秦汉时期辞赋作品名多含赋字，如“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屈原贾生列传》），“乃遂就大人赋”（《司马相如列传》）等。

20.上许，令尚书给笔札。

上令尚书给笔札。

解读：《汉书》删“许”字，已经让人给司马相如提供书札，自然已经获得了允许，此处修改比《史记》更为准确精练。

21.“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

“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

解读：《汉书》加“欲”字，《史记》“明天子之义”之前本有“用以”之意味，《汉书》加“欲”意义更加具体明确。“亡”“无”二字通假同义。

22.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

故虚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

解读：《汉书》改“空”为“虚”，空，白借。虚，假借，用“虚”字更准确。

相较于《史记》，《汉书》一共进行了29处修改。“第”“弟”几无差别，“亡”为“无”之通假，不计在内，另有可改可不改者3处，修改后不如《史记》者3处，《汉书》其他修改，与《史记》比，都有所提高，具体而言，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更规范。从史书编撰的角度来说，史书的格式标准到《汉书》宣告正式形成。《史记》奠定了宏观的体式，《汉书》细化了书写规范，司马迁和班固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两个人都是伟大的史学家。徐朔方认为：“如果不考虑先后继承关系，单从语言、修词和叙述的真实性、准确性来看，《史记》和《汉书》不相上下，司马迁开创在前，而班固不是单纯的模仿者。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即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史学著作的真实性合而为一。当两者不能兼顾时，有时他宁愿以文害史，而班固则相反。”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为文学，《汉书》比《史记》逊色；作为史学，《汉书》对《史记》有所发展。”[1]35-36通过以上比较，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比较客观。

第二，更准确。《汉书》修改之后语言的逻辑关系更加严谨，如删掉“酤酒”、删掉“尽卖其车骑”中的“其”字、删掉“家居徒四壁立”的“居”字等都有效避免了重复啰唆；再如《汉书》的改“已”为“既”、改“空”为“虚”、“明天子之义”前加“欲”等使得意义的表达、感情的抒发更科学更准确，也更传神。

第三，文学性更强。传统上很多学者认为，《史记》比《汉书》的文学成就高，文学性更强，但从“司马相如传”的二书比较来看，从文学上说，《汉书》的多数修改更具形式美，文学性更强。如将“不分一钱”改为“一钱不分”、“故其亲名之曰犬子”改为“名犬子”、“卓王孙闻而耻之”删掉“闻而”等，有益于抒发情感，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因此而忽视《史记》的首创之难，更不能漠视司马迁的开创之功。为司马相如作传，却对这个爱情故事情有独钟，“字字如画，亦字字小说”[4]，正是司马迁爱奇、好奇的生动写照。在比较《史记》与《汉书》优劣之时，我们一定要分清前后，如果没有司马迁和《史记》，怎么可能会有班固和《汉书》呢？

参考文献：

[1]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1-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3637.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9.

[4]倪思.班马异同·卷二十六[M].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影印本.

作者简介：

张学成，男，山东临沂人，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史与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