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玲，贺寨平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市 300380）

一、引言

信任问题的研究是从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开始的，他把信任当作“社会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1］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对信任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在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对信任问题的研究均有涉足。受到西方信任问题研究的启发，以及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信任危机，我国学者开始对信任问题研究并持续升温。信任可以被划分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两种基本类型，本研究主要聚焦政治信任问题。

二、研究问题与背景

政治信任作为政治文化的一项重要成分，它是公民个体与政治系统互动的桥梁。政治信任被当作一种公众对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绩效、政府和领导的政治态度，它也被认为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的实际感知与期待是否产生较大落差的信心与信念。［2］在国内学者看来，政治信任表达着普通民众对该国政治系统的一种基于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而非自身利益的期许之上的隐形支持。［3］它能反映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府执政合法性，以及其民主社会发展的进程。［2］政治信任还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其重要价值：维持政治稳定、扩大政治改革空间、促进政治合作与参与、减少政策运作成本等。［3］李连江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两个维度：对现任政府、领袖和权威信任的政府信任；对政治制度和体制信任的政制信任。［4］

《2020 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春季更新报告：信任度与新冠肺炎疫情》中显示，目前我国的政府信任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达95%，位于受访国家第一名。［5］一项关于民众对当地政府抗疫满意度的民意调查中显示，在调查的23 个经济体中，我国民众对政府抗疫的满意度最高，［6］这体现出了我国民众对政府的较高信任程度。研究发现，我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存在着“央强地弱，层级递减”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4］113张洪忠等发现网民对中央到县乡的政府信任水平不断减少，政府信任度呈现着差序特点。［7］吕书鹏基于2002、2008、2011 年亚洲民主调查数据对差序政府信任进行研究，也得出民众更信任中央政府的结论。［8］面对我国差序政府信任的格局，须客观理性地看待它可能产生的影响，避免过大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异，以防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与社会问题。因此，不仅需要巩固和厚植民众政府信任，还需提升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减少各级政府信任度差异。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媒体生态也发生了急剧变革，尤其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孕育出新兴媒体行业快速发展壮大的土壤。新兴媒体渐渐成为了促进民众认知、交流互动、表达政治观点和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中介。［2］新兴媒体良莠不齐，部分非官方新兴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利益，会倾向于报道较为负面的政治新闻或者夸大事实作为噱头博取利益，这对政府信任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危机情境是滋生网络谣言的温床，因此我国民众高水平的政府信任还将面临着新挑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媒体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综述

学界目前对政府信任研究主要有三种解释机制，分别是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和社会资本视角。［9］这三种机制共同对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西方政府信任做出了解释。制度主义观点也被称为理性主义观点，主要强调政府信任主要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绩效的理性评估与考量，属于内生性的。［10］当政府给予和提供的公共服务与产品能很好地符合大众利益时，大众也会根据政府综合表现来回馈一定的信任，政府绩效越好，满足大众的期待越多，大众回馈的政府信任也更多，因此，政府信任可被视为一种博弈或者社会交换行为。［11］胡荣等人也在研究报告指出了政府绩效能对城市居民政府信任产生一定的影响。［12］

第二种机制是文化主义观点，持这个观点的学者注重从政治系统之外的历史、价值规范、文化信仰及社会化等出发来理解政府信任。从宏观的历史、文化来看，福山研究了文化的差异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13］从微观的社会化和价值观等个人特征层次上来看，史天健认为台湾和内地两者政府信任差异的原因之一为价值观的不同。［11］

社会资本观点作为第三种政府信任解释机制，是从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资本因素进行探讨，和文化主义观点一样，属于外生性的。本研究主要采纳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具有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特征，［14］作为这样一种资源集合体的社会资本促进了成员之间的合作，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组织信任的溢出效应进而积极影响他们对社会与政治的信任。［15］

政治社会化理论和框架效应是研究媒体与政府信任关系的重要理论支撑。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得以形成、稳定和变化的过程。［16］公众在对政治新闻、政治知识以及理论意识等政治信息的获取与理解的基础上来完成政治社会化。［17］由此可见，媒体对公众政治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通过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塑造来影响其政府信任。框架效应认为媒体能影响公众对某一事件的评价，［18］媒体对某一事件的主观性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该事件的看法与评判。因此，各国都希望通过媒体对政治的相关报道来塑造公众积极的政治态度，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19］目前，国外学者对媒体使用与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理论倾向，分别是“媒体抑郁论”“认知参与论”和“中性影响论”。［20］其中，“媒体抑郁论”认为媒体商业化的竞争导致大量的政治负面新闻被报道，使得民众的形成了消极的政治态度，以此更加强了民众的政府不信任。［21］“认知参与论”与“媒体抑郁论”的观点相反，即媒体使用能加强政府信任水平，该理论主张媒体作为信息的来源，有利于民众增加政治知识，提高认知水平，激发民众的政治兴趣，进而促进民众政治参与，［22］并进一步强调媒体使用和民众政治知识、认知水平、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存在着良性循环，正确的媒体使用能够加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水平。第三种理论“中性影响论”将媒体视为中性的传输中介，这一角色定位强调了民众形成负面的政治态度的原因是媒体的负面报道。媒体内容既是民众政治态度变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23］

通过对上述国外文献梳理可得出媒体使用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比较复杂。每个变量的操作化内容不一样，其研究结果不一。对于媒体使用的多样化测量，须考虑其对政府信任影响的差异，本研究主要探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程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

（二）研究假设

多位学者发现民众对如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关注有利于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24］如卢春天等通过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研究得出传统媒体对政府信任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新媒体对政府信任呈现负相关关系。［11］胡荣等同样利用cgss2010 的数据对媒体使用和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得出，新媒体的使用会有效抑制政府信任度，传统媒体则与之相反。［2］洪杰文等发现微博的政治性接触侵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民众使用微博关注新闻越多，其政府信任水平越低。［25］王正祥通过合肥市大学生问卷调查对传媒与大学生政治信任关系进行研究，其得出的结果与上述一致，即新媒体的使用越多，越不利于政府信任，而传统媒体能显著提高政府信任。［26］但是，普特南认为电视媒体一方面经常报道负面新闻，且经常在黄金档播出；另一方面影响了民众的社会互动。以上均表明电视等传统媒体对社会信任造成显著负向影响，进而导致民众政府信任水平下降。［27］张明新等在对一项2010-2011 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分析得知，传统媒体“涵化”民众政府信任的效力微弱，而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存在着“挤迫效应”，且在互联网接触更多海外媒体和参与网上公共事务越多的民众，其政府信任更低。［28］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媒体使用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并且所用的数据库较老旧，也缺少从网民群体视角对媒体使用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故此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开展创新，基于2017 年网络用户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探寻二者的关系。在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时，本文更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传统媒体使用频次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网民政府信任；新媒体则反之。由此可得——

假设1：中国网民的传统媒体使用频次越高，其政府信任水平就越高；

假设2:中国网民的新媒体使用频次越高，其政府信任水平就越低。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2017 年网络用户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①项目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得勇教授主持。数据通过非概率抽样的方法在中国六大网络社区（爱调研网、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天涯论坛、凯迪社区以及人人网）中收集问卷。再次感谢该机构及相关人员提供数据协助，作者自行负责本论文内容。。该样本在某些选项存在缺失值，为了方便统计分析，获得较为精确的结论，研究者删除具有缺失值的样本，最后得到样本量2064 份。

（二）变量说明

因变量是政府信任。此处讨论的政府信任主要是对政府机构、领导和权威的信任，且基于信度的考虑，测量量表共有六个，即“对下列团体或机构（法院、警察、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请表明你的态度”，这六个量表的克隆巴赫α 系数为0.850，选项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按顺序从1 到4 赋值。通过对不同团体或机构的信任程度进行算术平均，从而得出政府信任值。

自变量是媒体使用，在本研究中主要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使用的频次。研究者将采用问卷中的“请问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时政类新闻和评论？频率如何？”问题来加以测量。基于以往的研究，传统媒体主要包括的选项有“购买报纸阅读时政新闻”“观看各地方电视台的时政新闻节目”以及“阅读专业杂志的时政、社会问题报道和分析（如《南风窗》等）”，其克隆巴赫α 系数为0.719；新媒体主要包括的选项有“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的时政新闻”“twitter、facebook、BBC、多维等信息或外媒渠道”“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时政分析报道（含微博及微信公众号）”“天涯社区、凯迪社区、铁血社区等专业论坛或网站的时政帖子”“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新闻聚合客户端的时政新闻”“新浪微博、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荔枝电台等自媒体平台新闻”以及“政务类门户网站、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发的新闻（如中纪委网站）”，其克隆巴赫α 系数为0.746。这些测量选项的回答均为“几乎不使用=1、不常使用=2、经常使用=3、几乎每天都使用=4”，对不同媒体的使用程度进行算术平均，得出传媒媒体使用和新媒体使用两个变量的取值。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居住地等变量。其中，性别（男=1）、政治面貌（党员=1）和居住地（农村=1）均为虚拟变量。年龄分为18-24 岁、25-34 岁、35-44 岁、45-54 岁和55 岁及以上，家庭年收入分为2 万及以下、2.1-3.9 万、4-5.9 万、6-9.9 万、10-19.9 万、20-39.9 万和40 万及以上。在纳入模型时，分别对年龄和家庭年收入取中位数处理，分别赋值为“18-24 岁=21；25-34 岁=29.5；35-44 岁=39.5；45-54 岁=49.5；55 岁及以上=55”；“2 万及以下=1 万；2.1-3.9 万=3 万；4-5.9 万=4.95 万；6-9.9 万=7.95 万；10-19.9 万=14.95 万；20-39.9 万=29.95 万；40 万 及 以 上=40 万”。教育程度按照受教育年限处理，初中及以下=9，高中=12，本专科=16，硕博=21，成为定量变量。

五、研究结果

如表2 所示，在纳入自变量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后，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使用频次越高，政府信任的水平也越高，其标准化回归系数β 分别为0.198，0.076（P＜0.001；P＜0.01），即网民的传统媒体使用越多，其政府信任水平越高；网民的新媒体使用越多，其政府信任水平也越高。传统媒体使用和新媒体使用都可以正向作用于政府信任。该结论验证了假设1 成立，否认了假设2。另外，网民的传统媒体使用对政府信任的显著影响作用高于新媒体（β=0.198＞0.076），这表明了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媒体使用对于提升网民政府信任水平的效果上，依旧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在控制变量上，模型1 显示相较于女性，男性网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更低，其标准化回归系数β 为-0.077，P＜0.001；年龄、教育程度越高，其政府信任水平就越低，β 系数分别为-0.144和-0.117（P＜0.001；P＜0.001）；居住地、家庭年收入均对政府信任无显著影响；与政治面貌为非党员的网民相比，身为党员，其政府信任水平较高，其β 系数为0.111，P＜0.001。模型2 中的控制变量，除了居住地以外，其他控制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可参考模型1 的结论。在模型2 中，与城市地区的网民相比，来自农村地区的网民，其政府信任水平更高。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2017 年网络用户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自变量，人口学统计变量为控制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后得出：网民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使用程度越高，其政府信任的水平也越高，且传统媒体的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更强烈。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主要做出以下分析：

媒体是信息的来源，网民的信息获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与参与行为均通过媒体得以完成。在政治信息获取、正确政治知识积累、公平互动与表达、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媒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媒体使用能帮助网民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为网民的政治讨论与政治参与提供平台，也能为网民和政府提供相互沟通的桥梁。在网民的政治兴趣、政治讨论与政治参与和媒体的使用之间存在着良好的相互促进机制，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也孕育出了网民对政府的信任，该结论与“认知参与论”的观点相符，框架效应显著。网民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使用越多，其政府信任水平越能得到显著提高，其原因可能在于网民在现实生活中，与政府的直接接触较少，对政治信息与观点等的了解大都来自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媒体上传播的政治信息对于他们政治态度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进而影响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低。因此，国家应借助媒体传播积极、正面的政治图像，以此影响民众的政治认知，提高其政府信任水平。“媒体需要与党派、团体忠诚、完善的制度等其他影响政治参与的强大因素进行竞争，导致其更像是被裹挟在政治机器里的一部分并为后者服务。”［29］另外，传统媒体是党和政府重要的“喇叭”，它对主流、正面的政治信息的宣传与传播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对于传统媒体有着更加严厉的审核与控制，更加注重积极的政治宣传和引导，由此相对于新媒体的使用，传统媒体对大家形成正面的政治态度、提升政府信任水平上，发挥着更强的作用。最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新媒体生态发展加快，新媒体行业发展壮大。基于新媒体的新闻信息能更快、更广地传播的特点，官方主流媒体在媒体生态急剧变革的环境下，普遍依托互联网平台，通过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等加强时政新闻报道和正面政治信息的宣传和引导，因而网民对于新媒体使用程度的提高，也能显著提高其政府信任水平。

本研究针对媒体使用与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提出以下建议：政府应加强对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发挥媒体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应加强政治宣传和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切实回应大众关心的社会议题，增加信息的公开力和透明度；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积极寻求改变，充分考虑网民的媒体使用心理，切实贴合网民的媒体接触习惯，增强舆论引导的话语权；着力发挥新媒体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机制，以互联网为平台建立“政府—民众”政治沟通与互动的桥梁，让民众形成对政府正确的理解，进一步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