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游记作品往往于风土人物的摹写中寄予情感心志，而将故乡作为游记描写的对象，对于作者的写作心理及地域文化之间的探析更具意义。本文撷取晚清湖湘地区的湘军将领、地方大儒及著名文士作为代表，对其游记进行分析解读，并探析其中所包蕴的情感意蕴与思想价值。

【关键词】晚清；湖湘游记；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7-003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7.012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晚清诗文中湖湘意象的文学书写变迁”（项目编号：2018SJA1055）；江苏省“双创人才”（世界名校博士类）项目“近代经世思潮下的晚清湖湘文章研究”（苏人才办[2018]7号文件）阶段性成果。

晚清时政治动荡，多地文化发展受到影响。但湖湘地区则人才辈出，不仅在政治、文化领域皆有重要影响，文学创作成就也超迈前代。既有本土作家群体的结社唱和，也有辐射各地的文坛互动。其中湖湘本土作家对当地的游记书写，集中体现了湖湘地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影响，本文将择取湘军将领李元度、理学大儒罗泽南及文坛名宿吴敏树的游记进行分析，探析作者对湖湘风物与文化的情感倾向与理性思考。

一、取法桐城的李元度游记

李元度为晚清湘军大员，非但军功显著，而且肆力为文，编著多种文史类著作。又得到曾国藩的教导，在与其他湘军幕府文士的大量切磋基础下，形成了带有一定个人色彩的古文写作风格，并形成了相关的理论。李元度专门对游记文的文体特色进行辨析：“记山水，至柳州可谓特绝，而恽子居犹谓体近六朝，未为至。凡状山水，莫善于《尔雅》，而《说文》次之，遂作《游通天岩》诸记……所见抑又远矣。”[1]15这段文字是李元度突出了山水游记在记体文中的重要位置，认为柳宗元写山水之文“可谓特绝”，这是明确了柳之游记在文体上的贡献。同时，对恽敬在《游通天岩》一文中显露的游记观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恽文中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开创性地位不予承认，以为体近六朝，不能视为典范，以“未至”评之；却将描绘山水的典范上推至《尔雅》《说文》，因而《游通天岩》通篇效仿二书，成为名词解释的堆砌，是倒退的文体观。

而考察李所作三篇有关湖湘的游记，可以见出李元度的文艺理论在创作中的体现，也能够直观其写作的个人风采。收入其个人文集中最早的一篇游记是《游连云山记》，该文写作于同治九年秋，是在他告养归家，结束在外征战生涯后的作品。这篇游记结构完整，游踪明晰，首尾呼应，交代了游览动机、缘起与结束归程。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除山间景致外，对游客体验、群体间交流都有一定刻画。应该说，在叙事结构上是“典型而普遍”的游记写法。而对景观的描写，重点放在了登山之初与下山之尾，突出的是连云山的险峻：

十数休乃陟一峰，号棋枰石，巨石阁岩端，危若累棋，类仙者所置。

又十数休，造其巅，天风猎猎动衣袂，旷然若出醯鸡之瓮，而与造物者游。

下有石潭二，其凹如镬，飞泉自绝涧堕千尺潭，繇前镬逆入后镬，辊雷渍雪，飞沫贱人百步外。[1]（388）

以上数句，撷取自《游连云山记》，是涉及景物的具体描写，从此可知，李文在处理景观上，照应了前文刘声木的评价“文隽快平近，不以僻字涩句自矜”。行文多为短句，语意简洁，而状物以平实之言，修辞上无险怪晦涩之语。李元度论文主于桐城派：“古文一道，其法至严，其途至狭，非若诗之犹可以伪为者，自望溪自立义法，而后世文章之体尊，姚继之，世遂有桐城之目，于文家为正宗。”[2]330从此文可见其写作倾向于桐城派精微简洁的文风，造语修辞审慎，合于“义法”。

而另一篇游记《重游岳麓记》则着重对岳麓山上人文景观进行描写，这篇文章作于同治壬申年夏，而这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李元度为此作诗多首哭其师。而这次游览冠以“重游”的名义，也是为纪念咸丰四年时，跟随曾国藩东征，同游妙高峰的往事。这次游览的同行者分别有罗研生、郭意诚、张力臣，此三人皆曾是曾国藩幕府中人，参与了征讨太平天国等战争，又彼此同乡故友，人生经历大半重合，也对曾国藩有着共同记忆和追思情愫。因此这次出游，就多了几分故地重游、怀念师长的意味。文章结尾对此追忆道：“甲寅夏，曾文正公屯妙高峰，与予步月往游，归且达曙。时黉舍半毁于兵，今改作又数年矣。景君既死寇难，文正亦不可作。俯仰二十年间，今昔变迁已若此。过此以往，其又乌可控搏耶？”[1]389今昔对比，物是人非的慨叹于人事变迁的平易叙述中生发出，虽无过多情绪上的描写，但这种节制的书写，正是李元度文章的写作特点与动人之处。

此外，这篇游记对自然景观的描摹较少，多记述岳麓山上的人文景观，依次介绍了赫曦台、风雩亭、愛晚亭、万寿寺、云麓宫、大禹篆、祝融碑、道乡台、吹香亭、屈子庙等。而伴随游览行踪的叙述，李元度穿插了岳麓山丰富的文化遗产与人文精神的描绘。尤其对朱熹、张载的题字命名格外注重，虽不着一句理学议论，但岳麓书院所代表的湖湘文化意蕴已经跃然纸上。

最后一篇游记《游天岳山记》作于光绪三年九月，该文虽以天岳山为题，但游览重点在于该山的丹岩地貌。在对丹岩描绘之前，李元度细致摹画了登山途中的奇特风景：“凡山之垣者、峄者、蜀者、冢者、堕者、陈者、腐者、匿反者、鲜且霍者，咳且埒者，胥尽一览中，始知身倚半空行，俯瞰辄股栗。”[1]392这段文字对山的各个部位都给予了非常形象地描绘，而且简短并精准，考证这些字的来源可追溯到《尔雅·释山》，这与恽敬的《游通天岩》略有相通，然而对山色与人之间建立的感应关联，李文所至处，则非恽敬所能到：“飞泉行山脊，成沟坎，深及仞，水流坎中硿硿然，他山所未见也。久之，白云起峰巅，弁其顶，缕缕相衔以出，寻下合为一，弁山之腰而顶露，如泛洞庭，银盘中见青螺十二。又久之，山足皆隐矣。笋舆行云气中，衣袂尽湿。忽闻云中鸡犬声。疑桃花源尚在人世。”[1]392将山色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景致，纤毫毕现地呈示出来，并非一味掉书袋，引用字书中语词。这是李元度取法恽敬而超越他的地方，他如“硿硿然”之词自苏轼《石钟山记》中化来，是李元度记体文受宋人影响的侧面写照，与其论文句相呼应。

除此外，该文以丹岩为线索，贯穿了游记的行踪，首段直写“天岳山高千八百丈，丹岩为最”；次后写人在山寺中休憩，“望丹岩尚在霄汉”，而此时身在山中，环顾四周，感到“别有云自远飞来，渐飞渐逼如奔马，傍腋驰去，可捧可揽，望前后人，皆在冰绡中矣。寻拥上峰顶，尽天地为冰绡色，而太平庵以下诸山，反无片云，日光穿漏，奇伟骇心目”[1]392；随后“饭毕，行三里始达丹岩”，获得了此次旅行的终极体验：“山体遒厚，上有平壤，广袤数十丈，矫首四望，呼吸通帝座，旷然如与造物者游。”[1]392云景的万千变化，是李元度此文的另一个闪光点，从云雾遮天蔽日到消散殆尽，从乌云没顶到登上峰顶时日光直照，将自然景观巨大反差给人造成的心理体验，形象道出，面对这一剧变，游客产生“奇伟骇心目”的感觉，就格外恰切。而文末表达了游记传统中的“天人合一”之境，“旷然如与造物者游”，点明并升华了这篇文章的主旨，构成了人与自然物我相融的美好图景。以上就是李元度游记文的主要写作特点，印证了他对记体文的相关认识，并且风格措辞等方面，都向其所推尊的桐城派靠拢，可谓湖湘文士在古文创作上受桐城文风影响的例证。

二、追求物我两忘的罗泽南游记

罗泽南以理学名于乡间，但眼界卓识则超拔寰宇之内，因而参与了湘军的创建及发展。但晚年归故里精研学问，是湖湘学术的传承者。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称罗泽南的学问严义利之闲”“穷阴阳之变”“百家述作，靡不研讨”。且其对学术何以经世致用在参理军务中得到实践，检阅其诗文集可见，罗泽南无时无刻不在从儒家经典如《大学》《左传》《西铭》等著作中思考治世之道。在此过程中，罗泽南形成了带有个人特征又能够逻辑自洽的一套认知世界的理论体系。因而罗泽南的游记文体现了哲思的色彩。

如在《罗山记》中，罗泽南就将山抽象化为天地自然精神的外化，而人在山间的游览，也就不止单纯地玩赏娱心，乃是提升自我品格与见识的体验：“夫山川之流峙，天地自然之结构也。人于修业之暇，时相与眺览之，最足以涤尘垢，宣堙郁，以条达其广大高明之气。”这是理学家“格物致知”思想的体现，罗泽南认为，登山的过程中人可以获得“涤尘垢，宣堙郁”的快感，但这种感受并非爬山的最终目的，只有达到 “广大高明之气”，将儒者的自省精神与养气传统结合起来，才是游览的终极目标，这是罗泽南游记文的自我意识体现。

在另一篇登山游记《游南岳记》中，罗泽南则表达了更为详细的感慨：

凡人于天地之间，其始多蒙而未开，而其本体之高峻，未尝不时为之发露，不因其所明而求之，遂至茫然而莫辨，且卑而近者，其境易窥，高而远者，其妙难见。天地之蕴奥，每多有所秘藏而不可以骤知；使因偶有所得，而遂怏然，其自足亦将无以极宇宙之大观，尽显乎造物之奇。故安于蒙昧而不进者，自弃也；得其半而即欲自止者画也；殚其力之所能为以求其境之所可至，至于疑似眩乱，天或未有以启之，又终有所不能达也；尽乎人者，复得乎天，而后此心庶乎无憾矣。此余之所以有感于斯也。[3]（167）

罗泽南通过对登山过程的回顾，延展至对人的潜能与天的启示关系的思考中来。发出了要不断进取，不可放弃的呼号，以体味造物之奇。同时又要敬天知命，应将自我的主观修行努力与得自天命的启示相互结合，不可过度强求，只要无愧于心。这是理学家“尽其在我”思想的体现。

在《游龙山记》这篇文章中，罗泽南对游记的纪实性进行了突破，凸显了言志的写作特质。体现在游记文中罗泽南与神秘樵夫的相遇和对话，樵夫因龙山常被浓雾遮蔽觉得登山游覽是一种徒劳的举动，因此发出“子何汲汲而来此耶”的诘问。罗泽南则辩之以“道”，认为“险易者殊途，道无往不存也；雨呖者异候，道无时不在也。其心与道凝者，斯其神与天游，旷然怡然，无入而不自得。方余之来游，固欲极宇宙之大观，揭造化之奇秀。今既不能获矣，而其游山之心，自若彼浮云之卷舒，初何与于我哉？”将游览行为的终极意义从见证景观上升到修养身心，体悟天道的目标上来。认为实现个人精神与自然景观的融合，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是游览的终极价值。这种对个人主体精神层次的升华，成为罗泽南游记中哲学感悟的主要表达。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成为罗泽南游记的一大主线，在《游天井峰记》中，他反过来探究人对山水的影响：“若夫山之幸不幸，则在乎人之自立。其或有人焉，道明德修，继往哲之坠绪，或扶危定难，挺不朽之功勋于宇宙。后之慕其人者，莫不曰某山某水曾为某之所游眺，为之凭吊不置，斯山之名遂与斯人同不朽，否则肆意登临，转瞬梦幻，曾何与于山也哉？”既肯定山水自然景观做为客体的存在，为人提供了涤除尘垢，平静内心的精神慰藉；又将山水从被动的角色中分离独立出来，认为人的行为同样也反作用于自然景观之上，山水的不朽依赖人的记忆而成就，同时也因为游览者的德行出众而被记录。人与自然是一种互相砥砺与成就的平等关系。

三、不落窠臼的吴敏树游记

湖湘地区以文名天下者，至晚清以吴敏树为代表，他曾在京城就学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都下始见梅伯言、余小坡二君之文，惊而异之，以为过我，因钞取梅氏文数篇，以归案头，用洁纸正书之。”[4]239但随后对梅曾亮古文“即见其多不足者”，对桐城文法进行反思，进而构建出一套独特的古文写作方法：“日书韩文碑志细注而读之，钞孟书，评史记，文且至矣。”因而吴敏树的游记文就有别于桐城派简洁省净的文风，而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特色。

如《君山月夜泛舟记》一文就融汇了辞赋的写作手法，不仅模仿了苏轼《游赤壁赋》的结构，还巧妙地将苏赋内容也纳入文中 “月下舟中”，而“举诵苏赋十数句”，营造了一种飘逸的美感。此文在游览的过程中穿插着同游者之间的对话，并通过对话记录了在夜色湖中所见之树、月、云三者的缥缈幻化之姿，串联了夜游泛舟时遇到的景致。而写景仅以“夜来月下，山水寂然。湘灵、洞庭君，恍惚如可问者”数语收束，不蔓不枝，意境已现。取苏文之神而略于议论感慨，取欧文之韵而熔铸无形。

至于《游大云山记》一文，则在修辞形容上含量加大许多，其形容山顶俯瞰之貌为：“遂陟大云之峰，下视万山，如走马，如驱羊，如滚波涛，如千万人军旌旗鼓戈、鱼丽鹅鹳，升坛而指麾。”[4]511多重比喻叠加，而喻体繁复多变，从动物到自然景物再至人，层层推进，使得大云山下全貌得以生动呈现，“走马驱羊”乃至“波涛翻滚”，尚属寻常联想，而将千军万马列阵以待，用于比附高处俯视下的山川地貌，则当得妙想奇思，不落窠臼。又形容洞庭湖全景为：“而西望洞庭，烟州草渚，隐约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绕若双带焉。其峰之胜者，卓笔如笔，青笠如笠，攒剑如剑，围屏如屏。”这一段写法，特出独造，与吴敏树不立门派、追求创新的论文宗旨暗合，通过“卓笔如笔，青笠如笠，攒剑如剑，围屏如屏”的形容，以修辞上的别出心裁而予人深刻印象，初看这类比喻似乎无理，但将本体以双重强调而接近喻体的形式，细味则又非常合理。这篇文章被同时选入王先谦所编《续古文辞类纂》和王锡祺所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正是写景入微而被人认可的明证。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评吴敏树文：“顾敏树之文，长于叙事，故传人记游之作，有绝佳者。”[5]504此篇游记可证其论不枉。

综上，晚清湖湘文章蕴含了当时这一地区文化阶层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甚至包括超越地域局限、在全国范围内声名显著、对后世影响至深的知识精英的思想精髓。对这一时空范畴内的文章，从地域与文体结合的层面来进行研究论述，是对同一学科内不同领域的融通汇铸之法。湖湘文化发源甚早，绵亘千年，不仅对这一地区范围内的人影响巨大，同时也滋养了整个汉文化圈人们的精神意态。地域因素在文学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逐渐被学界重视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将湖湘文化因素置于晚清湖湘文士的文章中去考察，是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的。

参考文献：

[1]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M].长沙：岳麓书社，2009.

[2]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M].合肥：黄山书社，1989.

[3]夏剑钦.湖南纪胜文选[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吴敏树.吴敏树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2.

[5]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3.

作者简介：

王志华，女，河北秦皇岛人，江苏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章学，清代地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