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玲

全球化发展使多样文明以不同方式和速度在几乎所有领域和地域内相遇。经济的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它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1］；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加速了全球范围内人类群体流动，使拥有不同文化理念和观念信仰的人碰撞交流；世界范围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体传播的快速流变，使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高校大学生更易受到他者文化的影响，其知识范畴、价值判断、思维模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界和疆域概念，呈现出对于主流文化认同的弱化、对大众文化的依赖、对精英文化的疏离［2］和对多元文化的盲目接纳。文化认同问题引起社会文化学者以及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高校教育应该致力于帮助青年学生在纷繁的多元文化输入中建立文化判断、逻辑分析和观点选择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鉴于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如何理解文化认同研究的理据和范式，并向学生提供有效的文化认同教育的路径，对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随着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在世界范围内文化间差异程度逐渐弱化，文化边界逐渐虚化，而审视文化差异的维度却呈现不断复杂的趋势。“某个现代文化的普及不是其他文化被替代和被覆盖，而是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文化体的重构性互动。”［3］也就是说，文化演进不是异质文化被迫同质化的过程，而是多重文化实体意义再构的渐变过程。不同文化在现实背景下产生复杂纠缠的联系，互动交流所引发的新的文化群体和文化意义框架时刻都在产生。

“文化中最重要的心理要素是认同作用。”［3］当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之时，首先遇到的是“认同”问题。它是“借助符号性资源和内在生物性资源以共同、共享、融合、同一为特征的共同体建构的动态话语实践过程”［4］。认同的核心要素是文化认同，即自我内在价值的体现以及外化。文化认同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对民族集体文化价值观的认可、接受与融入。一个民族和社会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依赖于文化认同的建构和可持续发展［5］。

世界的开放与多样文明的形成使传统社会结构从自给自足到互通有无，运行机制从族群稳定到跨界流动。原有概念中的“我”与“我们”不完全重叠，“我们”与“他们”时空共在，这些变化打乱了原有的认同模式和认同格局［6］。文化认同的层次性和复杂度提高。

在不断变换的社会背景下，高校青年学生的文化认同呈现出流动性和易变性特征。其行为一方面表现为对国家、民族和文化逐渐形成肯定性体认和自觉性依附，共享所认同群体的符号体系、意义框架与行为准则，并主动建构与之相匹配的思维判断、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下，他们对于其他文明的认知、情感、态度与互动行为会呈现多样化倾向。在审视他者或他者文化的差异性过程中反观自我，有时会产生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困惑、文化纠结、文化焦虑，甚至会产生冲突，因此正确理解文化认同的重要价值，加强高校教育中的文化认同引导具有时代意义。

二、文化认同的范式转变

长期以来，文化认同依托于西方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哲学思考，强调“文化主体以理性的不同形式”［7］解读和评价客体，关注主体对客体的施动作用，以及客体被作用后呈现在主体意义框架中的相对状态。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包括个人对集体、东方对西方、自我对他者等，都忽视了主客关系的对立且统一。倾向以地域边界为分割，以公式化和类型化为主要逻辑范式，以认知和解读文化差异为主要阶段目标，研究“固定、静态与单一的文化表征”［6］。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二元论视角会弱化类属群体中的个体差异，加大差异双方的权力距离，从而产生对立关系中自我与他者的对冲，以及强势对弱势的固化话语体系。他者常常“被引用，被框架，被阐释”。当“‘他者’文化成为知识的目标对象与差异的温顺载体，一种强势对弱势的统治关系便被建立起来。”［7］而他者文化群体的个人认同体系里潜在的建构性、流动性和次第性等重要特征无法得到关注。

面对传统二元论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及国际交流的障碍，主体性的思维范式逐渐转化为主体间性，使客体的被动角色升级为间性关系中的重要考量，强调在承认主客双方彼此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包容差异、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形成共识，达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从而消解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在主客关系中的异化性质”［8］。主体间性理论应用到文化研究领域后，形成了“文化间性”的范式。

间性范式重视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承认“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而产生的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9］。其核心在于尊重他者的主体地位，避免“将他者客体化乃至物化”。文化主体之间存在相互流通性与内在关联性，只有通过正向积极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才可以促进相互认同、联结并最终达成共识。间性范式强调文化认同生成和演绎的动态性，旨在建构多维立体的文化互动关系。它一方面保持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时与异质文化产生意义关联，最终达到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存。文化间性抵制单一线性的文化意义输出，拒绝对文化做“高雅”和“低俗”区分和判断，互鉴融合形成可分享的经验。因此，文化间性范式为交流双方提供了超越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平等自然互动的可能性。

如果忽视文化差异，仅以本族文化作为参照去否定或贬低其他民族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就，盲目推高自身文化意义，追求自身文化的可复制性，就会产生文化霸权主义的嫌疑；而过于强调文化差异性和多元性，则会陷入文化部落主义的极端，因为它忽视文化整体性的重要属性，抵触民族文化的变迁、革新、融合和优化，会阻碍本族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实质上，这两种观点都“割裂了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7］，有可能会触发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和摩擦。根据间性思维范式，应该提倡在承认彼此主体的前提下，“在差异中相互学习借鉴，从他者视阈反观自我，探寻文化间的关联地带”［7］。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间性思维与某些国家信奉并实践的多元文化主义完全不同。因为间性思维范式所倡导的文化认同绝非文化差异的静态对比，而是不同文化的关联机制以及在文化交流中意义协商重组的动态过程。简而言之，文化间性形成于多元文化基础之上，产生于地方、区域、国家或国际层面的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10］。而多元文化主义旨在相对统一的社会环境中维持不同文化群体共存的局面，力求将“弱势文化”或“边缘文化”上升到正统文化的地位［11］，形成一种平等但相互隔离、平行但不相交的生活，不利于国家凝聚力的增强和国家认同的形成。

鉴于此，在教育过程中，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梳理文化认同形成和建构的基本原理，了解文化认同的过程性因子和文化认同教育的路径，提倡认同的多元性、动态性和开放性，鼓励学生进行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对话与互动。强调文化共性和融合而不是静止与割裂［12］；尊重文化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也不固化差异；保持特性，而不强化特性。要尊重规律，把握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方向［13］。这是形成正确文化认同的最好前提。

三、文化认同路径

当今的高校青年学子生活在科技高速发展、信息迅速裂变的时代。信息化发展加速了全球文化的激荡和碰撞，智能化技术将世界范围的文化和文明发展推向新的高度和境界。这种以联通、交融、混杂为特征的全球化在演进中不断丰富着年轻人对世界和社会的理解和认知。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在繁杂世界中正确筛选信息，把握事实本质，建构客观有效的文化知识体系，然后以积极理性的方式影响大学生逐步养成正确认同观。鉴于文化认同是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从本民族文化为起点，探寻正确的文化和跨文化认同路径，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文化认同框架，将促使大学生更好驾驭跨文化交流，形成对世界文化发展有益的成果。

（一）文化自觉

接触不同地域文明和文化场域的青年学子，每时每刻都经受着多元异质文化的摩擦和交锋。关于如何超越文化界限寻求真正的理解和沟通，加拿大学者阿德勒曾提出“多元文化人理论”的跨文化认同观：他们“认同多种文化，其思维活动不受制于单一、等级化和结构化的文化图式”。多元文化人的理想状态是文化适应性强，在文化环境变换交替的过程中，以灵活度和抗压力胜出，改变原有特定的思维框架，执着追求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这种理想化的观点虽然跨越了地缘文化的藩篱，最大程度地呈现文化认同的开放和包容，但往往会陷入“虚无主义的僵局”［14］。事实上，在互动与交流中，人们所表征的具有本族文化基因的意义框架才能够真正凸显跨文化交际的意义和必然需求，同时也能够为他者文化提供重要参照。

正如我国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观点，他强调“在多元文化的新世界里，要确立自身文化的位置”［15］，鼓励理性把握“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演变、特质和发展趋势的理性，以及对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关系，以本族文化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15］。本族文化是文化认同的强大根基。我们应该鼓励大学生强化文化自觉，批判性继承、发展、保护和挖掘根源性文化，帮助他们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拥有文化选择的能力和权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断，得益于其文明体系的定力和凝聚力，以及与他者文明相互联通的勇气和包容。例如，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体现了自然和谐、政治和谐、人际和谐和人格和谐的基本诉求，真实反映了“致中和”以及“天下至诚”的文化间性；用“执两用中之道”的生活与实践智慧，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中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在开放的环境中保持系统的稳定平衡，彰显灵活而高明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与生命境界；“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智慧表达了中国人对待世界一体化和文明多样性的态度。这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里的“和”是对差异的兼容，而不是对差异的消解；儒家思想中的“爱人如己”的仁爱之心和忠恕之道，在当今科学技术便利化的社会，面对人际关紧张和人文精神匮乏的现状，可以发挥“正本清源、振衰除弊”的作用；周礼中“礼尚往来”和周易中“阴阳互补”的思想表达了人文交往中交流互鉴的基本取向以及“协和原则”的重要宗旨；“民惟邦本”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国家安危、存亡、兴衰等均取决于人民。要强调“重民爱民，利民富民，忧民恤民”的民本思想，因为民生稳，社会才稳，国家才稳。

当代中国继续传承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品格；“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爱国情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英雄气概和责任担当，都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积蕴于近现代的民族复兴，迸发于快速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彰显了中国文化软实力以及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当今社会的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担当、中国方案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实践，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发扬光大。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是对自身文化价值认同及行为方式的意识和自我反省，促进青年学子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对他者文化进行客观准确、积极有效的投射。

与此同时，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认同，要客观理性。高校教育者应警惕所谓“中国文化能拯救全世界”的夸张之论，在文化上并不存在“以中国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的任何现实依据或未来趋向［16］。我们主张与他者文化进行平等互动，平视彼此。无论多元文化浪潮多么复杂，我们都要凭借坚实的文化根基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保持个性，在坚守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国外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增强自身的活力与生命力，以实现自我超越与创新。

（二）尊重差异

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认为，文化方面的研究不同于科学研究，其最终结果不是计算出普遍性法则，而是遵循世界多样文化自身的演化法则，在原有文化特质基础上经修正、整合，形成新的文化特质。正是生长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差异性才成就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动态发展性。

根据历史特殊论观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虽然历史发展时空存在着诸多“类似事物”，但其来源和功能不同。“每种文化都是为特定时间空间中的特定民族服务的，因而都是有价值的，并不存在普遍适用于一切民族的价值尺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应该用它所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17］，不易以本族文化做参照衡量他者。

高校青年学子要避免从文化“陌生人”和跨文化“边缘人”的视角来面对文化上的他者，而应该主动去理解他者文化的历史来源，尊重理解文化差异，尽量避免由于传统思维定式和文化偏见所造成的相互认知偏差，努力搭建良好的适度文化共情平台，去感知、体验和理解他者所思、所想、所为，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同，是这个时代赋予青年学子的重要任务。

对于他者文化，我们无论是迎合还是排斥的态度，都不利于形成文化认同意义框架，以偏概全或照单全收都不是间性思维范式的正解。例如，突出个体取向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利益至上，同时张扬个体对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捍卫，对契约精神和平等观念的诉求，信奉自我进取和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以群体取向为特征的中国文化表征为强烈的家族观念、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人伦责任和差序格局特征。两种不同的价值观都致力于在本族文化基础上努力构建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当两种文化相遇时，间性思维范式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传统意义上自我评价是相对含蓄、谦让、内敛，但现代的中国人也逐渐呈现出个体取向中的个人进取精神、竞争意识以及自我概念的提升；推崇个体主义的现代西方社会在追求个人权益的同时，也出现了改变西方家庭观念，改变冷漠的人际依存关系方面的呼声。

西方思维认知的分析主义，强调事实前提、抽象思维、逻辑推演和理性实证，注重局部和个体的切分性，关注细致、精确、清晰的研究和表述；而东方文化认知中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主张用系统全局的视角看待和判断事物，反对孤立静止的短视行为，相信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和事物关联的普遍性，善于用普遍联系的方法看待矛盾，用辩证和协商对话的方式处理矛盾。当代许多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大量出现，表明仅凭西方的细节分析、精确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中国的模糊判断、整体综合的思维方式去把握现代科学中出现的许多复杂的巨系统［18］。不同思维方式的应用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而未来的科学进步则需要通过中西思维融合的途径，才能找到破解世界难题的突破口。另外，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如果西方国家适当采用东方文化中的大局观和整体性认知法，许多冲突将得到化解。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重人文，重精神，重直觉，重伦理，重道德，重责任，讲和谐，求同求稳；西方文化重自然，重科学，重物质，重逻辑，重法治，重权利，讲竞争，求异求变等。这些概念化的静态文化差异，是对他者文化必要的认知。这些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民族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如果一旦被贴上刻板的标签，文化认同过程会伴随文化信息损耗，从而影响相互之间全面而准确的认识，远离了间性思维范式的初衷。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差异的认知曾经促进了异质文化的相互吸引，推动了多样文明之间的有效交流。我们要提高对他者文化的认知，走出把他者文化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对象的局限，尊重包容文化差异，结合历史情境或时代语境对他者文化进行互惠性理解，减少基于静态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刻板印象。东西方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取长补短，趋优存异，兼收并蓄，有机融合，才能超越跨文化的差异，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共同体建设与协商［19］。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征，更是全球化语境下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大学生作为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思想最活跃的群体，其认知方式、情感归属、心理状态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纷繁缭乱的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其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持续发展都面临新的挑战。目前，高校都在用实际行动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教育核心问题，文化认同研究为这个灵魂拷问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解决方案。通过高校教育者知行合一的引导，鼓励大学生在文化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方面重新审视立场和取向，主动面对他者文化，以文化间性的视角优化文化认同框架，客观而自信地传播本族优秀文化，通过文化之间的碰撞与重组产生共同价值，成为拥有文化自信、国际视野、跨文化能力的国之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