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理学家倭仁思想述评

2023-10-30周思彤

今古文创 2023年40期

【摘要】倭仁是晚清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位理学思想家，具有典型的象征性意义。倭仁的文化保守思想体系以其淳厚的国家民族情感为支撑，他的爱国主义情绪渗透在其思想的各个方面，他的理学思想、伦理思想以及以民为本的思想始终以兴国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倭仁思想固然存在其保守性和不足之处，但他的思想在晚清官场风气的端正以及国人民族精神的调动中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给为政者以一定的启迪。而探究倭仁思想的深刻内涵并继承其中的合理内核，也能为培养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有所裨益。

【关键词】理学；伦理思想；倭仁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0-007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0.023

一、倭仁思想的形成原因

（一）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政治背景

在清政府统治早期，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的局面，但所谓“康乾盛世”只是一个表象，清政府的统治实则隐藏着很多危险的祸根。嘉道年间，军队纪律松散，人们道德伦理观念减弱，整个社会处于一片黑暗之中。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内部统治混乱，外部又遭受列强的侵略，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之下，长期被奉为正统的儒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危机进一步深化，儒学内部各派迫于时局的变化，不再关注以往空谈性理的学问，转向了经世之学，经世之风一时在全国各地兴起。当时一大批士大夫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内期立身，外期辅世”的观念影响，期望为中国寻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倭仁作为晚清士大夫中的一员，他与当时许多士大夫同样怀着忧虑的心情，关注社会危机的学术根源。他用儒家传统的德治教化理论解释危机的根源在于“正学不明”。他说：“正学不明，上风衰敝，非大声疾呼，不能振起聋聩；非积诚相感，无以转移人心。” ①“正学不明，人才衰少，岂一日之故哉？” ②由此可见，倭仁认为倡明“正学”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倭仁所说的“正学”即是程朱理学。以倭仁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认为倡导程朱理学能够拯救世风，维系世道人心。因此，在国运日衰与世风日下的危机背景下，倭仁适时地倡明程朱理学，这也是倭仁理学思想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的原因之一。

（二）倭仁的交游对象与程朱理学兴盛的潮流

倭仁早年治王学，但他跟从唐鉴学习之后，开始逐渐转向程朱理学。唐鉴与倭仁亦师亦友，而吴廷栋又是倭仁的至交，此二人终生信奉程朱理学，并对程朱理学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见解，因此对倭仁转向程朱理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鉴平生将朱子的志向当作自己的志向，专心学习朱子的学问。唐鉴对程朱理学的笃守促进了倭仁从王学向程朱理学的儒学宗向转变。倭仁大致于道光二十年与吴廷栋成为至交，他们当时都跟随唐鉴学习程朱理学。吴廷栋笃守程朱理学，又是倭仁的至交，因此对倭仁的学术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道咸时期程朱理学兴盛的潮流也促进了倭仁理学思想的形成。唐鉴在京师讲学，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力，一部分士大夫跟随唐鉴学习，成为了坚定的程朱理学家，此外他的讲学也使理学得到了人们更广泛的尊崇，这体现了理学的兴盛。除讲学之外，他们还重点关注了程朱理学在清代的演变过程，并编撰成书，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书用很大篇幅讲述了程朱理学，认为“正学”即是程朱理学，只字未提汉学和心学。倭仁十分敬佩唐鉴的卫道精神，他说：“唐敬楷先生《学案小识》一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 ③唐鉴的《学案小识》以及程朱理学兴盛的潮流为倭仁的理学宗向转变指明了一条道路，促使他由王学转向程朱理学。

（三）倭仁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

倭仁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是影响倭仁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倭仁出生于九朝古都河南开封，河南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地方，陆王学派在河南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与发展。河南蒙受伊洛之学的恩泽，至清代仍然十分盛行讲学之风，倭仁长期受到这种丰厚儒家文化的浸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民本思想体系。

倭仁出生于晚清科举世家，他的先辈是八旗军，奉命在河南开封驻防。倭仁的嫡孙衡瑞在他所著的《清代硃卷集成》中对他的家族有所记载。衡瑞家族从祖辈开始就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能考取科名，其中连续三代都有人考中进士，因此衡瑞家族称得上是晚清蒙古旗人中的科举世家。

衡瑞的祖父和曾祖都是奉命驻防的八旗军，均无官阶，可见衡瑞家族在倭仁时代并非显赫之家。倭仁是蒙古旗人出身，却在二十五岁就中进士点翰林，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倭仁自幼便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长期以来便逐渐形成了其深厚的儒学素养，这是倭仁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一大重要原因，这种生活环境的影响和儒学素养的培育也为他日后形成属于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起到了奠基式的作用。

二、倭仁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倭仁的理学思想

1.对理学范畴与命题的阐释

倭仁认为理在气中，气在理中。他认为理气不相离不相杂，理气既不可以分开也不可以混杂在一起。“气非理无主，理非气不行，二者不相离亦不相杂。” ④理是事物性质的体现，而事物形体的材料则由气构成。所以，一方面理是气的主宰，没有理，气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理又必须依附于气，没有气，事物的形体则无法构成。在事物的构成当中，理气二者缺一不可。

“心性”是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哲学的中心范畴。以“心性”为中心的范畴和命题，关注的是人类自身，探讨的问题是“人是什么”，包含人的存在、地位和人的本质、本性以及人生价值等问题，使理学成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生哲学。倭仁理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宋明理学的这种人文精神傳统，他说“人为万物之灵，中天地而立，岂不至尊至贵！时思此义，切莫放倒。” ⑤

2.“躬行实践”的为学之方

倭仁还提出了反躬自省的道德实践哲学。首先，他认为要做省身日课，倭仁对自己的要求极严，及时克治自己的妄念并书写下来。在身心修养方面，他认为要“见过自讼”，在为学方面，他认为：“自经磨厉，知本领著实平常，素日讲论皆自欺欺人，可耻可恨！矢自今打起精神，填补缺陷，勿今后之视今，又如今之视昔也。” ⑥在做人方面，倭仁的反省更加深刻，他认为如果不能光明正大做人，不能笃实践履做人的道理，就只能做个“小丈夫”或“小人”。在做官为臣方面，他认为做官要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对得住所受的俸禄，是否在为国为民办实事，他认为做官只有尽职尽责，做臣子只有努力将分内事做好，才能称得上是良吏贤臣。在待人交友处事方面，他认为“取友之心不诚，即此见学不长进。” ⑦“处事如事外人，则心有余裕。” ⑧

（二）倭仁的伦理思想

性本“善”的人性论。倭仁说：“从人生而静纯粹至善处看，性何尝有动？何尝有伪？何尝有恶？” ⑨在倭仁看来，人性本来是没有“动”“伪”和“恶”的，人性的本质是“静”“真”和“善”的。他认为虽然人心本善，但是必须要加以一定的控制和修养才能保持善的本性，而一旦这种控制和修养不够，就会导致“危”，这是对程朱观点的承继。

安贫乐道的人生观。倭仁对程朱理学道德要旨的恪守与践行体现在他安贫乐道的人生观之中。他说：“人生不过百年，富贵浮云，皆非我有。惟为学是大便宜事，要人看破耳。” ⑩他在同治皇帝大婚的时候强调说：“伏思宫廷系四表观瞻，节俭始于躬行。斯风化及于海内，上行下效，理固然也。” ⑪倡导皇帝婚礼从简。诸如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可以从中窥见倭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欲培养贤君的良苦用心。

“仁义之外无功利”的非功利价值观。在义利之辩上，倭仁认为“将名利心打叠净尽，方能笃实光辉。” ⑫他认为先要破除名利心，才能显现出光辉的一面。他还提到“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三代之世所以人心正，风俗醇……以仁义故也。” ⑬从中可以看出倭仁认为三代之所以繁荣昌盛，是因为仁义至上的原因，而乱世的由来则是因为人们重利而轻义。

重视“人心”和“礼义”的社会伦理观。倭仁在同文馆之争中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⑭的观点。他认为立国的重心在于“礼义”和“人心”，而不在于“权谋”或者“技艺”。“礼义”是具有一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意识形态，要在社会整体中树立这种意识形态，方法论是格“心”，即超越个人之“心”而致力于整个社会个体的道德教化和人格塑造。

（三）倭仁的民本思想

倭仁的民本思想是倭仁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倭仁继承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此外，倭仁还根据晚清的社会形势，提出了落实民本思想的几项具体措施，这是倭仁民本思想在传承先秦民本思想基础之上的创新之处，也体现了他浓厚的济世济民情怀。

在落实民本思想的具体措施上，倭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解决办法。治理社会分两个层面——中央层面和地方官吏层面。在中央层面，他指出一国之君首先要有成为尧、舜的志向。他说：“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此志既定，然后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 ⑮其次，皇帝治国行政一定要讲求仁义。倭仁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认为“圣贤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⑯再次，皇帝要提倡节俭，以身作则，为百姓树立典范。最后，以皇帝为代表的朝廷要整顿吏治，他提出朝廷要审慎选择督抚和一些官职较大的官吏，而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官吏一定要具备忠君爱民的优良品格。在地方官吏这个层面，首先他指出地方长官的为官之道是“正身帅属，察吏安民”。其次，为官应当破除个人利益，而要把忠于君主爱护百姓作為准则和目的。⑰再次，地方官吏要戒断奢华腐败之风，他认为“俭德”是最好的。最后是州县官员要亲民，这样统治的基础才能稳定。

（四）倭仁的民族主义思想

倭仁身处晚清时代，这一时代中华文明经历了空前的劫难。倭仁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表示出了深深的担忧，他说：“今随从和议，而华夏之大防已溃，中朝之元气愈亏，其将何以立国耶？”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发，倭仁极力反对清政府一再妥协的处理办法，他指出：“今日重罪守令已谢洋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倭仁一再提出“何以立国”的问题，可见他对国的拳拳忠心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在同文馆之争中，他说：“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千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 ⑱正是因为倭仁所具备的爱国思想才使得他始终对国耻念念不忘。他说“何必师事夷人”也与他强烈的民族情感有关。倭仁与洋务派同样以报国为己任，只不过当洋务派走上了“师夷长技”的道路时，倭仁走上了坚定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的道路。他还有言：“今阅总理衙门所奏，大率谓忠信礼义之空言，无当于制胜自强之实政。奴才愚见，窃谓不然。夫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 ⑲由此可见，倭仁的目的也是“报国”，他始终以报国为己任，亦是他强烈民族意识的体现。

三、倭仁思想的历史作用

（一）端正官场风气

倭仁在晚清士大夫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因此倭仁的思想也影响了很大一批士大夫，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一股遵循伦理法则、立名立节、议论国政的风气。嘉庆、道光年间，倭仁极力弹劾贪官污吏，整顿吏治。他先后弹劾了叶儿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辽阳州知州觉罗景灏等人。晚清吏治的败坏还表现在官场上钻营取巧成风。就科举考试而言，自道光年间以来请托的现象普遍发生。有一年倭仁的儿子应考，有人劝他“请托”，倭仁“谩应之。噫！信命久矣。所学为何而作此举动乎！”并没有采纳这种做法。他在致弟函中言：“得失分定，钻营苟且，非所以训子孙。” ⑳

倭仁是清朝末年一位不可忽视的理学思想家，他曾经担任过很多重要的官职，加之他个人品行优良，因此在当时士人当中极具影响力，他的思想也自然地被一部分士人继承。在倭仁去世的时候，连翁同龢也感叹：“呜呼！哲人亡云，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士失所仰哉？” ㉑足见他的影响力之大。

（二）对为政者的启迪作用

洋务运动创办了大量的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庞大，投资较多，一些官员在购买原材料、购买设备、给员工发放薪金的过程中贪污钱财，中饱私囊，导致洋务企业迅速衰败。李鸿章在创办洋务企业时曾派李凤苞到外国购买设备，有人指出李凤苞虚报价格，贪污巨额。更有甚者虚报价格达到五倍之多。这种贪污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个例，而是整个社会的通病，这是洋务运动一个很大的弊端。而倭仁提出的重仁义去功利的价值观以及重视“人心”和“礼义”的观点，恰恰指出了洋务运动的弊端所在。倭仁所关注的是人格的陶冶，如他的伦理观、民本观念等都强调要修身和格心，从社会层面而言他关注的是善良风俗的形成；而洋务派关注的是事业的创建。倭仁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们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是所有事业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倭仁认为为政要格心，即平心、尽心。尽心就是要有一颗忠心，平心就是要宽恕别人。无论是为政或是为学，平心和尽心都要贯穿始终。忠恕和为政是两个层面，在行政之时能够贯以忠恕之道，才能使国家得以兴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求得船坚炮利是为政的一个方面，但是倭仁所提出的忠信礼义在洋务派的自强事业中仍然很重要，将二者融合在一起才能够促成洋务运动的成功。倭仁这种格心的思想理念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只有在为政的过程中时时格心，破除私利，才能够使国家得以昌盛，这是倭仁思想中的一大精华之处。

注释：

①②③⑧⑩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卷四，第35页，第49页，第17-18页，第50页，第287页。

④⑤⑥⑦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卷六，第73页，第57页，第29页，第60页，第64页。

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卷二，第187页。

⑫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卷七，第623页。

⑬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卷一，第145-146頁。

⑭文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四七。

⑮⑯⑰张凌霄：《倭仁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第513页，第491页。

⑱⑲文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⑳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

㉑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版。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