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翔 宇

（北京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871）

一、电影《十二公民》与萨义德的“东方学”

（一）西方文化场域下的《十二公民》

《十二公民》是一部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话剧导演徐昂执导的电影，于2015 年5月15 日在国内上映。该影片借鉴了美国经典法律题材电影《十二怒汉》。上映于1957 年的《十二怒汉》以一桩18 岁少年涉嫌杀害亲生父亲案件的法庭审判为背景，情节基本被限定在12名陪审团成员关于少年是否有罪的激烈争论之中。在所有证据均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前提下，一开始有11 名陪审团成员不假思索地赞成其有罪，唯有8 号陪审员坚持认为他可能无罪，以一票反对强制所有人留下围绕案情及证据展开详细讨论。随着讨论的进行，案件中越来越多的疑点被发现，一件接一件证据的可信性也陆续遭到质疑。最终，陪审团全票通过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裁决结果。

《十二怒汉》自问世以来在西方文化场域内颇受好评。美国电影评论家罗杰·艾伯特将《十二怒汉》列为自己心目中的“伟大电影”之一，美国电影学会（AFI）则把它列为有史以来第二好的法庭剧、最鼓舞人心电影的第42 位、最震撼人心电影的第88 位、过去百年最佳电影的第87 位[1]。截至目前，已有《12 个温柔的日本人》（1991，日本）、《十二怒汉：大审判》（2007，俄罗斯）、《十二公民》（2015，中国）等多部仿作[2]。

《十二公民》模仿了《十二怒汉》的故事情节。北京市朝阳区发生了杀人案件，一名40岁左右的河南籍男子被人用刀刺死在家中，警方很快便抓捕了犯罪嫌疑人——一名北京药商的养子，同时也是被害人的亲生儿子，可是不久后检察院却做出了存疑不起诉的决定。案件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因为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所以导演别出心裁地设置了陪审团场景：某政法大学的一批学生需要进行英美法律考试，考试以模拟法庭的形式进行，需要审理的案件就是这桩杀人案，在庭审环节结束后，由1 名学生担任团长，11 名校外人员（主要是学生家长）任成员组成的模拟陪审团转移到会议室中讨论并给出裁决结果。12 名陪审员背景殊异，性格也相去甚远。所有陪审员的身份与性格特点如下表所示：

表1 陪审员的身份与性格特点

在陪审团第一轮投票中，基于案件表面上的证据充分，有11 人表决支持有罪裁决，仅8号认为在没有经过详细讨论、激烈争辩的情况下随便定罪（尤其是故意杀人这一重罪）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一度遭到众人的冷嘲热讽。在此之后，8 号坚持不懈地挖掘案件的疑点，质疑证据的可信度。在8 号的努力下，不仅有理有据的反驳意见越来越多，其余11 人也在辩论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各种各样的缺陷，导致越来越多的陪审员站到了8 号一边。最终，所有人一致通过了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裁决。

在如今充斥着“小鲜肉”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十二公民》凭借其高潮迭起的情节和演员出神入化的演技成为为数不多的佳作。然而，作为对《十二怒汉》的一次本土化改编，《十二公民》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对此，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能够为反思这部电影的不足带来一些启发，笔者将在萨义德理论的基础上对东方学展开新的构想，以《十二公民》为例阐述一种被内化的东方学。

（二）萨义德定义下的东方学

东方学是巴勒斯坦裔美籍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于1978 年出版的文化研究著作《东方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在萨义笔下，东方学有三层内涵：第一，东方学是一门学科，众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从事于此，展开对东方区域的研究；第二，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东方作为西方的对立面而出现，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系列描绘东方社会、居民、风俗的文学作品（如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和学术著作（如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第三，东方学是一类有关东方的话语[3]4。其中，第三层内涵是萨义德论述的重点。萨义德借用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话语”概念，判定西方民众“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3]4，对内达到描述、教授东方世界的目的，对外取得殖民统治、“君临东方”[3]4的效果。从19 世纪的英法到二战后的美国，东方学被不断用于以想象的方式“创造”东方，东方从未成为“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3]5。

东方学的出发点在于，东方不仅是自然的存在，更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围绕着东方的“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3]7导致东方为了西方而存在、为了同西方对峙而存在。这一出发点受到三点限定：第一，东（西）方不是纯粹的观念，现实世界中存在其对应物，但是对东方学的研究更强调有关东方的“人为建构起来的内在一致性”与“有规可循的观念群”[3]7；第二，仅仅认识到东方通过西方人的想象而被建构起来是不充分的，在此基础上，必须考量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力量关系、权力结构，而且西方长期拥有针对东方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3]8，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就是在这种权力关系下诞生的；第三，东方学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神话或谎言，它是西方相对于东方强势地位的符号，并不会随真相大白而烟消云散[3]8，而是拥有“令人恐惧而又挥之难去的持久影响力”[3]9。一言以蔽之，西方基于强势于东方的权力关系构建出一套描述东方的话语体系，通过这套话语体系建构出贫穷、落后、愚昧、混乱的东方形象，确立了自我富裕、先进、开化、秩序井然的主体性，达到了以低端的他者定位高端的自我的目的。

综合上述分析，东方学”话语之下的东方不是现实中外在于欧洲世界的“无限的地理式延伸”，而更类似于“一个封闭的场域，欧洲的一个剧场舞台”[3]80。这导致在东方学的话语系统中，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是因为它们出于本体论的原因是其所是，而且只要“一次如此，就永远如此”，至于“这些本体论的根源”，则“任何经验物质都无法逃脱和改变”[3]90。东方学从存在论立场出发赋予东方以消极的本质主义特征，西方世界对东方的认识与想象因此被几乎绝对地限定起来，甚至东方人的自我认知也受其影响——黄色的大河文明与蔚蓝的海洋文明之分，保守的农耕文明与开放的商业文明之别——不正是典型例证吗？

二、帝国的文化霸权与对东方学的另一种构想

美国汉学家柯文受《东方学》一书的启发，以此作为理论基点[4]，针对其老师费正清于20 世纪50 年代提出、之后主导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多年的“冲击—反应”模式展开批判[4]；中国历史学家秦晖亦于20 世纪末对国内流行日久的推崇古希腊、古罗马的风潮展开反思，坦言当时的西方学界普遍倾向于抛弃以往赋予古希腊、古罗马的“现代主义的神话”，并为其换上“古朴的、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民的面孔”[5]326，所谓“古代的重商主义”亦被认为是“一种神话”。事实上，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均以“重农抑商为国策”，“以贵农贱商为正统价值观”，繁荣的商业甚至会被当作一种“末世的腐败现象”[5]327。不能不说中外学界的此类学术成果是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然而，对于身处东方的我们来说，仅仅止步于此是不充分的，我们有必要以萨义德的理论为基础，对东方学的可能形式展开新的构想，做出新的批判。

（一）文化霸权与帝国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划分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部分[6]316：“市民社会”通常指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包括家庭、学校、教会、新闻媒体和学术文化团体等一系列柔性的、理性化的机构；“政治社会”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政治上层建筑，例如议会、法院、警察、军队等[7]。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政治社会来维持的，而是更多地借助市民社会[6]343，利用文化宣传，经过与大众的谈判、协商，做出让步或折中，争取大众同意乃至积极赞成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以一种动态的统治方式达到“运动中的平衡”[6]343，从而实现其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这种以文化宣传为基础，凭借大众的接受来实现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文化霸权。

虽然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多次引用葛兰西的理论，但一方面这是局限于西方文化场域内的使用，另一方面恰如德尼斯·波特批评指出的：“萨义德没有把霸权看作一个通过同意而非武力出现的过程。”[8]葛兰西的理论在当代世界应该得到拓展，不应被局限于一国之内，亦不应被局限于西方世界。对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哈特与奈格里认为虽然传统的“殖民制度已被舍弃”，但是伴随着经济方面与文化方面双重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全球化”，一种全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帝国正在呈现。可以认为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并以精密控制各种全球交流的方式成为“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9]1-2。

虽然“帝国的谱系学是欧洲中心论的”，但是其“力量不限于任何地区”。那么在这个资本主义市场于全球无限制拓展的帝国时代，葛兰西定义下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就绝不会局限于单一的民族国家之内，亦不会囿于西方世界，而是在整个帝国内部铺展开来，统治阶级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施行其文化霸权，事实上发源于“欧洲和美国的逻辑规则正在全球进行着统治的实践”[9]4-6。因此，萨义德仅仅认为文化霸权是“理解工业化西方文化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概念，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一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3]10，就不再那么充分了。现在是时候直面文化霸权遍布整个帝国的境况了。

（二）帝国的文化装置

萨义德定义下的东方学指向西方建构的描述东方的话语体系，学界对这方面的批判性研究也已汗牛充栋，然而这种“东方学”只不过是繁杂多变的西方话语体系的极小子集，帝国的文化霸权可以通过与此相比更为微妙、更加难以被人察觉的方式实现。笔者在此引入福柯的装置概念，认为帝国于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霸权是凭借一系列文化装置实现的。阿甘本对福柯的装置概念做了三点总结：

a. 装置是一套异质的东西，事实上，它以同一个头衔囊括一切，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话语、制度、建筑、法律、治安措施、哲学命题，等等。装置本身是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网络。

b. 装置始终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始终存在于某种权力关系之中。

c. 因此，装置出现在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叉点上。[10]

享有盛名的戛纳电影节、奥斯卡奖以及各种排名、榜单即为帝国的文化装置，而以各种影视或纸质文本、知识、经验、理论为表现形式的西方话语，恰恰就是通过这些文化装置实现了西方之于东方的权力关系。在福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中，权力不是某种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一切“关系之中”，是这些关系“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效果”，因此“并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弥散在“贯穿整个社会的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中的权力“作为一种一般矩阵”发挥“某种直接的生产性作用”[11]。基于此，东方与西方之间不是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文化装置的运转既不能离开西方的运作，亦不可没有东方积极主动的参与，文化装置确保了文化霸权的效果是生产性的，而非压制性的。

（三）另一种东方学的构想

柯文与秦晖等人已经批判了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然而众多不能被归类于东方学的西方文本，如一些并不直接描述东方或东方的形象在其中完全缺席的文本，抑或是形式上只是讨论西方自身的文本，在帝国文化装置的运转下，以优越的、圭臬式的姿态进入东方大众的视野后，经过东方大众的观看、聆听、阅读，并配合自己的理解、思考与转化，被主动吸取并用于东方文化的生产。以这种方式参与东方文化生产的文本就是被内化的东方学文本。这种形式下东方的文化生产可能存在下列缺陷：第一，拿来了主义、方法、模式、手段，但没有提出东方自身的问题；第二，提出了东方的问题，但对问题的讨论却受限于拿来之物而畏葸不前；第三，能对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是讨论的合理性、有效性值得怀疑。

从萨义德的东方学出发识别西方话语显在的、对东方刻板的、本质主义式的描述并加以驳斥是容易的，而从被内化的东方学出发观察东方大众对西方生产的某些形式上无关东方的文本的轻易接纳、崇敬、钦佩与不假思索的模仿并做出批驳却是相对困难的。下面将以《十二公民》为例对被内化的东方学做出具体分析并加以批判。

三、从被内化的东方学视角对《十二公民》的探讨

单纯从文本角度分析，《十二怒汉》与东方没有任何关系，电影中出场的所有人物——从涉嫌杀害父亲的少年到12 名陪审员——全部都是美国公民，而且其中没有亚裔成员，电影情节也完全没有涉及东方。因此，《十二怒汉》不能被归类为萨义德定义下的东方学文本。然而，如果以《十二公民》这部中国导演的改编之作作为切入点，从东方人的视角考察中国文化场域对《十二怒汉》这一文本的接纳，就另有一番意味了。中国导演默默认同了在帝国文化装置反复渲染下《十二怒汉》拥有的理所当然的优越性、经典性与普世性，面对文本中东方面孔的缺席，想当然地以为将一连串的东方形象嵌套入原电影的叙事框架之内，就能拍摄出一部优秀的表征与讨论东方社会的法律电影，这是有问题的。在这种中国文化场域对西方电影文本的接受方式之下，《十二怒汉》成了一种被内化的东方学文本，帝国文化装置的运转确保了文化霸权的顺利完成：一方面，《十二怒汉》文本意义的建构是由东方人主动参与完成的，西方的优越与东方的落后得到了东方人的主动默认，西方的主体性被暗中强化了；另一方面，文化霸权的效应并不如其字面意义所言是强制性的、压抑性的，文化装置精密的运行确保了其积极的生产性特征，导致东方人主动拍摄了《十二公民》这部自以为在经典影片指导下能够深刻讨论中国问题的优秀电影。在此，为了阐明《十二怒汉》成为被东方大众主动内化的东方学文本这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笔者将对《十二公民》展开详细的分析与批判。

第一，《十二公民》完全借鉴了《十二怒汉》中陪审团讨论案情的框架。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庭审制度中从来没有设置陪审团的法律规定，所以导演特意设计了高校考试中的模拟陪审团，成员大多为学生家长。但众所周知，在中国高校（尤其是电影设定中的位于北京的高校）中，即使是同专业同班级的学生也普遍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设想学校会特地要求学生家长从不同省市赶往北京协助完成一场考试。这种不合常理的剧情安排是导演简单模仿美国电影带来的瑕疵，类似之处还有很多，比如：8 号陪审员明知网上买卖管制刀具犯法，却为反驳杀人凶器唯一而知法犯法地网购了一把；凶案发生在一座建于20 世纪80 年代的老式居民楼里，其房屋面积普遍狭小，可是楼下目击老人居住房间的客厅竟长达12.8 米。

第二，中国虽然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与英美的陪审团制度并不一样。绝大多数中国公民没有参与陪审团的经历，在未经学习与训练的情况下可能缺乏研究案情、分析证据、倾听公诉意见、犯罪嫌疑人辩解、辩护律师意见等一系列陪审团成员必备的经验。因此，电影中会有模拟陪审团表现出的一系列混乱、无序以及吵群架式的辩论。然而导演却有意忽略了这一情况，这不仅使部分陪审员的形象显得单薄且脸谱化，而且强化了各种刻板印象：中国社会较低阶层者总是如电影中的3 号、5 号、7 号、11 号陪审员这般满腹戾气，难以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老北京人就是像10 号陪审员这样只会以收房租吃老本为营生，一心瞧不起外地人；普通大众恰似1 号、12 号陪审员，缺乏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从众心理极强。在中国导演主动于东方形象缺席的西方文本中补充了东方形象之后，东方公民却普遍以这种负面形式呈现出来，这使得影片与“发达而开化的西方之于落后而愚昧的东方”的陈词滥调暗中形成共谋，《十二怒汉》以这种方式成为被内化的东方学文本并生产出了《十二公民》。

第三，《十二公民》几乎完全忽略了激发中国公民政治主体性的可能性。如果仔细观察每位陪审员立场变化的过程便不难发现：从始至终只有 8 号陪审员拥有鲜明的政治主体性——完全认清了陪审团的议事方式与陪审员的职责，秉持疑罪从无原则，将分析一位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视为一项重大的公民责任，主动摒弃一切偏见，抑制过分强烈的私人感情，即使在现有证据与主流观点均极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也要坚持运用理性做出自己的判断；虽然其余11 位陪审员被陆续说服，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11 人中有任何一人经过这番辩论建立了政治主体性——很难想象其中有谁在日后面对相似境况时能够达到接近于8 号陪审员的境界。具体来说，2 号、4 号、6 号陪审员由于拥有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案件本身，认真听取8 号陪审员的分析与意见并做出理性回应，根据对对方观点的接受程度逐渐转变自己的观点，但他们也仅止于此，不能期望他们在一场新的陪审团辩论中成为新的“8 号”；3 号、7 号、10 号陪审员自始至终没有关注过案件本身，而是持续将强烈的主观感情投射在犯罪嫌疑人身上，无论是3 号的父子矛盾、7 号的仇富心态还是10 号的地域偏见，他们关注的焦点一直是个人的过往体验，而他们最后的立场转变也可以归因于发泄出胸中郁积的不满之后，以无所谓的随大流心态迎合已经占据上风的无罪呼声；5 号、9号、11 号陪审员虽然较早接受了无罪观点，但不可忽略的是他们观点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将强烈的主观感情投射在犯罪嫌疑人身上，只不过是与3 号、7 号、10 号截然不同的感情——5 号曾经蒙冤入狱，9 号于特殊历史时期一度遭受严酷迫害，11 号被10 号当场侮辱，这些个人经历令他们更易同情犯罪嫌疑人，强烈的主观情感促使他们尽一切方法做无罪推定；1 号、12 号陪审员则类似墙头草，1 号支持多数人赞同的意见，12 号则在周围人的影响下于有罪与无罪间反复摇摆，他们最后支持无罪裁决便毫无疑问了。总的来看，整场陪审团辩论更像是作为精英的8 号陪审员为其余11 人上的一堂法治教育课，且教育效果也不甚理想，11人中没有一人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治主体性——有些人仅能做到被动地听取他人意见，有些人依然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墙头草”，大多数则一如既往易被强烈的个人情感左右判断。

如果忽略上述三点，那么看完整部电影，自然会对11 号陪审员对7 号陪审员的斥责深有共鸣——“你这人太不负责任了。你说你烦了，你从有罪改成无罪是因为你烦了，这不行！……咱们中国幸亏没有这样的制度，如果有这样的制度并把人命搁在你这样的人手里，那简直是不负责任！……”然而，这段台词最深地暴露了《十二公民》的局限性：作为内化的东方学文本和帝国文化装置运转下的产物，《十二公民》简单地把东方公民与东方的文化背景镶嵌入《十二怒汉》的框架内，结果是一方面中国公民的形象被以片面的、迎合东方学刻板印象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方面电影中的中国公民几乎没有表现出建立政治主体性的潜力，似乎大多数公民不适合法治，只适合法制，理所应当被高高在上的精英以精密的技术治理。

四、反思东方学——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坚持文化自信

在构想并举《十二公民》为例论证被内化的东方学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对其展开反思并提出应对策略。一批日本学者的观点颇具启发性。

1960 年，日本文艺评论家竹内好发表了后来被命名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演讲[12]211-212，在演讲中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为相比于“照搬外来的西欧模式”发展出的日本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则是以自己的民族的东西为中心”，而这是使得“现代化变得更为纯正的关键”；虽然“在历史性上人是等质的”，“现代社会也是世界共通的”，但是文化“具有现实性”，即使是像“平等”这样的文化价值，也只是“欧洲内部的平等”，依靠“欧洲一己之力”实现“全人类的平等”是不现实的；以鲁迅、泰戈尔为代表的亚洲人深知必须通过“文化的反击，或者说是价值的反击”创造“平等”的普遍性。在反击的同时，亚洲将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之处——不是作为“实体存在”，而是“作为方法”和“作为主体形成过程”存在的，竹内好将之命名为“作为方法的亚洲”[12]241-242。沟口雄三将这一议题发展为“作为方法的中国”[13]125。沟口雄三既批判日本的传统中国学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前一直默认欧洲近现代所具有的文明价值高于世界其他部分，成为“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又指明了战后日本“复权”的中国学对中国革命与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进化史观的过度依赖。他呼唤一种拥有更大自由度的中国学——在“摆脱进化论观点”的同时“从那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目的’中解放出来”，“把中国客观对象化”[13]129。与此同时，沟口雄三并不支持完全放弃目的，他建议不把目的设在中国或日本，而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13]131。

基于日本学者的成果，笔者认为，直面帝国的文化装置，终止主动内化东方学的目标需要拥有一种现代性的态度，即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并以此为基础坚持文化自信。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客观化的心态面对西方，以相对性的目光审视西方，不以西方为判定一切的普遍而绝对的标准。第一，可以质疑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西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拉丁世界、斯拉夫世界能否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西方他者是需要打上问号的。第二，需要对众多习以为常的概念展开反思。譬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视为“民族语言共同体、法国大革命提供的政治价值、与工业革命相互适应的政治模式”[14]等众多要素下由先行的民族主义观念建构的结果，对此，我们要做的不是直接拿中国的历史去验证西方学人的结论，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向世界展示中国自我的历史，把欧洲的经验个别化、相对化。无论是葛兆光与谭凯将中国的国族建构追溯至两宋时期，还是胡鸿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复数诸夏成为单数华夏的进程”[15]的描述，均为在将欧洲经验相对化的基础上展示中国经验的范例。第三，可以尝试以中国经验反思西方经验。譬如“植根于道德乐观主义的晚清的公法观、公理观”能否同二战后西方兴起的“站在新托马斯主义立场上的”自然法论一起“对过去把国家主权绝对化了的国际秩序进行反思”[13]132-133，能否以中国传统中的“天下”“生民”观念反思现代“国家”“国民”当中“欧洲的强制所带来的扭曲和不健全之处”[13]122。第四，最终的目标在于将中国与复数的西方放在平等位置上，平视西方，将自我与西方一同视为多元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沟口雄三在将梁漱溟的观点与陈独秀进行对比时虽并不完全赞同前者的结论，但颇为欣赏其相对后者“一元化的进化史观”的“多视角的多元主义文化观”[16]165-166，亦十分认可其在讨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时“立论不脱离中国的实情”、“始终保持着从实地调查（尽管他限于局部地区）出发去检验理论的作风”[16]172-173。我们自然不必完全赞同梁漱溟的结论，但其治学态度——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形，认识到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与法则，一切曾被视为普遍真理的概念均可被个别化、相对化地重新进行探讨，世界的图景理应是多层次的——非常值得借鉴。

在《十二公民》上映的2015 年前后，聂树斌案、呼格案、浙江叔侄奸杀冤案等正是舆论热点，贫富分化、空巢老人、地域歧视也确实是实存的社会问题，导演在电影中能够直面这些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过度依赖《十二怒汉》的问题，《十二怒汉》早已在帝国的文化装置运作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经典，《十二公民》表面上的水土不服之下是我们对主动内化东方学的不自知。这一方面造成了电影中部分不合常理的情节，另一方面使影片徘徊于诸种社会问题而裹足不前：既没有以足够的深度刻画不同阶层、经历、职业、年龄的公民的形象，也未进行打破僵局的尝试，公民们的政治主体性始终是缺失的。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法律学者苏力的探索能带来一些启发。苏力长期致力于国内的送法下乡，他坦言近些年中国“在司法制度上总是紧盯外国”，然而法律只有能够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才能在实践中彰显其意义，即使学习外国，也必须首先直面“当代的中国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知晓需要“拿来”什么，才能“有眼光”地拿来[17]44。此外，苏力亦注重法律实践的本土资源，中国的本土资源一方面可以求助于历史典籍，另一方面也要从当代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中寻找，后者可能比前者更为重要[17]43。尽管苏力论述的核心是法律的乡村社会实践，而《十二公民》更多涉及都市问题，但其应对策略是可推而广之的——从法律的乡村实践到都市实践，最终延伸至中国的、东方的一切领域。一言以蔽之，直面被内化的东方学并改变现状要求我们拥有一种“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坚持文化自信”的自觉，在明晰“欧洲—美国—西方”不是衡量整个世界的标尺、西方文本不是文化生产模板的基础上，主动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这个真实的中国可能并不完美，甚至问题颇多，但是我们既有勇气直面问题，亦有能力调用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解决问题。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理应是这个多元世界平等的组成部分。坚持文化自信，立足现实，结合中国当今时代条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中国的发展与繁荣，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