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满楼

民国时期，上海有着“金融之都”的称号，不过本地出身的银行家却很少，执掌中国银行20余年的张嘉璈算是个例外。

张嘉璈，字公权，1889 年生人。张家原籍宝山，后世居真如镇，其祖父张铭甫中举后在四川做了十余年的县令，张家在该时期搬至嘉定县城，成为当地大族。张嘉璈早年受私塾传统教育，1901 年考入上海广方言馆。1906年，张嘉璈赴日本庆应大学攻读金融学，师从日本银行学权威堀江归一。

1909年回国后，张嘉璈先在《国民公报》担任编辑，不久改任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辛亥年间，张嘉璈回到上海，并先后参与国民协进会和民主党的筹建，后又应浙江都督朱瑞邀请出任秘书。1913年进步党成立后，张嘉璈出任党组部主任。

进步党表面上以副总统黎元洪为理事长，但实际是却以梁启超为灵魂。袁世凯剿灭“二次革命”后，进步党同样被打击。1914年，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的举荐下，张嘉璈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从此开启了他的金融生涯。

中国银行的前身为户部银行，辛亥年后改组为官商合办，与交通银行同时代理国库，具有中央银行的一定职能。据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回忆，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最初对张嘉璈并无好感，甚至称张为“政客”：“（张嘉璈）到中行来，大概是通过进步党的关系。他那时年纪很轻，但一般朋友、同事都认为他是政客，有时大家谈得很热闹，他一来到，谈锋马上冷淡下来。1916 年中、交停兑时，张在上海分行任副经理，曾与经理宋汉章共同筹划抗拒北洋政府停兑命令，照常兑现，在对外宣传联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两人相处始终不甚融洽。”

不过，冯耿光也认为：“平心而论，张对于银行业务经营比较内行，和上海金融界蒋抑卮、李馥荪、陈光甫等素有联络，因此在股东会等方面具有一部分力量。他自到行以后，苦心规划行务，贡献很大。宋汉章的话，也只是一面之词而已。”

宋汉章对张嘉璈虽然颇有看法，但如冯耿光所说，在1916年抵制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中，宋汉章、张嘉璈两人却是团结一致、并肩作战。当时，因为袁世凯称帝及护国战争的爆发，北洋政府财政无法应付，时为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办的梁士诒向袁世凯提议，将中、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统一财权。消息传出后，很多中、交票持有者纷纷要求兑现，一时间恐慌情绪蔓延，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为防止银元库存快速耗尽，北洋政府于1916年5月12日下令中、交行停止兑现，止付存款。

张嘉璈和宋汉章接到命令后，认为事态严重，因为如果遵令止兑，“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经过慎重研究后，宋、张二人决定拒绝执行“停兑令”。

5月12日当天，交通银行遵令停止钞票兑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则照旧营业，来者不拒。尽管事前做了精心准备，但现场情况仍危险万状，十分吓人。据张嘉璈的记载：“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让银行头疼的是，第一天如此，第二天还是如此，第三天是星期六，按例只开半天，但为了应付兑现，银行提前登报告示，照常营业。孰料，这一告示居然起了奇效，当天人数为之骤减。第四天照常兑现，结果只来了100多人，一场大风波竟在无形中化解。

风暴过去后，交行信誉大跌，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骤然提高。事后，中外报章纷纷报道，称宋、张二人是“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是“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1917年梁启超当上财政总长后，冯耿光升任中行总裁，王克敏、张嘉璈为副总裁。在三人的努力下，中国银行采取扩大商股、削弱官股的办法，以尽量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

1926年北伐军兴后，冯耿光、张嘉璈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为北伐作出相当大的贡献。蒋介石建立政权后，按照张嘉璈的建议，成立新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加入官股500万元，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兑换银行并保留票券发行权。事后，张嘉璈被选为常务董事并担任总经理，坐上了中行头把交椅。

然而，为了控制整个金融命脉，蒋介石政权于1935年3月再次改组中行，宋子文被指定为董事长，张嘉璈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官股增至2000万元，官、商股各占一半。在此情况下，中国银行也落入了四大家族之手。对此变局，张嘉璈事前竟一无所闻。事后，他极为愤怒，拒绝就任新职。为行笼络，蒋介石又将其改任为铁道部长。

1938年初，国民政府将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嘉璈继续出任交通部长。在任期间，张嘉璈积极推动铁路事业发展，包括修筑新赣路南昌至萍乡段、湘黔路株洲到贵阳线、湘桂路衡阳至桂林段及修筑滇缅铁路等。

1943年，张嘉璈辞职赴美。抗战胜利后，张嘉璈被委任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成绩寥寥，铩羽而归。1947年3月，张嘉璈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在当的局面下，即便他有心收拾残局，也是回天乏术。一年后，张嘉璈辞职，国民党政府随即推出金圆券改革，由此引发滔天洪水。

1949年初，在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之际，代总统李宗仁试图说服张嘉璈重新出山担任财政部长，但后者对此“既无兴趣，亦无勇气”，表示今后只想从事研究工作，永别政治。

当年4月，张嘉璈前往香港，后到澳大利亚，最后定居美国从事经济研究，著有《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等书。在书中，张嘉璈以亲历者的视角，从货币经济和财政收支的专业角度剖析了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原因，至今仍具镜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