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雷（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北京 100029）

魏旭爽（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北京 100029）

张玲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北京 100029）

徐长青（江西省博物馆，江西 南昌 330200）

2015年4月13日至14日，10件编甬钟（M1：400、392～395、384、385、388、141、153号）出土于海昏侯刘贺墓椁室北藏椁的乐器库，可见这10件甬钟是一套。2015年8月30日，另有一件甬钟M1:1367号出土于该墓椁室南部甬道的乐车库，与錞于、镯（2件）同出，可见这件甬钟是与这两种青铜乐器配套使用。由此可知，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的数量并不是“10件”[1-4]，也不是“14件”[5]，“而是11件”[6]。其中，M1：141、M1：385、M1：388、M1：1367号甬钟破碎，现已修复完整，均失声不能测音；M1：384号甬钟正面的正鼓部有裂纹，现已修复，尚可以发音，其测音数据仅供参考；其余6件甬钟保存完好。11件编甬钟的钟腔内壁均有楔形音梁，调音方法为刻凿法。

一、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的调音

11件编甬钟分别出自海昏侯刘贺墓椁室的两个位置：乐器库（10件）和乐车库（1件），下面分别阐述。

（一）乐器库甬钟（10件）的调音

海昏侯刘贺墓乐器库共计出土甬钟10件，器表纹饰各不相同。笔者根据其钲部纹饰的不同，将乐器库甬钟（10件）分为四式：一式甬钟（3件，M1：400、395、394号），钲部饰“重环三角纹”（图1：1）；二式甬钟（2件，M1：393、392号），钲部饰“散螭纹”（图1：2）；三式甬钟（2件，M1：153、388号），钲部饰“散螭方格纹”（图1：3）；四式甬钟（3件，M1：384、141、385号），钲部饰“变形虎纹”（图1：4）。下面，笔者对这四式甬钟的调音情况进行阐述。

图1.乐器库甬钟（10件）的钲部纹饰（王清雷摄）

1.一式甬钟（3件，M1：400、395、394号）的调音

第1件（M1：400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2：1）：4条音梁均保存完好，上面没有调音的痕迹。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内唇尚保留少许，没有延及钟壁。其中，两个铣角的内唇均刻凿较少，两个正鼓部的内唇均刻凿较多，其厚度明显低于铣角的厚度。音梁较为修长，呈楔形，但中间凹进去，两边凸起，略呈凹槽状。

图2.海昏侯刘贺墓一式甬钟（3件）的调音（王清雷摄）

第2件（M1：395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2：2）：4条音梁均保存完好，上面没有调音的痕迹，而且上面的内唇均保留。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内唇尚保留少许。其中，两个铣角的内唇均刻凿较少，两个正鼓部的内唇均刻凿较多，其厚度明显低于铣角的厚度。音梁较为修长，呈楔形，但中间凹进去，两边凸起，略呈凹槽状。

第3件（M1：394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2：3）：4条音梁均保存完好，上面没有调音的痕迹。两个铣角和四个侧鼓部的内唇均保存完好，没有刻凿调音。两个正鼓部的内唇有少许刻凿调音的痕迹。音梁较为修长，呈标准的楔形，中间没有凹陷。

2.二式甬钟（2件，M1：393、392号）的调音

第1件（M1：393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3：1）：4条音梁均保存完好，上面没有调音的痕迹。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其中，两个铣角和四个侧鼓部的内唇均保留少许；两个正鼓部的内唇均刻凿干净，但没有延及钟壁。音梁较为修长，呈标准的楔形，中间没有凹陷。

图3.海昏侯刘贺墓二式甬钟（2件）的调音（王清雷摄）

第2件（M1：392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3：2）：在4条音梁上面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其中正面2条音梁的调音大约位于音梁的前1/3处；背面左侧鼓部的音梁调音多一些，大约位于音梁的前1/2处，背面右侧鼓部的音梁调音少一点，大约位于音梁的前1/3处。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内唇均保留少许。其中，两个铣角的刻凿调音较少，内唇保留稍多一点；两个正鼓部的刻凿调音多一些，内唇保留少许，刻凿痕迹整齐而有序。音梁较为修长，呈标准的楔形，中间没有凹陷。

3.三式甬钟（2件，M1：153、388号）的调音

第1件（M1：153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4：1）：4条音梁均保存完好，上面没有调音的痕迹。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内唇均刻凿干净，但没有延及钟壁。音梁较宽而短，呈标准的楔形，中间没有凹陷。

图4.海昏侯刘贺墓三式甬钟（2件）的调音（王清雷摄）

第2件（M1：388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4：2）：4条音梁均保存完好，上面没有调音的痕迹。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内唇均刻凿干净，已经稍微延及钟壁，从正鼓部的刻凿痕迹看得比较清楚。音梁较宽而短，呈标准的楔形，中间没有凹陷。

4.四式甬钟（3件，M1：384、141、385号）的调音

第1件（M1：384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5：1）：在4条音梁上面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刻凿调音的位置大约位于音梁的前1/3处，后2/3保存完好。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内唇均刻凿干净，刻凿痕迹细致、整齐而有序。音梁较宽而短，呈标准的楔形，中间没有凹陷。

图5.海昏侯刘贺墓四式甬钟（3件）的调音（王清雷摄）

第2件（M1：141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5：2）：4条音梁均保存完好，上面没有调音的痕迹。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内唇均刻凿干净，刻凿痕迹整齐而有序。音梁较宽而短，呈标准的楔形，中间没有凹陷。

第3件（M1：385号）：具体调音情况为（图5：3）：在4条音梁上面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其中，背面右侧鼓部的音梁调音大约位于音梁的前1/2处，背面左侧鼓部的音梁调音大约位于音梁的前1/3处；正面2条音梁的调音均大约位于音梁的前1/2处。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内唇尚保留一点，刻凿痕迹细致、整齐而有序。音梁较宽而短，呈标准的楔形，中间没有凹陷。

（二）乐车库甬钟（M1：1367号）的调音

海昏侯刘贺墓椁室南部甬道的乐车库出土1件甬钟，为M1：1367号。该甬钟的具体调音情况为（图6）：在4条音梁上面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其中，正面2条音梁的调音均大约位于音梁的前1/4处，背面2条音梁的调音均大约位于音梁的前1/3处。在两个正鼓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角的内唇上均有刻凿调音的痕迹，内唇均保留较多，刻凿调音较少，刻凿痕迹细致、整齐而有序。音梁较宽而短，呈楔形，但中间凹进去，两边凸起，略呈凹槽状。

图6.海昏侯刘贺墓乐车库甬钟（M1：1367号）的调音（王清雷摄）

二、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的乐律学分析

（一）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的测音数据

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的测音采样和机测过程是与编钮钟同期进行的，编钮钟的测音采样和机测过程在《海昏侯刘贺墓青铜乐器测音报告》[7]33，34一文中已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编甬钟的测音数据均采用音乐学记法，音叉校正为a1-3音分（439.29赫兹），具体测音数据参见表1。

表1.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11件)测音数据表①本表中的前7件甬钟是按照其音高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序，而不是按照甬钟的重量或通高排序。后4件甬钟M1：141、M1：385、M1：388、M1：1367号均破碎失声，不知其具体音高，故此暂时按照其高度顺序排在本表的后面；M1：1367号甬钟出土于椁室南部甬道的乐车库，与前10件甬钟并非一套，故此放在本表的最后。[7]35单位：音分 赫兹

（二）海昏侯刘贺墓乐器库编甬钟（10件）的音列

11件甬钟均为实用器，分别出自海昏侯刘贺墓椁室的两个位置：乐器库（10件）和乐车库（1件），显然这11件甬钟并非一套。故此，笔者仅对乐器库所出10件编甬钟的音列进行分析。

从海昏侯刘贺墓乐器库编甬钟（10件）音列分析表（表2）来看，这套编甬钟的音列应为B宫，第2件甬钟（M1：395号）的铭文中有“东道第三宫”5字，也可以作为旁证。从目前有测音数据的7件甬钟来看，其正鼓音音列为：羽—宫—羽角—商↓—角↑—和↑—商角，正、侧鼓音音列为：羽—宫—羽角—商↓—角↑—和↑—商角—宫曾—羽，均无规律可循。如果仅看测音数据和耳测结果，不考虑第4件甬钟（M1：394号）铭文中的“东道第三商”，那么其正鼓音音高为“c1+11”音分，阶名应为“羽角”，这与第3件甬钟（M1：153号）的正鼓音阶名“羽角”相同，这两件甬钟的阶名显然是重复的，将其视为一套甬钟是不合理的。同时，不论是从五声音阶还是从七声音阶的视角而言，这两件甬钟的阶名（羽角）都是多余的，这也意味着这两件甬钟从音乐角度而言缺乏实际意义。从第7件甬钟（M1：392号）的正鼓音为“商角”来推测，这套编甬钟的音列应该是按照正声七声音阶来设计的，这与编钮钟（14件）的音列设计是一致的。如果按照这种正声七声音阶的音列来设计，尚缺“商”“徵”“变宫”“宫”四个阶名，尽管第4件甬钟（M1：394号）刻铭为“东道第三商”，但其音高偏低甚多，耳测为“羽角”，故这个“商↓”已名存实亡。现有3件甬钟破裂，假如这3件甬钟完好的话，其正、侧鼓音的阶名可以分别设计为“商—商角”“徵—变宫”“羽—宫”，这样其音列正好构成B宫正声七声音阶，这已经是最佳设计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第2件甬钟（M1：395号）、第4件甬钟（M1：394号）和第6件甬钟（M1：384号）则失去了“乐器”的意义，这10件一套的编甬钟显然为临时拼凑而成。

表2 .海昏侯刘贺墓乐器库编甬钟(10件)音列分析表①说明：（1）测音分析以国际标准音a1=440 赫兹为准，采用十二平均律，即半音为100音分，八度为1200音分；（2）因为笔者作的是音乐学研究，所以列“阶名”一栏，采用曾侯乙编钟的命名体系，并以符号↑、↓分别代表音高的偏高和偏低；（3）在研究过程中，为了作不同调式的分析，笔者将对相关音名作等音转换处理，所以一些音名会以不同于原始测音数据的音名出现；（4）音叉校正均为a1-3音分（439.29赫兹）。 单位：音分

三、海昏侯刘贺墓乐器库编甬钟的编列

关于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的编列，学界探讨的均是乐器库所出10件编甬钟（M1:400、392～395、384、385、388、141、153号）的编列，乐车库仅出土一件甬钟（M1:1367号），不涉及编列问题，故不在探讨范围之内。

关于刘贺墓乐器库编甬钟的编列认知，目前学界分歧甚大，主要有5篇文章涉及这一内容，分述如下：

1.王子初《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一文认为，刘贺墓编甬钟的编列“为2组10件”[1]，即10件编甬钟分为2组，每组5件。

2.张闻捷《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一文对海昏侯墓甬钟的编列提出了不同看法。该文指出：“从南昌博物馆及首都博物馆所展出的7件海昏侯甬钟来看，情形却绝非如此。实际上这7件甬钟是根本无法分出两套的……其他残破的3件甬钟尺寸远小于居中的3件，那么又如何能够从尺寸上将这些编钟分为等数的两套呢？再来看纹饰，所展出的7件甬钟至少可区分为素面系、方格形米字纹系与勾连云纹系三种不同的装饰风格。……所以总体看来，这10件甬钟应该并非同时铸造而成，而是丧葬时有意拼凑出来的。无论从尺寸（决定音律）还是装饰角度都无法清晰地将其区分为两组各5件的甬钟，况且墓中又只为其准备了一列钟虡，出土位置亦基本集中而并未分作两处摆放，因为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10件甬钟本就是有意拼凑出的一肆乐钟。”[2]

3.金隐村《海昏侯墓出土编钟对研究西汉乐悬制度的启示》一文认为：“甬钟在钟体铭文上已经做了清晰的解答：在铭文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几件钟有东西道之分，笔者理解东道和西道为悬挂方位，即一部分钟是悬于东面，一部分钟是悬于西面，那么这10件甬钟应分为两套无疑。”[8]可见该文赞同王子初先生海昏侯墓编甬钟“为2组10件”的观点。

4.王清雷《也谈海昏侯墓编钟》[9]一文认同《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一文提出的观点，即“这10件甬钟本就是有意拼凑出的一肆乐钟”，“无法清晰地将其区分为两组各5件的甬钟”。[2]该文指出：“仅从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没落》一文提出的‘刘贺墓为2组10件’的观点尚缺乏确凿的证据。”②此处“《没落》”指的是《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王子初）一文。

5.曹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铜器定名和器用问题初论》一文指出：“这10件甬钟中，有铭文的5件器体较大，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次。另外5件整体的形制、纹饰与前5件也基本相似，同样在器体上也形成一个大小相次的排列。可见，这10件甬钟的形制、纹饰基本相似，大小基本相次，整体可以视为一套10件编甬钟。但是甬钟在细部上也并非完全相同，例如前5件与后5件在甬部纹饰上有一些差别，有的鎏金且纹饰依然清晰可见，有的甬部纹饰不尽相同。”[10]

对于海昏侯刘贺墓乐器库所出10件编甬钟的编列认知，究竟哪一种观点合理呢？

根据甬钟钲部纹饰的不同，笔者将乐器库所出这10件编甬钟分为四式：一式甬钟（3件，M1：400、395、394号）钲部饰“重环三角纹”（图1：1），二式甬钟（2件，M1：393、392号）钲部饰“散螭纹”（图1：2），三式甬钟（2件，M1：153、388号）钲部饰“散螭方格纹”（图1：3），四式甬钟（3件，M1：384、141、385号）钲部饰“变形虎纹”（图1：4）。从其纹饰来看，显然不能将这套编甬钟分为5件一肆的两肆，同样也不是10件一肆的一套。《西汉海昏侯刘贺墓铜器定名和器用问题初论》一文认为：“这10件甬钟的形制、纹饰基本相似，大小基本相次，整体可以视为一套10件编甬钟。”[10]这种认识显然不符合这套编甬钟纹饰的客观事实。

从这套编甬钟的铭文来看，刻铭“东道”的有3件，刻铭“西道”的有2件，还有5件没有铭文，同样不能将这套编甬钟分为5件一肆的两肆。从这套编甬钟（10件）音列分析表（表2）来看，其正鼓音音列为：羽—宫—羽角—商↓—角↑—和↑—商角，正、侧鼓音音列为：羽—宫—羽角—商↓—角↑—和↑—商角—宫曾—羽，均无规律可循。其中，第4件甬钟（M1：394号）的正鼓音音高为“c1+11”音分，阶名应为“羽角”，这与第3件甬钟（M1：153号）的正鼓音阶名“羽角”相同，这两件甬钟的阶名显然是重复的。同时，不论是从五声音阶还是从七声音阶的视角而言，这两件甬钟（阶名为“羽角”）都是多余的，这也意味着这两件甬钟从音乐角度而言缺乏实际意义。显然，这10件一套的编甬钟为临时拼凑而成，并不能将其分为5件一肆的两肆。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海昏侯刘贺墓乐器库所出10件编甬钟是由不同时期、不同纹饰、不同宫调、不同套组的甬钟临时拼凑而成的一套甬钟。《试论海昏侯墓的乐钟制度》一文的观点，即“这10件甬钟本就是有意拼凑出的一肆乐钟”，“无法清晰地将其区分为两组各5件的甬钟”[2]，是合理的。

那么，海昏侯刘贺墓乐器库所出编甬钟为什么要拼凑成10件一肆呢？其意义何在呢？在海昏侯墓编甬钟出土之前，迄今所知编列完整的西汉编甬钟共计3例，分别为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甬钟[11]、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编甬钟[12]和广东广州南越王墓编甬钟[13]。再看出土这3例编甬钟的墓葬墓主，分别为吕王吕台、江都王刘非和南越王赵眜，均为西汉诸侯王级。这3例编甬钟的编列完全相同，均为5件一肆。《周礼·春官·小胥》郑玄注：“钟磬者，编悬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谓之堵。……半之者，谓诸侯之卿、大夫、士也。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悬钟，东悬磬。士亦半天子之士，悬磬而已。”[14]可见，诸侯之卿、大夫、士与天子之卿、大夫、士的钟磬乐悬用器呈倍半关系。海昏侯刘贺的甬钟乐悬为10件一肆，比吕王吕台、江都王刘非和南越王赵眜的甬钟乐悬5件一肆多出一倍，恰好呈倍半关系。那么，海昏侯刘贺是不是想通过甬钟数量的倍半关系来彰显自己当过皇帝，自己的地位要高于诸侯王级的乐悬规制呢？凡此皆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