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破碎与修复

2023-10-27黄莉莉

今古文创 2023年37期

【摘要】当代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在大量的自画像创作中以破碎的自我形象表达了病残所带来的伤痛体验，同时，又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疗愈和自我修复，最终锚定了其艺术家的自我身份意识。

【关键词】弗里达·卡洛；病残意象；自我疗愈；自画像

【中图分类号】J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7-008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7.027

毋庸置疑，弗里达·卡洛具有一种坚毅而独特的个人风格，赫雷拉将其形容为“面对肉体痛苦的洒脱和勇敢、对惊奇和怪异的特殊偏爱、将隐私和尊严隐藏于表象之下的嗜好” ①，这种风格在体现在其艺术创作之中，或者可以说，她的作品既表达了自我，也强化甚至塑造了自我，艺术与自我融为一体，正如勒克莱齐奥所说，“艺术是她的全部一切，所以对于任何限制她自由，扭曲她本意的事情，她拒不接受，绝不妥协” ②。弗里达在生命的各个阶段经历命运重锤所带来的彻骨伤痛，她的自我意识强大敏锐，但自我意象却支离破碎，为了与这种破碎感相抗衡，她不断地在画布上描绘自己的形象，以艺术的方式完成自我重构。她笔下的病残意象，既是经验再现和情感宣泄，同时也是在凝视和复制伤口的过程中重新确定自我存在，在病残的躯体上主动烙下印记，从而修复、整合、锚定出一个重生的艺术家自我。自始至终的人画合一，对于弗里达而言，毋宁说是出于一种对破碎的自我意象的修复与超越的必然追求——“我画我自己的现实，我只知道绘画是我的一种需要”。③

一、身体意象的破碎与重组

弗利达6岁时感染病毒，脊髓灰质炎使她的右腿和右脚萎缩变形，这种身体畸变打破了童年时期完美的自我意象，在1938年的一幅作品中，弗里达画了一个穿着粉色及地长裙的女孩，裙身被一段丝带环绕，两端分别系在两根楔入地面的黑色铁钉上，画面前方正中有一架玩具飞机，女孩一只手轻从底部轻轻抚着它，身后是一对麦秆翅膀，被两根绳子吊在空中，女孩冷淡的眼神穿透画面，画面下方写着“他们想要飞机，却得到了麦秆翅膀”，这是弗里达在回忆起幼年在节日扮演天使的情形时所作。回顾童年趣事的作品却沉重压抑，因为它正是关于疾病和痛苦的最初记忆，长裙掩住的是患病腿脚的丑陋与羞耻，丝带缚住的是欢跳和逃脱的渴望，对这个画中这个孩子而言，不管是得到的稻草翅膀，还是心心念念的玩具飞机，都是虚有其表的自由幻象。

到了18岁，在弗里达的努力下，这种被拴住的桎梏感几乎被抛诸身后，她运动、读书、恋爱，直到被1925年的一场公交车事故彻底重创——脊椎断裂，锁骨断裂，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碎裂，右脚压坏，左肩脱位，一根铁条穿过腹部……在治疗和恢复过程中，她幽默和快乐的天性逐渐被染上忧郁和无助的色调：“这是一次奇怪的车祸，它并不极度凶猛，但却默默地、慢慢地折磨每一个人，我是最惨的一个……人必须得忍受这些，我开始对苦难感到习以为常了。” ④弗里达从此必须要经常性地用静止的姿态等待破裂的骨骼长好，那根象征束缚的红色丝带越缠越紧，她开始画自己受伤的身体，躯体的残破不断出现在她各个时期的自画像中。在1938年的《水之赐予》中，破损的脚趾、流血的伤口与梦魇的碎片被同时放置于狭小的浴缸之中，充分体现了病残经验对于身体和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同时，“弗里达正是通过直面淋漓地阐发这种隔绝感，来揭示这种暴力，引发对正常性的反思” ⑤。

1944年，在一次失败的脊柱手术后，弗里达画下代表作《破裂的柱》，画中的身体意象呈现出令人震惊的矛盾性，在硕大骇人的伤口中，脊柱被断裂的罗马式铁柱取代，钢制矫形胸衣绑住裂成几乎两半的躯体，铁钉遍布全身，白布裹住的下半身隐隐露出更巨大的伤口，残酷、伤痛、意外、侵入的象征比比皆是，但最重要的是一种强烈对比，在展示破裂的同时，躯体保持着线条柔美、肤色暖黄、头发乌顺，乳房完美的整体形态，那张有着鲜明特征的脸上，眼神执着，嘴唇坚毅，双眼和面颊下的泪珠明确地表达着痛苦，但是假若遮住泪珠，表情似乎又是超然甚至冷漠的。铁柱、胸衣、铁钉一方面具象化了身心痛苦，另一方面，它们似乎也是弗里达内在自我的某种外显，即一种坚定的整合和表达的意识——身体既是被外物侵入和伤害的，也是被自我意志支撑和环绕的。这幅自画像充分展现了弗里达身上并存的两面性——破碎与完整、脆弱与坚毅、痛苦与超然，而这正是弗里达在车祸之后逐漸展现的自我形象——真实与假面的共舞。假面并非伪饰，而是某些性格——坚强、乐观、活泼、豪爽、机智的强化，“她创造了一个足够坚强的自我，一个能够直面生活的重击的自我，可以生存下来。” ⑥

二、情感创伤的释放与超越

弗里达和丈夫迭戈·里维拉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关系。勒克莱齐奥曾说：“这对画家夫妻的故事具有典范性。生活中的不测风云、钩心斗角、幻灭失望都无法打破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种依赖，而是一种永久的交流沟通，就像流动的血液，呼吸的空气一般。” ⑦他们相爱、争吵、离婚又复婚，数十年相互纠缠，艺术风格上又彼此独立，二人不仅仅是爱人，相识之初，成名已久的里维拉就发现了弗里达的天赋，他鼓励她成为独立画家，为她开辟进入艺术圈的道路，是弗里达一生的导师、偶像和挚爱，但他也给弗里达带来巨大的情感创伤，她曾经说自己一生当中遭受了两大变故的折磨：其一是那场车祸，其二就是迭戈。如果说车祸使弗里达的身体支离破碎，与丈夫的相处则迫使她不得不重构自己的情感和精神世界。里维拉有一种情绪不稳、风流难抑的天性，他甚至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保持着长期暧昧关系，1935年的作品《稍稍掐了几下》具象化了这种伤害——裸体女人躺在床上，双目紧闭，浑身伤口，一个醉酒男子持刀站在床边，整个画面甚至画框都布满鲜血——她以社会新闻为原型画了一个具有黑色幽默风味的谋杀现场，却表达出自己“被生活谋杀了”的真实感受。

此后，在《回忆》（1937）和《一道开裂的伤口的记忆》（1938）中，破裂的身体依然是痛苦的隐喻，但姿态发生了变化，弗里达开始用玩味和犀利的眼神（这也是她的标志）直视观众。赫雷拉认为，情感的折磨使她成长为一个更独立和坚强的女性，通过诉说其脆弱而获得力量，并且获得了某种对于性的体验的开放性，一个更加复杂独特、更具魅力的弗里达获得新生。

多次流产也同样令弗里达深受情感打击，1944年日记中一段不连贯的文字揭示了她对不育的悲哀，即使她找到了其他的事来填充生活也无济于事：“我毫无所获……我不相信幻觉……真是无所适从……被淹死的蜘蛛，生活于酒精之中。孩子是明天而我却终于此。” ⑧1932年，弗里达陪伴里维拉在美国底特律工作期间，她意外怀孕，根据其身体状态，医生建议人工流产，但弗里达决定冒险留下“小迭戈”，胎儿在三个大月时突然流产，弗里达在亨利·福特医院住了半个月，期间开始画自己和胎儿的素描，最终，一副名为《亨利·福特医院》的作品在痛苦中问世，画中，弗里达赤裸着躺在病床上，鲜红的血在往床单上流淌。一大颗泪珠淌过她的面颊，她的肚子因怀孕而肿胀着。她的手放在鼓起的肚皮上，拿着六根血管一样的红色带子，每根带子的末端都飘浮着象征流产后情感的事物。半身模型象征女性身体的内部空间；胎儿是失去的“小迭戈”；蜗牛象征流产过程柔软、隐蔽又公开的特征；机器象征整桩事情中的机械性的部分；紫罗兰象征着性爱和子宫；破裂的骨盆是流产的祸根。病床突兀地放置于室外光秃秃的褐色土地上，远处是工厂、烟囱和机器。画面空间被作者刻意扭曲成一种超现实的比例，病床很大，城市背景很小，六个象征物，尤其是漂浮在画面正上方的死去的胎儿都很大，相比之下，病床上的女性身体显得非常弱小、孤单、敞开、无助，“亨利·福特医院”的字迹被写在床板边缘，高耸的床头和床尾看起来像是冰冷的监狱铁栅，凸显了医院生活的孤立、异常与隔离属性。里维拉对这幅画作的艺术价值非常肯定，“这是此前的艺术史上所没有的——赞扬女性对现实、残忍和磨难的承受力。此前绝没有人如弗里达此时在底特律所做的那样将如此极度痛苦的诗意表达到画板上”。⑨绘画对弗里达来说是治疗伤痛的解药：正如她在晚年对朋友的坦言：“我的绘画承载着那种痛苦的信息……绘画由生命来完成。我失去了三个孩子……绘画是一种替代品，我相信工作是最好的事。” ⑩

三、自我身份的游移与确立

正如Gallant和Howie所说，弗里达的身体创伤“超越了个人特定的精神、性和肉体的层面”，她乐于在创作中发掘自我生命的缘起和联结 ⑪。她的画作一方面展现了一种深厚宽广的历史意识和宇宙景观，另一方面却又始终与自我的形象和感受为中心，弗里达正是在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过程中，逐渐描画和锚定了自我身份。

弗里达在创作最初就有着深厚的民族与文化身份意识。1936年，处于艺术生涯早期的她画了《祖先、父母和我》，讲述其家族谱系和出生环境。她把自己画成一个两岁女孩，站在家中院落里，一棵无花果树遮住似乎更细弱一些的右腿，手中拿着象征着血脉连接的深红丝带。巨大的父母形象占据画面正中，穿着结婚礼服，母亲的白裙上有一个受孕的胎儿。母亲上方的云朵中漂浮着印第安血统的外祖父和西班牙血统的外祖母，其下是连绵的山脉，父亲上方则是德国风范的祖父母，其下则是一片海洋。弗里达将自己家的房子放置于荒野，犹如世界的中心和庇护，映衬着不远处的印第安土屋。

1937年所作的《奶妈与我》中，深色皮肤的印第安奶妈正抱着婴儿般的弗里达喂奶，脸上带着属于南美大陆古文明的石质面具，看不到任何表情。

《墨西哥的四个居民》创作于1938年，画中幼小的弗里达正凝视着四个代表墨西哥命运的人物（神像、犹大、骷髅、麦秆人）中那个前哥伦布时期的黏土女神雕像，她被塑造成裸体孕妇的形象，既象征着古墨西哥印第安文明，也暗示着女孩的未来——这个神像是破碎的，手脚缺损，头部破碎不堪，同时孕育着死去的生命。

这些早期画作即充满历史和现实中的墨西哥文化元素，也展示了作为个人和整体的墨西哥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血脉和文化渊源。1932年所作的《墨西哥与美国交界的自画像》明确表达了弗里达对美墨文化的思考，画中的她站在两国边境线上，两侧风景迥异。代表美国的右侧画面中是大楼、机器、油罐、工厂和浓烟，更加明亮、喧嚣、紧凑；代表墨西哥的左侧画面中是月亮、太阳、金字塔、植物、满地的石块和破裂的神像，更多的阴影，更柔软和辽阔。在弗里达脚下，左右两侧在土地深层的截面连成一块。画中的美墨对比正如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表达的：“墨西哥仍然和往常一样，散乱不堪，情况很糟，唯一让人热爱的是这块土地的壮美和印第安人的纯粹。但美国的丑陋每天都蠶食它一点，这是可悲的。但人民总得吃饭，大鱼吃小鱼是没有办法的事。” ⑫

与如此清晰的文化立场不同的是，弗里达的职业和性别意识却生长得较为缓慢，虽然有着极其独特的天赋和艺术表达方式，但她仍甘愿将自己隐藏在里维拉的光芒之下，热爱和信仰他的一切，正如赫雷拉所说：“毫无疑问，即使弗里达恨迭戈的时候，她也是崇拜他的，她生存的支点即是那种成为他的贤妻的动机。”对于早期的弗里达来说，“成为艺术家”便是满足里维拉期望这一动机的副产品，然而一旦这种成长开始起步，在生活和绘画的双重促发下，弗里达最终将生成作为艺术家的自我身份意识，这一过程清晰地体现在她的作品中。

在1931年的《弗里达和里维拉》中，弗里达画下新婚的二人，画中的里维拉手持画笔，如同巨人一般笔直站立，目光如炬，弗里达则柔软温顺，身体和头部都侧向丈夫，几乎像是里维拉的一个漂亮轻巧的装饰品，此时弗里达对自己的画家身份并不确定，虽然她已经开始惹人关注，但她总是强调自己的“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在画下《两个弗里达》的1939年，在与里维拉分居和离婚的痛苦中，弗里达用这幅画展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深度自我剖析，心脏和血管被置于身体之外，自我分裂为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连接的弗里达形象——欧洲的和墨西哥的弗里达、里维拉热爱和厌恶的弗里达、现在和过去的弗里达，依恋和决绝的弗里达……《两个弗里达》已经充分表达了一种对自我存在之复杂性的深刻洞见。

至创作晚期，在1951年的《在法里尔医生肖像前的自画像》中，弗里达成功地将这种复杂性挖掘到更深的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她在画中明确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创作者——她像自己曾经画的里维拉一样手持画笔和调色板，端坐在自己的作品《法里尔医生的肖像》旁，肖像画中的法里尔医生双眉之间阴影重重，似乎又映射着弗里达的自我形象，至此，弗里达的内心世界和艺术创作中均已完整含蕴了身为一位艺术家的自我。

四、结语

在弗里达短暂的一生中，病残经历占据了大半时间，是她体认自我和世界的重要基础，也是她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病残并没有削弱其生命力量，反而激发起她对生命的激情和热爱，促使她坚定地拿起画笔进行表达，最终完成了破碎身体的重组、个体伤痛的超越和自我身份的重构。

注释：

①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译：《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②勒克莱齐奥著，谈佳译：《迭戈和弗里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③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译：《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④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译：《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

⑤林婧、胡可：《從弗里达看残障艺术的历史性出场》，《美术观察》2020年第10期。

⑥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译：《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⑦勒克莱齐奥著，谈佳译：《迭戈和弗里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⑧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译：《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⑨海登·赫雷拉著，夏雨译：《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