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比亚·吐尔逊，巴文浩，王 岚

（1.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2.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上海市 200237；3.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北京市 10008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指导下，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在这种大背景下，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以提升环境绩效尤为关键。企业的快速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整体工业化的必要基础，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对企业环境绩效提升及其传导机制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企业绿色发展与环境绩效的内在联系，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引导、助力企业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构建全面绿色制造体系，推动制造业绿色升级和建立绿色发展机制。在学术界，已有研究关注企业绿色战略行为对环境绩效的影响，鼓励企业采取各种措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如更新关键设备，采用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工艺[1]，开发设计绿色产品[2]，资源再配置[3]等。然而，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看，环境绩效不仅是单个企业或某个部门的职责，更需要上下游企业协同的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供应链综合考虑了供应链成员环境影响和资源利用的双重效应，促使从原材料获取、加工、包装、运输到报废或回收处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过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降至最低、资源效率达到最高[4]。但在现实中，大部分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的驱动力不足，绿色供应链的构建难度大，很难实现采购、生产、分销、信息等环节的协同推进[5]。而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企业协同推进绿色供应链提供了新的行为能力，基于数字技术和集成管理的思想拓展企业环境战略，可以在供应链中达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6]。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系统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路径和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企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提供了契机[7]。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企业应大力推动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技术发展，为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业务流程的深度融合，可有效减少能源和材料消耗，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灵活性[8]。基于数字化转型的绿色产品创新[9]、绿色供应商选择[10]等在减少碳排放、节约能源、增强可持续发展合作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企业科学决策，持续改进生产、物流和管理体系，还能够促使企业高效利用资源、控制污染、践行绿色发展战略。虽然已有文献研究了数字化要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战略行为和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尚未引起充分重视。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企业绿色发展战略的要求，也是实现外部环保要求、以一种新的制度逻辑获得外部利益相关者认同、促进企业“合法性”构建和扩散的过程[11]。很多研究关注政府和政策压力，因为随着相关环境规制政策出台，在强大的制度压力和利益相关者推动下，企业会被动实施环境管理行为，从而获得合法性[12]。虽然政府、政策压力（如碳排放指标、限产等）是推动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的外部环境驱动因素，但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进是有限的[13]，因为在被动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情况下，有些制造业企业只有通过牺牲经济绩效才能满足环境要求，甚至有企业因此而倒闭[14]。本研究引入媒体关注这一外部环境要素。媒体关注作为舆情监督机制，替代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提出可持续的环保期望，迫使企业降污减排和改善环境绩效，以获取必要的资源[15-16]。企业会通过评估规则下的潜在成本和收益，构建数字化转型能力，实施绿色发展战略行为，以获得合法性和社会声誉，避免运营流程中的资源浪费[17]。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探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环境绩效，如何发挥其在环境治理中的控制效应。第二，作为一种制度压力，媒体关注如何在企业改善环境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

良好的环境绩效是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已成为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在学术界，环境绩效的定义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企业在污染防治、资源利用和减少环境风险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效[18]；二是企业在生产和运作过程中排放的固体、液体、气体和其他各种有害物质的数量，一般以标准化的数量指标衡量，企业必须精确控制制造过程以满足环保标准[19]。数字化转型能力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流程的能力，通过对产品设计、生产和服务过程中的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促使企业满足各项环保要求[20]。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企业可以借助数字技术为环境保护赋能，对产品生命周期进行精准监控，降低生产和维护过程中的能耗，减少有害污染物[21]，从而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基于控制论[22]，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要监督各项业务是否按计划进行，及时发现、指出和分析存在的问题，降低发生类似错误的可能性。数字技术可用于监督企业整个生产过程，赋能企业纠正偏差，通过检测和调整组织行为，提高企业环境绩效。

根据控制论，数字化转型能力可对企业环境绩效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产生影响。首先，数字化转型能力形成的事前控制，体现在通过数字技术平台为企业预先制定契合环境战略的控制计划，将企业对环境绩效的末端治理转变为源头控制[23]。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生产流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挖掘、分析，制定详细的环境绩效控制计划，预先控制物料和能源的配给，促进物料循环使用和回收。在运输销售和终端服务阶段，事前开发就近配送的数字化配货系统，对废弃产品进行改造升级和重复利用，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化[24]，提高企业环境绩效。这种针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管理能确保产品在生产、使用、弃置后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减轻[25]，达到环保绩效的预期。其次，事中控制可以对事前识别的关键环节与事项设定相应的实时监控机制[26]。企业依靠成熟的数字化信息传输和处理方式，掌握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各环节与环保要求相悖的操作，通过分析原因、纠正偏差，不断调整优化组织环保行为，进而形成有效控制[27]，保证计划与实际动态相适应[28]。最后，数字化转型形成的事后控制对事前计划和事中控制结果进行跟踪反馈，为后续环境绩效的提升制订修正方案。数字化转型成熟的企业可以通过精准捕捉、集成、共享检测数据，及时发现深度隐藏、能够引发巨大损失的环境风险事件[29]，提高对环境风险的敏感度，从全局性、预防性角度为事后改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30]。在我国，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企业生态环境监督体系变革的赋能者，是监督组织、监督流程、监督主体变化的催化剂。数字化转型是一种控制手段，贯穿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体现在企业环境绩效计划的制定、实施、评价与修订的整个过程中。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

（二）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产品设计、生产和服务过程中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促使企业达到各项环保标准，防止生产流程偏离环保标准[20]，而媒体关注是推动企业通过降污减排改善环境绩效，从而提高其合法性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31]。在媒体关注的作用下，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环境绩效的战略决策会被当作一种积极信号被外界感知[32]，进一步加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深入融合数字化、逐步提升环境绩效的动机[33]。由于媒体的独立性，媒体报道往往比企业自身披露的信息更真实[34]。正面的媒体报道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和声誉，推动企业更进一步加强对自身环境行为的控制力度，从而提升环境绩效，并在履行环保责任方面更积极作为[30]。另外，良好的企业环境绩效需要能够被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察觉的方法与机制[35]，媒体报道是其中十分有效的方法和机制之一，促使企业成为绿色标杆企业[36]。因此，企业通过提高数字化转型能力有效监督并控制其环保行为的动机会更强烈，进一步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

对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与正面媒体报道相比，出于猎奇心理，利益相关者会更多地关注负面媒体报道。负面媒体报道会对企业形象产生消极影响，毁掉企业多年的经营成果[37]。因此，企业的消极环保行为一旦被媒体报道，就会被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迅速获知，有损于企业绿色声誉，甚至会导致投资者撤资以及消费者抵制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使企业难以以象征性的努力来获得合法性，迫使企业按照社会道德规范采取实质性的环保措施[38]。这有利于促使企业制定与外部压力相匹配的绿色发展战略，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媒体关注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H3：相比于正面媒体报道，负面媒体报道数量越多，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三）绿色供应链的中介作用

在企业寻求改善环境绩效的过程中，绿色供应链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生态战略整合到供应链实践中，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39]。在数字化转型与媒体关注的双重作用下，绿色供应链成为企业提高环境绩效的重要行为。潜在的经济回报和环保带来的社会声誉被认为是企业推进环保措施的主要动力[40]。绿色供应链不仅可以使企业重塑生产流程、节省原料投入和降低废弃物处理成本[41]，还能提高企业资源的绿色租金收入。因此，绿色供应链作为一种将环保和绩效并重发展的途径，能够帮助企业创造预期的经济和环境收益。当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战略时，将受到媒体关注这一外部制度因素的约束或激励。当前社会和公众对企业环境问题愈加重视，媒体对企业环保行为尤为关注，企业面临的外部监督及约束日益严格，绿色供应链已经成为企业通过提高环境绩效满足利益相关者要求的主要途径。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会受到可利用资源的制约[42]，而数字化转型为企业绿色供应链的实施奠定了基础[43]。

媒体报道引发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关注，是对企业环保行为实施压力的外部制度，数字化转型为企业绿色环保行为提供足够的内部技术资源，这种内外部能力与压力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行为，改善企业环境绩效。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媒体关注对数字化转型到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通过绿色供应链的中介作用来实现。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选取2014—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设计研究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通过中国经济金融研究（China Stock Market &Accounting Research，CSMAR）数据库收集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利用Python 软件对企业年报进行分析补充；绿色供应链数据来源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IPE）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公布的绿色供应链CITI 指数年度评价报告中的GSC-CITI 指数；环境绩效数据通过企业年报、企业所在省份的环保厅（局）及官方新闻门户网站手工收集；媒体关注数据来源于北京聚源锐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锐思（RESSET）数据库。根据研究目标，通过配对和剔除数据缺失企业，最终得到136 家样本企业，共计733 组非平衡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STATA17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二）变量及测量

1.被解释变量

环境绩效（EPIN）：参考《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技术指南》和王佳等[44]的研究，从环境管理、环境影响、环境战略三个方面衡量环境绩效，运用内容分析法从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报告书中收集数据，对各维度的指标进行赋值（参见表1）。

表1 环境绩效衡量指标与计分规则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T）：数字化转型是辅助企业战略决策、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能力[45]，目前，国内企业已经开始引入数字技术以实现组织结构变革和业务流程改进，重塑价值创造方式[46]。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与数字化相关的无形资产占比[47]、企业信息技术人员占比[48]、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系统的应用以及企业对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49]等。本文参考吴非等[50]的做法，基于沪深A 股上市企业年报，选取特征关键词集合，并通过剔除前置词为“无”“没”和“不”等具有否定含义的关键词以及非本企业（股东、供应链成员、高管简介等）的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进行数据清洗。最后，根据特征词进行搜寻、适配与词频计数，得到各关键词的总词频数。

3.中介变量

绿色供应链（GSC）：参考董直庆等[51]、李（Li）等[52]的研究，选取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在2014 年公布的企业绿色供应链CITI 指数作为绿色供应链的替代变量。CITI 指数是首个对在华企业供应链环境表现的评价指标，旨在衡量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系统反映企业对供应链成员环境污染问题的管理意愿和能力。

4.调节变量

媒体关注（Media）：借鉴吴文洋等[53]的方法，媒体关注用媒体报道倾向性替代。并以Janis-Fadner系数（J-F）衡量媒体报道的倾向性。

其中，e代表检索出的正面媒体报道数量，c代表检索出的负面媒体报道数量。t表示e和c的总和。J-F取值范围为[-1，1]。有关企业的正面媒体报道越多，J-F值越接近1，企业面临的媒体监督压力越小；有关企业的负面媒体报道越多，J-F值越接近-1，企业面临的媒体监督压力越大。

5.控制变量

考虑到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选取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现金流比率（Cashflow）、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托宾Q 值（TobinQ）、董事人数（Board）、企业年限（FirmAge）、独立董事比例（Indep），并且设置年份、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本文选取的变量及其含义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及其含义

（三）模型构建

1.主效应模型

为考察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构建如下主效应回归模型：

其中，EPINit为企业i在t时期的环境绩效，DTit表示企业i在t时期的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β0为常数项，其他β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2.调节效应模型

借鉴温忠麟等[54]的研究，考察媒体关注在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

为验证调节效应，在主效应回归模型（1）中加入媒体关注（Media）以及数字化转型与媒体关注的交互项（DT×Media），得到调节效应模型（2）：

3.中介效应模型

为验证绿色供应链对媒体关注调节效应的中介作用，需做两个阶段的回归检验。第一阶段，做数字化转型（DT）、媒体关注（Media）以及数字化转型与媒体关注交互项（DT×Media）对绿色供应链（GSC）的回归，得到模型（3）：

其中，GSCit为企业i在t时期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

第二阶段，在调节模型（2）中加入绿色供应链，得到模型（4）：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 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环境绩效（EPIN）的均值为3.65，标准差为2.55，25%～75%的观测值分布在1～6 之间，表明样本企业的环境绩效不高，且存在较大的差异。数字化转型（DT）的均值为1.21，25%～75%的观测值分布在0.00～2.07 之间，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仍处于起步阶段。绿色供应链（GSC）的均值为6.24，25%～75%的观测值分布在0.00～7.73 之间，说明我国企业绿色供应链起步较晚，多数企业仍待提升。媒体关注（Media）的均值为0.17，25%～75%的观测值分布在0.05～0.24 之间，表明样本企业受到的媒体关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表4显示了主要变量均值的年度变化情况，环境绩效（EPIN）的均值呈现上下波动趋势，表示样本企业环境绩效每年变化较大。而数字化转型（DT）的均值呈逐年上升趋势，表示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来越高。而绿色供应链（GSC）的均值基本呈上升趋势，但在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明显下降。

表4 主要变量均值的年度变化

（二）单变量检验

根据数字化转型（DT）的年度均值和中值，将样本企业分成数字化程度高低两组，表5 显示了两组样本的单变量分析结果。当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时，其环境绩效也相对较高，并且这种差异在逐渐增大，H1 得到初步验证。

表5 单变量检验

（三）基准回归结果

1.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

表6 列（1）显示，数字化转型（DT）对环境绩效（EPIN）的回归系数为0.400，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会不断提升。H1得到验证。

表6 基准回归结果

2.媒体关注在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列（2）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媒体关注的交互项（DT×Media）对环境绩效（EPIN）的回归系数为0.483，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媒体关注（Media）在数字化转型和环境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H2得到验证。

列（3）显示，数字化转型与负面媒体报道的交互项（DT×Media_N）对环境绩效（EPIN）的回归系数为0.105，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负面媒体报道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环境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H3得到验证。

3.绿色供应链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6 列（4）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媒体关注的交互项（DT×Media）对绿色供应链（GSC）的回归系数为6.095，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媒体关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供应链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列（5）显示，绿色供应链（GSC）对环境绩效（EPIN）的回归系数为0.035，在1%的水平上显著。H4 得到验证，即媒体关注对数字化转型到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通过绿色供应链的中介作用来实现。

（四）稳健性检验

1.双重差分（DID）模型检验

在样本选择期间，国家陆续颁布多项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产业政策和方针，不同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的时点可能不同。参考翟华云等[55]的研究，将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构建为变量DT_dum，并设定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假设进行再检验（参见表7）。表7 列（1）回归结果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环境绩效，证明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和增设工具变量检验回归结果

2.对企业数字化内部分解数据进行回归

参考吴非等[50]的研究，基于Python 软件对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提取形成数据池，将其分为技术实践应用和底层技术运用两个层面，构建企业数字化指标体系。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分别从技术实践应用（DT_kdt）和底层技术运用（DT_adt）两个层面出发，利用主效应模型对其进行重新回归，从表7列（2）、列（3）结果可以看出，基准回归结果具有高度的稳健性。

（五）内生性检验

1.增设工具变量

通过前文的分析，随着企业不断提升数字化水平，环境绩效会逐渐提升，然而环境绩效较高的企业，会受到更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也有更多资源投入到数字化转型，因此数字化转型和环境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带来内生性的挑战。本文以同一年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平均值（DT_iv）为工具变量，来检验基准回归的结论。因为同行业企业面临着类似的外部环境，其数字化水平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同行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会对本企业的环境绩效产生影响，这符合外生性原则。工具变量的最小特征统计值F-statistics为10.29，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表明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7 列（5）所示，数字化转型（DT）的回归系数为0.421，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

2.Heckman两阶段检验

由于样本自选择问题，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参考王雄元等[56]的研究，利用Heckman 两阶段模型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其中，在第一阶段使用Probit 模型估计全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率，计算逆米尔斯系数（IMR）。在第二阶段将估算的IMR代入模型进行回归。表8 列（1）显示，数字化转型（DT）的回归系数为0.387，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仍然显著。

表8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3.PSM配对法

首先，根据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将样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用编码后的虚拟变量作为分组变量（DT_dum），使用Logit回归计算倾向匹配得分值。选择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半径匹配三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将匹配得到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 列（2）至列（4）所示，数字化转型（DT）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H1得到验证。

4.反事实检验

为检验是数字化转型而非其他可能因素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构建变量虚假的企业数字化（DT_cross），即将企业数字化和环境绩效数据进行随机匹配，产生非真实企业数字化变量。如果不是数字化转型而是其他与数字化相关但无法观测的变量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则DT_cross的系数显著。若DT_cross系数不显著，说明模型不存在重要变量的缺失。表8列（5）显示，DT_cross的系数为0.048，不显著，说明没有遗漏重要变量。

（六）异质性分析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但在不同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是否有差异？基于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以及社会责任三个层面，引入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框架，以探究差异的存在性。

1.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鉴于我国企业的特殊产权性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所不同。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9 所示。列（1）代表国有企业样本，数字化转型（DT）的回归系数为0.373，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环境绩效。列（2）代表民营企业样本，数字化转型（DT）的回归系数为0.344，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的环保绩效有明显的提升。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促进要比民营企业更有效。原因可能在于，民营企业由于经营规模等限制，通常面临着较严的融资约束，很难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数字化转型建设中。

表9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2.企业规模

本文按照企业总资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大规模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其中总资产大于中位数的企业为大规模企业，否则，为中小规模企业。表9列（3）、列（4）显示了不同企业规模下的回归分析结果。从列（3）可以看出，大规模企业数字化转型（DT）的回归系数为0.344，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列（4）可以看出，中小规模企业数字化转型（DT）的回归系数为0.275，在5%的水平上显著。可见，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企业的环境绩效促进作用更显著。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打破了大规模企业资源配置的时空约束，衍生了共享经济，大规模企业更容易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

3.社会责任

参照吴文洋等[53]对社会责任的测量方法，使用和讯网的上市企业数据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中位数对样本进行划分。如果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大于中位数，就被划分为高社会责任企业，否则为低社会责任企业。从表9可以看出，列（5）对应高社会责任企业，数字化转型（DT）的回归系数为0.534，在1%水平上显著；列（6）对应低社会责任企业，数字化转型（DT）的回归系数为0.234，在5%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良好的社会责任可以形成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增强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原因在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高的企业会更完整地披露环保信息，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提升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

四、研究结论、管理启示与理论贡献

（一）研究结论

在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企业面临着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重挑战，不仅要制定满足环境规制的企业战略，还要实施构建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管理模式。本研究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供应链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以媒体关注为调节变量，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作用机理。通过对企业二手数据的收集、整理和配对，最终得到136 家样本企业的733 组非平衡面板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设，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能力，贯穿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企业环境绩效计划制定、实施、评估、修订的循环控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转型拉动企业不断提升环境绩效。

第二，媒体关注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媒体关注作为外部因素，能够有效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即媒体关注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拉动作用越强。

第三，媒体关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环境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通过绿色供应链发挥作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环境绩效之间，媒体关注可以显著增强绿色供应链的中介作用，使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有效。

（二）管理启示

第一，企业应积极面对数字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及其挑战，把握数字技术和绿色供应链、环境绩效的新机遇，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联合内外部利益相关方搭建数字平台，对企业的生产环节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和控制，构建互联互通的产品生态系统，建立开放的环境监管联盟，形成绿色集聚效应。另外，企业应积极响应政府的激励政策，结合数字化和绿色供应链应对外部压力，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绿色期望，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持续提升环境绩效。

第二，企业应正视媒体关注带来的压力，主动提高自身环境治理能力和诚信水平，避免为短期收益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同时，注重环境信息的披露，自主披露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改善企业声誉，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投资信心，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媒体应该保持自身在市场中的独立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加强对企业环境治理问题的监督。

第三，政府部门应加强对企业数字化的支持，完善支持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政策，解决我国企业数字化程度低、转型成本高等问题；根据企业异质性特征，因地制宜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由于中小型民营企业规模和资源有限，应适当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引导和支持力度；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应用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数字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

（三）理论贡献

一方面，在研究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时，大多文献从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出发，局限于探索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影响因素，本文从控制论的角度，深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影响的研究，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层面解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拉动作用，拓展了控制理论应用情境。

另一方面，基于制度理论，将媒体关注作为一种外部制度，拓展了现有研究关于企业环境绩效影响机制的认识体系。

在制度理论方面，大多文献关注的是政府政策压力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认为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是对环境法规的被动反应，忽略了媒体关注这一情景要素在企业绿色发展战略行为中的能动性。从外部情景视角看，媒体关注推动了企业环境绩效改善；从企业内部能力视角看，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能力，拉动企业环保行为，促进环境绩效的提升。这种内外部拉力与推力的交互效应强化了企业绿色供应链行为，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本研究结合控制理论与制度理论，兼顾企业内外部因素，阐述了数字化转型与媒体关注之间的交互联动效应，丰富了中国情境下的绿色发展战略和环境绩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