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继与变革：周初“敬天保民”思想探微

2023-10-30刘伟

今古文创 2023年40期

【摘要】“敬天保民”思想是西周核心的统治纲领。在该思想指导下，周人在政治、司法、宗教观念和道德观念等方面实行了与商朝迥异的维新改制。本义为上天意志的“德”被周人引申为治国措施和道德规范，是贯通天人关系的重要媒介，后拓展为“礼”的概念，德治与礼乐制度是周朝的政治特色。“民”的地位提升与周朝政策中的重民因子，使整个新王朝呈现出“人”的色彩，为王朝统治注入生机。

【关键词】周初；“敬天保民”；《尚书》；“德”；民本思想

【中圖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0-006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0.020

商朝是我国早期国家的重要阶段，社会体系较为成熟，但仍然保留原始氏族社会的某些特质，集中体现在以天命唯上的神权统治思想，曾为维护商朝统治发挥出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商朝传统的天命观逐渐落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商朝却未能及时转变治国理念，终为周所取代。

天命所归的“大邑商”亡于“小邦周”折射出统治思想革新的内在诱因。殷鉴不远，对商朝统治思想加以承继与变革是周朝统治者亟须考量的政治难题。周人在实践中重新建构了以“敬天保民”为核心的新统治思想。关于殷周两朝统治思想的研究，前辈学者已做了有益探索，成果丰硕。但是对于殷周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尚有探讨之空间。

一、“敬天保民”之滥觞

（一）殷周神权思想之渊源

商朝是神权政治的鼎盛时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792“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2]1455正因为商人不违天命，至汤时方能大兴，被神明赋予管理天下的使命。商人的社会结构最有特色之处，在于王权、神权和族权呈现出鼎立之势。这三种权力在商代历史发展中此消彼长并且相互影响。[2]7商王在神权的支持下，利用天威增强王权的向心力，聚拢族权。当时，神权被贞人集团所把持，他们利用卜筮参与军国大事。晚商时期，纣王以“天子”自居，取消神人之际的中间环节，不再让贞人传达神意，而由商王和神沟通。[5]245-246由此，商王不仅是国家领袖，也是宗教首领，王权独尊。但是，在特定背景下，神权也限制了王权。《尚书·高宗肜日》载：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3]256-257

祖己借天命劝谏商王祖庚。此时，天命演化为臣下警示商王的凭藉，对王权加以限制。但是这种约束力有限。商末，祖伊见商朝将亡，力谏纣王，纣王则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4]107-108此时的天命反而成为纣王拒谏的理由。

周朝继承了商朝的天命观。《尚书·牧誓》载：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3]285-286

周武王伐商的理由是“恭行天之罚”，此时天命已从商转移到周。《尚书·洪范》记载了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的对话，周武王问：“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3]297周武王认为上帝的昭示是体国经野之要道，而他自己却不知如何去做。箕子则以“九畴”答之。“九畴”实质上是商朝神权治国思想的梳理和归纳，“反映了一个严整的宗教神权统治体系，认为天和上帝主宰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5]535

（二）西周民本思想之出现

商末，以神权为核心的统治模式已然崩溃，处于王权顶峰的纣王，滥用王权以致失国。事实证明，神权与王权的双峰政治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两者间须用黏合剂来调和。这个黏合剂就是民。在新形势之下，周人的“保民”思想发展起来。重民思想，在商朝时已初见端倪。《帝王世纪》载：

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数千里。[6]64

为解旱求雨，商汤不采卜辞“以人祷”的昭示，他情愿“牺牲”以祭天，最后感动上天。已折射商朝已孕育出原始的民本主义思想。商朝中期，盘庚告诫官员：“式敷民德，永肩一心。”[3]244-245盘庚将民生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这种民本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为西周民本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农业的发展，稳定的生活和居所，为统治思想的革新提供了物质前提。周人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诗经》记载，在周人早期迁徙中，就重视农业生产。“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2]1111古公亶父率领周人“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2]986。考古工作者在周原遗址中发掘出农业工具和农作物遗迹，亦从侧面证明周人农业的繁盛。但商周时期，农业生产工具还是以木、石、骨、蚌等材料为主，青铜农具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7]在商代及西周早期还未出现青铜工具，直到西周中晚期才出现了铜锄等农具，但这时的农具还处于试铸阶段。[8]商周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与原始社会无本质差异，但何以能支撑起整个国家的用度？应是通过增加劳动力和扩大种植规模来提高农业产量。从这方面来看，作为农业主要劳动力的民，其地位的提高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二、“敬天保民”之主要内容

（一）以“德”为本的德治体系

商人对于神明的崇拜十分狂热，他们将国家的命运托付于上帝，并依据卜辞的吉凶祸福来指导国计民生。为了得到神的庇佑，商人将大量的奴隶和牲畜作为贡品用来祭祀，视奴隶如牲口一般大肆屠杀。“殷代关于德的观念受敬于上帝、尊祖思想的支配。所以德首先是一个宗教观念。”[9]15周人扩充“德”的概念赋予其道德与政治的内涵。“曰古文王，初盭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上下，䢔受万邦。”（墙盘铭）周人在“敬天”前提下，将“德”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先王有“德”，天命选择了周朝而抛弃了商朝，只有继续坚持和实行德政，才能在上天的庇佑下不绝天命。

“德”的概念不仅适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而且还表现在对个人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逐渐衍变为至上的道德规范，成为“礼”。“在我王（周武王）曰：百姓，我闻古商先哲王成汤，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怀，用辟厥辟。”[10]490商代的“德”不仅具备宗教概念，还意指君主的个人能力。西周时，“德”不仅成为君主的道德规范，也成为规范臣民的行为准则。周公经常用“德”去告诫他人，他对康叔说：“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3]361这种道德规范经过时间沉淀，成为“礼”，“‘礼’的本质是‘异’，用来显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社会等级的确立，一方面维护了贵族的权力，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贵族肆意残害百姓。“礼”具有普遍适用性，不仅为了约束贵族，更是让平民在周礼教化之下成为周的顺民。“德”与周人统治息息相关，其内涵十分丰富。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个人品行，莫不合“德”而行，“德”政成为周朝政治统治的特色。

（二）以“保民”为主的施政政策

“保民”的实质是西周民本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外在表现。周人的“保民”是分阶段的。灭商前，保的主要是周民；周初，保的主要是商朝遗民；周朝中后期，保的主要是周朝国民。笔者着重分析周初安抚殷民的措施。

周初，许多殷人并不归顺，最终酿成“三监之乱”，给周人敲响了警钟处。为安抚殷民，周人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民”政策。

首先，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大盂鼎铭），鉴于此，周公颁布了《酒诰》。《酒诰》首先限制饮酒时令，周文王告诫周人：“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又说：“饮惟祀，德将无醉。”针对殷人，周公则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相较而言殷人饮酒的条件宽松一些。

再者，对殷民实行怀柔政策。灭商后，“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3]293-294“三监之乱”平定后，周公将康叔分封至商朝故地，并告诫康叔“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者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3]361周人的怀柔政策在“三监之乱”后起到了奇效，使商朝故地逐渐安定下来。

最后，周人吸纳商朝贵族统治阶层，扩大统治基础。周武王分封纣王之子武赓为诸侯来治理殷民。武赓发动叛乱后，召公建议周成王：“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3]368之后，商朝贵族被吸纳进周朝的统治阶层，既巩固了周朝的统治，也扩大了统治基础。周人对商朝遗民加以安抚，随着国家稳定和民族交融，殷人和周人的族际界限被打破，周人保的就是天下之周民了。

（三）以“慎罚”为要求的司法机制

所谓的“慎罚”就是要审慎用刑，处罚适度，不偏不倚。商朝以来，王权逐渐强化，绝对的权力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容易遭到滥用，滋生暴政。上文论及，神权对王权的约束力较为有限，至一些帝王肆无忌惮地挥霍手中的权力。卜辞载：“虫（唯）王又作辟（法）”[11]237，法律成为商王挥霍权力的“重灾区”，商末更是沦为纣王镇压异己的工具。

“慎罚”的首要是有法可依。周人素来对立法工作十分重视。周武王就“制定并颁布了‘有亡荒阅’和‘罪人不孥’等民事、刑事法规。”[12]328。此外，周人还积极吸收商朝的法律成果。商代已产生了成文法典——《汤刑》，《吕氏春秋》引《商书》记载，商代“刑三百”，法律条款已较为具备。《荀子·正名》载，周法“刑名从商”。“慎罚”还要求审慎用刑。首先，執法者要秉持“敬明乃罚”的态度。周公告诫康叔“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3]365周王也经常告诫臣子要谨慎用法，周康王告诫盂务必“敏誎（娕）罚讼。”（大盂鼎铭）《周礼·秋官》载“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剌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13]917官员在判决时，要征求多方面意见，体现了周人谨慎施罚的态度。周人执法不拘成典，反而灵活务实，凸显教化为主的司法理念。“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3]363周人依据犯罪者的动机和态度能动执法，灵活发挥法律“惩善扬恶”之功用。“慎罚”最后还要求法律适用对象的普遍性。《尚书·康诰》载：“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瘝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3]368周公对那些不守法度的臣子也绝不姑息。虽然周朝有“刑不上大夫”之说，贵族阶层在司法上享有特权，但是其法治精神在当时仍具有进步意义。

（四）以“勤政”为核心的执政态度

“保民”之策还要求统治者能够勤于政事，更要心系民瘼。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劝谏成王勤于政事：“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墙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3]429只有心系民生才能制定适民情、顺民心的政策。周公还以古代贤王为榜样为周成王树立典范，希望成王“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3]435

古代中国，朝代之兴盛与政治首脑的个人素养息息相关。作为“余一人”的周天子首要之义便是树立“无逸”的执政态度。纣王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君主，据《史记》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样一位“材力”过人的君主，不勤勉于政事反而“好酒淫乐，嬖於妇人……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重刑辟，有砲格之法……”[4]105-106纣王逸政的教训使周人意识到执政态度是兴国之首要。周王也是经常告诫诸侯和臣子，让他们勤政事。据出土的铭文记载，“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废朕令。’”（大盂鼎铭）“女（汝）母（毋）敢妄（荒）宁，虔夙夕，惠我一人。”（毛公鼎铭）“汝小心畏忌，汝不彖（惰）政事。”（叔弓钟铭）“毋敢荒宁虔夙夕惠雍我邦小大猷，雩乃专政事。”（四十三年逨鼎铭）“敬乃夙夜用屏朕身，勿废朕命，汝遂乃政。”（逆钟铭）赏赐大臣时，周王常告诫他们时刻牢记王命，张弛有度。这种警示成效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只得付之厥如，这种为政“无逸”的态度是周人政治智慧的结晶。

三、“敬天保民”思想的影响

“敬天保民”思想对周朝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产生了影响。政治思想的鼎新，重构了周朝的统治体系，体现了神权政治向伦理政治的重大变革。政治思想、宗教观念与天人关系的更新，促使社会风气的转变和社会结构的新调整。礼乐制度的普及、德政的实行、民众地位的提升，这些具有周朝“烙印”的统治模式，为新王朝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新思想对后世影响长远，这为儒家的主张和学说作了理论准备。

（一）西周政权正统性之证明

周人取得了完全胜利，但在殷人的潜意识中，周人伐商是逆天命的“叛乱”，这不利于周朝统治。向万民阐明周朝为顺应天命的正统政权这是周朝施政的当务之急。殷周都认为上帝是恒定不变的至高存在，因而敬畏上天。周人又提出“唯命不于常”的观点，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3]453天命的导向是动态的过程，“德”是天命选择的标准。“丕显文武，皇天引猒乃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毛公鼎铭）周王因为具“德”而身负天命。纣王因为失“德”，而被上天所弃。“德”为周人伐商披上神圣的外衣，明确了周朝的正统性。

（二）西周统治的逻辑起点

上帝以“德”来择天命，以民情来显天意。天命这一抽象概念须通过载体来显现。殷人主要通过卜筮而知天。“殷墟甲骨所记的卜辞，很是简单，不过纪所卜的事实和吉凶及神意的允否而止。”[14]7该载体形式单一，而所卜结果也较为简单，只有吉凶允否之兆，并无相应的配套政策。依靠卜辞统治国家在当时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但是这种方式有很大的局限。而周朝则不同，除了传统的卜筮制度外，周人认为民情亦可显现天意。为知天意，周王实行“保民”政策，以明德之政感惠民，以保民之策安民，以礼乐之教化民。这是西周统治的逻辑起点。

（三）伦理政治的逐步确立

商朝，仍然遗存原始氏族社会的某些特质。神权在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宗教观念较强。脱去神权的外衣，商王权威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王权在神权的支撑下，才有着至高的威信，商朝政治活动中凸显出感性色彩。經历了政治、思想的重大变革，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周人只得转变传统的神权模式，将目光从天事转向人事，在利用宗教权威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道德伦理规范。周人开始以理性的态度处理人与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动神权政治开始向伦理政治转变，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重大变革。

（四）民的地位提高

周初“保民”政策的实行，使民的身份得到提高。人殉制度的废除，是周代祭祀制度的重大革新。在商代，奴隶作为上帝的牺牲品而存在。据胡厚宣统计，从盘庚迁殷到纣王亡国这273年间，用人祭13052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人数，即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当用14197人。[15]57商朝的贵族墓葬中人殉较为常见，可见奴隶地位之地下。周代，“天”与民产生联系，民情成为反映天命的主要载体，周朝统治者意识到民的重要作用。“周公成王之后一是彻底废除了人牲制，二是周人祭祀时的牲品数量极其有限。”[16]25据考古资料来看，西周墓葬中使用人祭的情况已不普遍。人殉制度的废除、“保民”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平民、奴隶地位的提高。

（五）后世儒家思想的启迪

儒家思想和西周“敬天保民”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战国时期，儒家分为八派，学说各异。追本溯源，“敬天保民”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从本质而言，“仁”与礼都是指道德规范，“仁”指代个人内在道德修养，而礼指对内心美德的阐发，具象为礼仪形式、礼仪制度等。孔子主张以仁化民，以礼束民，以德政治民。“仁”与礼的核心是“德”，而“德”是周人与天交流的媒介，德政是“敬天保民”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的学说与周初的统治思想一脉相承。从孔子的德政到孟子的“民贵君亲”和荀子的“君舟民水”，都是儒家对周初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有益成果。

四、余论

“敬天保民”思想的实质是周人对商朝天命观的继承及民本思想的创造。该思想不仅限于政治方面，而是整个新王朝多方面、全方位的维新改制，形成了政治、文化、思想和宗教等方面的新气象。这种天命观的转变，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背景，但是根本目的是维护周朝的统治。周朝实行与商朝截然不同的统治模式，“德”政的推行、“保民”政策的实施、司法上的谨慎态度和对统治者的严格要求，体现了周人统治中的伦理色彩。“敬天保民”新思想的推行，对周朝政治、思想和社会等方面影响深远，人殉制度的废除、民众地位的提高使整个王朝呈现出“人”的光辉和勃勃生机。这一系列的变革，巩固了周朝统治，终在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周朝国力达到鼎盛。

在研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与重视。从大量的考古资料推断，商代畜牧业发达，牲畜饲养规模可能很大，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可能不甚发达，而西周时期以农耕经济为主。敬天保民思想虽被看作是西周统治思想的代表成果，而背后却透露出前后时期社会经济模式变化的深刻根源。对劳动力资源的政治态度及处理方式改变根本原因应对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为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农业文明国家，这对中国后期社会经济及政治思想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敬天保民思想既体现了周人政治思想里的人文关怀，更是周人保护劳动力资源重要性的一种认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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