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宜

【摘要】西汉宣帝时期召开的经学会议——石渠阁会议对后世影响深远。汉宣帝亲自参与此次会议并进行最终的裁定，最后增立了诸多博士学官。通过对石渠阁会议召开后流传下来的《石渠议奏》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虽是论五经异同，但实质是为了将经学与政治进行融合，消除原有经义中对统治不利的观点，重新确立一套能稳固自身统治的经学体系。石渠阁会议后，经学虽有所统一，但在西汉后期直至东汉造成了章句之学日渐繁琐、经学谶纬化，甚至是今古文经学对立的局面。

【关键词】石渠阁会议；石渠议奏；汉代经学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7-0077-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7.024

纵观西汉的经学历史，有一场著名的经学会议——石渠阁会议不可忽视。这场会议召开于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亲自参加并在会议召开后增立博士学官，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石渠阁会议以及与汉代经学相关的著作与论文，学术界有较多的撰写。其中钱穆的《秦汉史》认为在宣帝时，儒术和吏治的结合使经学成为了汉朝进行统治的手段，自宣帝之后，经学陷入了“中衰之境” ①。章权才的《两汉经学史》对汉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以及政治的兴衰进行了剖析，但没有具体分析两者的内在关系②。陈钊的《石渠阁会议研究》结合《通典》中残留的《石渠议奏》，阐述了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其对《石渠议奏》的分析只停留在经学家们如何进行辩论的层面③。申艳婷的《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缘由及其历史影响》分析了石渠阁会议召开的背景以及召开的目的，认为石渠阁会议召开后经学起到了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④。任吾心的《论汉代儒学的官学地位》对石渠阁会议召开后，经学与政治的融合进行了系统的阐述⑤。王洪军的《“推阴阳”与石渠阁会议后汉代经学的转型》认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汉宣帝的政治权威，而会议召开后经学开始却逐渐谶纬化⑥。曾祥旭的《论汉宣帝对西汉儒学的影响》肯定了汉宣帝对经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但文中对于石渠阁会议立《谷梁春秋》为学官是出于广学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不够全面⑦。徐兴无的《石渠阁会议与汉代经学的变局》研究了石渠阁会议对汉代的经学产生的影响，认为西汉郎官经学的形成影响到了东汉的经学模式⑧。范志军的《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通过分析《石渠议奏》中与丧礼有关的记载，认为石渠阁会议进一步完善了汉代的丧礼制度⑨。以上著作与论文对本文都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石渠阁会议与《石渠议奏》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宣帝时期在未央宫石渠阁举行的一场经学会议。据《汉书·宣帝纪》可知，这次会议诸儒围绕五经中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皇帝亲自参与并进行最终裁定。石渠阁会议召开之后，汉宣帝新增立了《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为博士学官，至此《谷梁春秋》打破了《公羊春秋》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汉宣帝作为西汉的统治者亲自参与经学会议讨论并增立博士，其原因非常值得深思。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石渠阁会议召开后留下了“书议奏四十二篇。礼议奏三十八篇。春秋议奏三十九篇。论语议奏十八篇。五经杂议十八篇。”出注共计一百五十五篇。但在现存史料里，除《续汉书·舆服志》《通典》以及《毛诗正义》还保存了部分内容外，其他的都已散佚。在残存的《议奏》中大部分内容都与礼法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与祭祀礼乐相关，一类与宗法礼仪相关，还有一类与亲子关系相关。

（一）与祭祀礼乐相关

《毛诗正义》记载：“石渠论云：‘周公祭天用太公为尸，是用异姓也。’” ⑩这里的尸是指祭祀时受祭的人。周公祭天将太公作为尸，说明了祭祀天用异姓的原则。祭祀中对于尸的规定错综复杂，在石渠阁会议上谈论到用太公为尸可以看出诸儒讨论的内容有涉及对祭祀礼仪的规范和确定。

汉石渠议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黄门侍郎临奏：‘经曰乡射合乐，大射不，何也？’戴圣曰……闻人通汉曰……韦玄成曰：‘乡射礼所以合乐者，乡人本无乐，故合乐岁时，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诸侯，当有乐……’时公卿以玄成议是。” ⑪

这段史料出自《通典》卷七十七，涉及到与射礼有关的内容。关于乡射合乐而大射不合乐的原因，会议参与者戴圣、闻人通汉、韦玄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乡射指民间的射礼，大射指诸侯间的射礼。戴圣認为乡射合乐是射礼合乐精神本质的表现，而大射中包含的礼仪太多，所以没必要合乐；闻人通汉认为乡射合乐是礼仪制度规定的，大射不合乐是诸侯的礼仪制度规定的，大家只是遵守规定而已；韦玄成认为乡射合乐是因为乡射本来没有乐，需要作乐以合乡射，而诸侯之间本来就有乐，所以大射之中就不用合乐了。在这些见解中大家都更偏向韦玄成的解释。乐作为教化民众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人们的行为，韦玄成对乡射合乐的解释说明在西汉礼乐仍是作为一种教化民众的方式来稳固民间社会的秩序。

（二）与宗法礼仪相关

石渠礼曰：“‘诸侯之大夫为天子、大夫之臣为国君服何？’戴圣对曰：‘诸侯之大夫为天子当繐縗，既葬除之……’闻人通汉对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闻其为国君也。’又问：‘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禄，反无服，何也？’闻人通汉对曰……又问曰：‘……今诸侯大夫臣，亦有时接见于诸侯不？’圣对曰：‘诸侯大夫臣，无接见诸侯义……’侍郎臣临、侍诏闻人通汉等皆以为有接见义。” ⑫

这是《通典》卷八十一中关于《石渠议奏》的内容，主要讨论的是大夫、大夫之臣以及庶人为国君服丧的问题。这段对话一方面可以看出石渠阁会议上相互讨论的场景，另一方面通过如何为国君服丧的讨论，可以看出众人对于君臣关系的重视。丧服一般分五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繐缞是介于大功和小功之间的一种丧服。戴圣认为大夫为国君服丧应该服繐缞，国君下葬后可以除服，而大夫之臣不用为国君服丧。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庶人都要为君主服丧，大夫之臣也应该服丧，闻人通汉表示同意并作出解释：由于庶人仕于大夫都需为君主要服丧，那么大夫之臣应该同庶人一样服丧。双方进行一番讨论，最后规定大夫之臣应同庶人一样为国君服齐衰三月。这里虽讨论的是为国君服丧的问题，但实际上侧面反映出宣帝对于君臣关系的一种确定，对于臣子与国君关系在礼制上进行的一种规定。

石渠阁会议还讨论了大夫出走，该如何侍奉他的宗庙的问题。⑬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以大夫多次向国君进行谏言而国君不予采纳，大夫离开作为前提的。戴圣认为因此种情况离开的大夫，他的禄位国君不应该消除，并且应该让他的嫡长子来帮他侍奉宗庙。君臣关系从古至今一直都很难恰当处理，讨论大夫因国君不采纳谏言而出走的问题可以看出汉宣帝对于君臣关系的调节，表明自己愿意采纳臣子的谏言并时刻规范自己，这在一定程度无疑是进一步稳固了汉宣帝自身的统治，让大臣们对统治者更加的信赖与忠诚。

在《石渠议奏》中，士大夫们讨论了在大宗没有后代，小宗在仅有一名嫡子的形势下，这名来自小宗的嫡子是否应该放弃小宗而去继承大宗的相关事宜。⑭戴圣认为大宗不能绝，小宗嫡子应放弃小宗，而闻人通汉认为小宗嫡子不应该抛弃小宗，最后戴圣的观点得到了汉宣帝的肯定。自西周以来，就确立的这套严密的宗法制度，石渠阁会议上对其再次进行讨论并最终肯定大宗于小宗有着绝对至高的地位，可以看出汉宣帝通过石渠阁会议用宗法继承制度强调了自己继承皇位的合理性。

《通典》卷一百三记载了石渠阁会议中讨论在死者丧期长没有下葬的情况下，服丧者是否应该除服的问题。⑮萧望之认为除了主丧的人，其他人在丧期过长的情况下不必一直按原定要求服丧，可以适当地作出调整，但在死者下葬的时候大家都应该反服，而主丧的人不论时间长短在没到下葬的时候都不应该除服，汉宣帝表示同意。这里虽然讨论的是日常的丧礼，但也提到了庶人对国君服丧的要求，反映出即使是关于普通丧礼制度的讨论，但最终这些制度还是服务于统治者，进一步肯定了皇帝作为统治者所拥有的崇高地位。

此外，《续汉书·舆服志》还记载：“皮弁，质也。石渠论玄冠朝服。” ⑯这可以看出石渠阁会议还谈论到了有关朝服的规定，反映出君臣之间严格的等级划分，有利于汉宣帝构建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三）与亲子关系相关

汉石渠议：“问：‘父卒母嫁，为之何服？’萧太傅云：‘当服周。为父后则不服。’韦玄成以为：‘……若服周，则是子贬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诏曰：‘……玄成议是也。’又问：‘夫死，妻稚子幼，与之适人，子后何服？’韦玄成对：‘与出妻子同，服周。’或议以为：‘子无绝母，应三年。’” ⑰

这段史料出自《通典》卷八十九，讨论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孩子应该为母亲如何服丧的问题。萧望之认为应遵照周礼服齐衰一年，但是孩子若是成为了父亲的继承者就不应为改嫁的母亲服丧。对此韦玄成认为母亲改嫁是不义的表现，孩子不应为她服丧，汉宣帝表示同意。此外会议还讨论了丈夫死后，妻子带着孩子改嫁，孩子为母亲应该如何服丧，最后大家认为应该服齐衰一年或三年。对于孩子如何为改嫁母亲服丧的讨论，涉及到女子的道德问题，宣帝强调丈夫死后女子应养舅姑、奉祭祀、照顾孩子，反映出当时女性的职责，侧面体现出统治者利用丧礼来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强调人们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遵守道德。

汉石渠阁礼议：“戴圣对曰：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养于贵妾，大夫不服贱妾，慈己则缌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称君子子者，君子犹大夫。” ⑱

这段史料出自《通典》卷九十二，讨论了嫡子对于抚养自己的庶母应该如何服丧的问题。戴圣认为对于抚养自己的庶母应该服缌服。按当时思想上固有的嫡庶尊卑观念，嫡子不应为庶母服丧，但是石渠阁会议认为嫡子应为抚养自己的庶母服缌服，反映出大家对于仁义道德的看重，强调了道德品行端正的重要性。

《通典》卷九十二中还记载了石渠阁会议讨论了大夫是否应为乳母服丧的问题。⑲闻人通汉认为若是非始封大夫应该为乳母服丧。这和前文为抚养自己的庶母服丧有着一样的原因便是报义，还是证明了身怀仁义的人在当时是会受到尊重的。

在上述《石渠议奏》中，不难看出，汉宣帝在确立礼法的同时，对仁义之人更有优待，结合汉宣帝的经历不难发现石渠阁会议所探讨的内容无不彰显着汉宣帝想要稳固他自身统治的目的。除了以上列举的《议奏》外，在残留的《议奏》中还可以看到在石渠阁会议上对于以下问题所包含的矛盾之处进行讨论与修订，例如：

汉石渠礼议曰：“经云大夫之子为姑姊妹女子子无主后者，为大夫命妇者，唯子不报何？戴圣以为：‘唯子不报者，言命妇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为文。唯子不报者，言犹断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为父母周是也。’” ⑳

大夫嫡子为出嫁的姐妹、姑姑如何服丧以及已出嫁的女儿如何为娘家服丧。

汉石渠礼仪曰：“经云：‘宗子孤为殇’，言孤何也？” ㉑

宗子在什么情况下应称孤。

汉石渠议：“闻人通汉问云：‘记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圣对曰：‘君死未葬曰不禄，既葬曰薨。’” ㉒

诸侯去世与士去世时称薨、卒还是不禄。

总而言之，石渠阁会议讨论的内容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反映出“上层思想文化向下控制” ㉓以及统治者把礼法制度与生活与政治进一步进行融合，最终目的在于巩固自身的政治统治。

二、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目的

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其缘由在《汉书》中有着直白的描写“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宜兴谷梁。” ㉔也就是说汉宣帝召开石渠阁會议、增立《谷梁春秋》是有着他祖父喜爱的缘故，但笔者认为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的目的不单单如此。

从《石渠议奏》中看，经义的确立几乎都是用诸儒先讨论汉宣帝再敲定的模式来进行的，那么为何要统一经义？原因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修习经义，在修习过程中，由于个人对于经义的理解不同，出现了学术流派的分野。经义的学术分流让经学理论变得多样，而由于经学需要服务于政治，它的多样性使得统治失去了统一的标准，故此统治者就需要将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进行整合，确立一套统一的经学理论来进行统治。这也表明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确立一个统一的经学思想便于统治者进行统治。而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第三个目的要追溯到石渠阁会议召开前。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汉宣帝就组织学者们对《公羊春秋》与《谷梁春秋》进行过讨论，其结果“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㉕《谷梁春秋》的地位在这次讨论中得到了提升，这与皇帝的引导有着必然的联系。汉宣帝因“巫蛊之祸”在继承皇位前，一直生活在民间，昌邑王被贬后，霍光将其扶植上皇位，但由于汉宣帝是废太子之孙，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加之即位后统治的实权也一直掌握在霍光手中，期间大司马霍禹还进行过谋反，这都给宣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公羊春秋》强调“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这在武帝统治初期对政治巩固有着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思想也时刻威胁着皇权。它强调了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表明了汉代并不会永远的存在下去。所以即使是《公羊春秋》的倡导者董仲舒也因妄说灾异而受到贬黜。

在宣帝时期，“《公羊春秋》中的有些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有的则可继续在封建统治中发挥作用。” ㉖与《公羊春秋》相比，《谷梁春秋》更强调宗法情谊，这对皇帝约束诸侯王有着重要的作用。汉宣帝一方面想消除《公羊春秋》给皇权带来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又要依靠《公羊春秋》维护统治，如何在巩固统治的基础上利用灾异祥瑞，最好的办法便是扶植一些新的思想对原有的思想进行制衡，将原有的经学体系进行取舍与更改。《汉书》记录汉宣帝是因祖父的喜爱而扶植《谷梁春秋》，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谷梁春秋》强调礼乐教化以及尊王，能够对《公羊春秋》中的三统论进行制约，稳固汉宣帝统治的合法性，故此扶植《谷梁春秋》成为必然。

从《石渠议奏》来看，对于天地的尊敬，礼乐的讨论，宗法制的强调，子女对庶母和乳母的报恩都与汉宣帝的一系列经历有关，宗法制强调了汉宣帝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早年流浪在外的经历使得汉宣帝时刻铭记着乳母的养育之恩，汉宣帝将经学中的礼制运用到实际，由理论上升到实践层面，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观点给宣帝继承皇位带来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汉宣帝政治需求。

石渠阁会议将经学与政治进行融合，其目的在于利用五经达到稳定社会，阐释统治的合法性。因此石渠阁会议不仅增立了《谷梁春秋》为学官，也将其他有利于统治的学说立为学官，到黄龙年间，共设立了五经十四博士，以此既对思想进行了整理，同时也稳定了统治。石渠阁会议后，《谷梁春秋》与《公羊春秋》获得了较为平等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到达了汉宣帝预期的目的，但往后却出现了问题。石渠阁会议中，虽然对经学进行裁定，但各家观点仍然是独立的，学者们都试图让自己学派的观点获得统治者的认可，希望在政治中得到更多的权力，获取相应的地位。这样的情况导致石渠阁会议召开后经学之间逐渐开始相互对立。在初期，相互对立的学派几乎都被立于学官，斗争看起来并不明显，但后来刘歆提出将《左氏春秋》立为学官后，矛盾一触即发。汉宣帝努力使经学与政治融合在一起，但古文经学被提出立为学官却让今文经学内部的制衡转为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抗。

三、石渠阁会议的影响

石渠阁会议的召开，对西汉后期甚至是东汉经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宣帝将经学与政治进一步融合，使经学从理论层面上升到实践，从上述《石渠議奏》中看，石渠阁会议的召开确实满足了汉宣帝想要稳固自身统治的目的，但也出现了很多他所没有预料到的影响。

首先，从《石渠议奏》的记录中可以看出石渠阁会议对原有经义上很多观点都进行了讨论并确立，它的召开统一了思想文化，随着五经十四博士的确立，学官的设置也趋于稳定，直到东汉，五经十四博士的学官模式仍然保留着。

第二，石渠阁会议之后，经学开始逐渐谶纬化。《石渠议奏》中有关祭祀的讨论可以看出众人对于天地鬼神的敬仰。汉宣帝虽然一直想要控制原有经学体系中不利于自身统治的灾异祥瑞，但宣帝本身也是这种谶纬思想的受益者，对于统治者来说，灾异祥瑞是控制民众是极好的武器，宣帝的诏书很多内容都与灾异祥瑞有关，例如：地节三年冬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惟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 ㉗甘露二年春正月，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 ㉘这些都与谶纬有关。而经学的谶纬化在西汉后期直至东汉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建立以后，汉光武帝复立五经十四博士，但此时的经学摄入了大量的阴阳五行学说。光武帝也是因“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 ㉙起兵后更是 “宣布图谶于天下” ㉚。这都是经学谶纬化的体现。

第三，石渠阁会议召开后章句之学兴起。钱穆先生在《秦汉史》中提道：“章句之完成，亦当在宣帝之后耳。” ㉛从《石渠议奏》来看，参与会议的儒生们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甚至是一个称呼都进行着讨论，而汉宣帝为巩固统治将众多学派全部立为学官，每个学派为得到统治者的认可都针对自身所涉及的经学范围将每一段话每一个字都进行细致的分析，希望从中找到汉宣帝能巩固统治的证据来提升自身学派在政治中的地位，但这样的分析让章句逐渐繁琐，结果导致到汉章帝时期不得不对经学进行重新的整理，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 ㉜

最后，石渠阁会议的召开还导致了后来今古文学之争。石渠阁会议所立的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通过经义阐释解决现实问题，但其对于史实的问题却往往无法解释，这一点在古文经学被提出立为学官后尤为明显。到了汉哀帝时期，刘歆提出将古文经学立为学官，遭到了今文经学博士们的强烈抗议，最后以刘歆外出任职作为结束。那么哀帝为何不能和宣帝立《谷梁春秋》一样将《左氏春秋》立为学官呢，原因就在于今文经学家的反对。武帝立学官以来，修习经义成为了做官的重要途径。宣帝设立的十四博士，学官皆修习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人数众多，力量庞大，西汉末期皇帝权力微小，又需要今文经学的思想来维护统治，所以无法忽视今文经学者们的反对立古文经学为学官。此时修习经义与功名挂钩，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思想上的差异使今文经学者发现古文经学的入侵会打破今文经学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这样反对之声自然强烈。

汉宣帝结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不断地扶持能巩固统治的经义。但由于对经义阐释的不同，学派之间为了得到更多的权益，争斗必然会出现，经学更多的与利禄相关联，渐渐地学派之间不单单是思想的争斗，更多的是为维护本学派的政治地位而产生矛盾，脱离了皇帝立学官的初衷，最终直至西汉的灭亡，这一问题都没有完整的解决。

四、结语

综上所述，《石渠议奏》中对嫡长子继承、君臣关系以及仁义重要性的强调都表明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巩固其自身的政治统治。众儒对经义的整合，使经学从理论上升到实践之中，会议最后汉宣帝扶植了利于自身统治的经学派别为博士学官，形成了五经十四博士的学官体系。然而在石渠阁会议后经学已密切联系着功名利禄的取得，阴阳灾异学说的逐渐兴起，过于细致的分章逐句，使经义已然谶纬化并且变得冗长繁杂。随着古文经学的出现，今文经学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经学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西汉后期更加明显，其影响扩散到了东汉。“两汉时期的经学与政治是互为功利，密不可分的。” ㉝为解决经学与政治之间的问题，汉章帝在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1年）召开白虎观会议，重新对经义进行杂糅，使经学理论更趋于统一，大致上结束了经学之间的争斗，最后形成了“通学”。

注释：

①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②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陈钊：《石渠阁会议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论文。

④申艳婷：《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缘由及其历史影响》，《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⑤任吾心：《论汉代儒学的官学地位》，《河北学刊》1992年第4期。

⑥王洪军：《“推阴阳”与石渠阁会议后汉代经学的转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⑦曾祥旭：《论汉宣帝对西汉儒学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⑧徐兴无：《石渠阁会议与汉代经学的变局》，《古典文献研究》2003年第1期。

⑨范志军：《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6期。

⑩（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6页。

⑪（唐）杜佑撰：《通典》卷七七《礼》三十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05页。

⑫（唐）杜佑撰：《通典》卷八一《礼》四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08页。

⑬（唐）杜佑撰：《通典》卷九○《礼》五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72页。

⑭（唐）杜佑撰：《通典》卷九六《礼》五十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581页。

⑮（唐）杜佑撰：《通典》卷一三○《礼》六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95页。

⑯（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志第三○《舆服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65页。

⑰（唐）杜佑撰：《通典》卷八九《礼》四十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55页。

⑱（唐）杜佑撰：《通典》卷九二《礼》五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504页。

⑲（唐）杜佑撰：《通典》卷九二《礼》五十二，中華书局1988年版，第2512页。

⑳（唐）杜佑撰：《通典》卷九九《礼》五十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36页。

㉑（唐）杜佑撰：《通典》卷七三《礼》三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98页。

㉒（唐）杜佑撰：《通典》卷八三《礼》四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44页。

㉓范志军：《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6期。

㉔（汉）班固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8页。

㉕（汉）班固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8页。

㉖申艳婷：《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缘由及其历史影响》，《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㉗（汉）班固撰：《汉书》卷八《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页。

㉘（汉）班固撰：《汉书》卷八《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页。

㉙（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页。

㉚（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页。

㉛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47页。

㉜（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8页。

㉝胡旭：《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学海》200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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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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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吾心.论汉代儒学的官学地位[J].河北学刊，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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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洪军.“推阴阳”与石渠阁会议后汉代经学的转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11]徐兴无.石渠阁会议与汉代经学的变局[J].古典文献研究，2003，（1）.

[12]曾祥旭.论汉宣帝对西汉儒学的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08，（4）.

[13]章权才.两汉经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14]陈钊.石渠阁会议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