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友 高新月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贸易”。10 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 万亿元增长到45.5 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1.6%提升至39.8%。宏观层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将驱动全球化加速到来，提高各国贸易开放水平；微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将促使新业态产生和发展，数字平台、企业转型、办公程序的电子化为中国外贸企业带来全新机遇和挑战。

以Melitz 为代表于2003 年提出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表明，当企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才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后续学者在此基础上引入了融资约束、产品质量等因素，使其更加细化和完善。然而中国出口企业的表现却与该结论相反，李春顶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普遍低于内销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我国存在着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企业。

企业出口方式包括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加工贸易一直是我国贸易结构中一个重要部分。滞后的出口方式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是20 世纪末至21 世纪初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后遗症”。虽然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额占比有所下降，但仍占据我国出口贸易的很大比重，2021 年更是同比增长17.6%。加工贸易延续了粗放式增长模式，放纵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让我国许多出口企业成为国外企业的“代工厂”，这让我国既消耗着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又背负着“倾销”的恶名。此外，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给宏观经济带来诸多压力，同时加重了政府的负担，长此以往，不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提出外贸企业要寻求创新、加快转型与数字化赋能。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如何促进我国出口企业的贸易转型十分必要。

目前有关数字经济对企业的影响研究可以概况为三类：首先，数字经济对企业自身的影响。数字经济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矫正其非效率投资、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及其金融风险、并使其更加注重非股权投资。其次，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出口成本与效率方面，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带来了出口成本的降低和出口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产品服务创新能力，为我国外贸企业出口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发展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出口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贸易效率，从而提升我国中间品进出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跳出“低加成率陷阱”。最后，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使更多企业进入进出口市场，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规模，供给增大，产品价格便会降低，从而改善企业出口贸易梁架结构，提高企业的出口表现。此外，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出口升级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与出口质量。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有利影响，但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出口方式的选择？本文利用地区层级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出口方式。并且，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减少企业加工贸易。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填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数字经济在企业出口方式决策上影响的空白；其次，提出了一种新的促进企业贸易转型的方式，即发展数字经济；最后，本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影响企业出口方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分析框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变企业经营观念三方面促进企业贸易转型。首先，缓解了国际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对于我国出口企业而言，能够了解到更多更详尽的对方企业的信息，增加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可选范围，可以使用技术和各种信息来识别对方公司，从而降低逆向选择的可能性，还方便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宣传，扩大影响力同时对于市场动向的掌控程度也提升了，平台的实时监管也提高了交易双方的信心，提高了企业的商业信用。由于外贸收购很大程度上带有垄断的性质，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机会改变我国出口企业被限制于“微笑曲线”低位区的被动处境。其次，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这一作用突出表现在我国的中小企业上。企业选择出口时会面临更大的固定成本，而在我国，融资约束虽不会抑制出口贸易总量，但会导致异质性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而非一般贸易。因为一般贸易通常需要更大的流动性，故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从而影响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最后，从深层改变了我国出口企业的经营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把生产放在首位的政策使得企业“重生产率，轻科技”的理念根深蒂固，数字经济催生了企业管理层的互联网思维，刷新了其对商业模式的认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其管理层经营观念及战略思维的与时俱进息息相关，数字经济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观念的转变促使企业出口方式的变革。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般贸易出口模式。

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带动技术创新，拉动了生产力，提高企业生产率，使企业跳出生产率U 型曲线的“低加成率陷阱”区间，完成“质量升级”，实现盈利增加，企业数字投入增加将改善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状况，提高出口附加值率；另外，数字经济推动企业生产力发展，能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生产力提高使得企业以低价获得更高产出，减少重复性工作浪费的劳动力，改善生产投入配比，增加高技术含量的活动，从而减少低端劳动力聚集的加工贸易。以上表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是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一种机制，使得企业从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攀升和出口产品质量提高两方面减少加工贸易，即生产率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放大数字经济水平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来影响企业出口方式决策，使其更倾向于选择一般贸易。

三、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基本回归模型：

其中，标f、i、d、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地区、年份。被解释变量rate1fidt、rate2fidt是虚拟变量，表示f 企业在t 年贸易当时的选择。解释变量lndigdt为f 企业所在d 城市在t 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自然对数。controlf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ft）、企业年龄（ageft）、固定资产（fixassft）、融资约束（fincostrft）、政府补贴（subsidft）、企业规模（sizeft）、资产回报率（roaft）、杠杆率（levft）、赫芬达尔指数（hhift）、控股情况（hldsft）、各省份年生产总值（gdpft）。本文还引入了地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以减少潜在宏观经济因素对估计结果的扰动，εfidt为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rate1fidt、rate2fidt。本文包含两个被解释变量，rate1fidt、rate2fidt，均为虚拟变量。此变量为变化率，本文加入2010年企业海关数据，用以计算2011 年企业两种出口贸易方式的出口金额增长率，以此类推。将被解释变量分为两个是因为本文重点在于研究企业出口方式的转变，表现在其中一个被解释变量减少的同时另一个在增加，若将出口方式仅表示为一个变量则不能体现这种转变。

2.解释变量lndigdt。此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负责编制，包括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以及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涵盖了中国内地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简称“省”）、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地区、自治州、盟等，简称“城市”），以及近2800 个县域（县级市、旗、市辖区等，简称“县域”）。本文选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因为该指数已经有一套完整丰富的体系，且数据来源可靠详实。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11—2015 年，涉及企业数量5,326个，总样本观测值26630 个。文章主要涉及3 组数据库：第1组是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1998—2015 年中国工业企业包括地址、行业代码、控股情况等在内的基本信息以及每个财务年度工业总产值与各项财务指标值。第2 组是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统计了2000—2016 年我国进出口交易数据，涵盖了企业每年各项出口交易的金额、数量、出口方式等多项指标。第3 组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据库。本文首先将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库进行匹配，以上全部按年度统计，然后采用能详则详的地址选择原则，匹配了企业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库。综合以上3 种数据的年份区间，最终确定本文的样本年份区间在2011—2015 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第一组列（1）（2）证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rate1fidt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组列（3）（4）证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rate2fidt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结合第一、二组基准回归结果，初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企业的出口方式，前者的提高会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出口方式。这与本文的预测一致，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说1。

表1 基准估计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同时也证明研究假说1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水平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当期的企业贸易额增长率会受上一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为了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进行稳健性检验，这样也可以减少内生性对结果造成的影响，若回归结果仍然一致，则能再次验证本文结果的有效性。

表2 为采用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rate1fidt的系数显著为正，对rate2fidt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表明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企业一般贸易的贸易额增长率仍有正向影响，且该影响较当期数字经济水平更大，对于加工贸易的贸易额增长率仍有负向影响。由此可见本文研究结果较为稳定。

表2 稳健性分析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本部分将对两者关系做进一步研究，试图验证文章的研究假说2。首先，分析企业生产率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调节作用，试图说明企业生产率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选择一般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次,通过差异性分析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因企业所在地区、企业所有制类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化特征。差异化分析有助于帮助本文进一步了解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什么样类型的企业更容易进行贸易转型，并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方式的影响机制，即研究假说2。

（一）机制分析

本部分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生产率水平的交乘项作为调节变量，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出口选择一般出口方式的内在机制，为研究假说2 提供证据支持。

表3 给出了上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rate2fidt，lndigdt×TFPft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于rate1fidt并不显著。

上述结论能够验证生产率对于企业加工出口贸易的调节效应，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确会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来减少企业出口加工贸易，但不会对企业一般贸易水平产生影响。可能原因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带动生产率提高，减少加工贸易；另一方面，当大量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计划转向一般贸易时，由于核心技术缺乏，企业创新能力受限，很难立刻投入到一般贸易中，这也符合Melitz 模型中对于生产率和企业出口决策的观点，即当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才会进行出口贸易。总的来说，可以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使其降低了加工贸易的比例，将企业拉出“低附加值陷阱”，让中国企业跳出“生产率悖论”，当其生产率继续提高到一定水平，企业便可以进行一般贸易出口。

（二）基于企业控股情况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企业的控股情况会影响到企业受到的补贴、面对的政策等，本文按照一般划分准则，将企业划分为国内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三类，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国内企业相较于后两类样本数量过大，故又将国内企业再分为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并剔除掉其他控股企业样本。结果如表4，其中列（1）（2）（3）（4）为一般贸易组，列（5）（6）（7）（8）为加工贸易组。

表4 控股情况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本文发现一般贸易组中，不同控股情况的企业在面对出口方式决策时，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反应有所差别。对于国有企业，lndigdt 的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对于私人企业、合资、外资企业系数都显著为正，但数值上相差较大。对于国有企业，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国有企业收到的来自政府的补贴相对于其他三类企业更多，抵消了更多加工贸易带来的低利润，因此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反应程度并不大；其次，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基础水平较低，掌握的核心技术较少，或者其一般贸易的贸易额增长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最后，国企存在着人员庞大、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也是其生产力基础水平较低的原因。而对于私人企业与合资企业相差不大。三类企业系数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私人企业、合资、外资企业一直以来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相较于国有企业都更大，对于自身生产率、技术水平、信息化水平方面的提高更为关注，对于数字经济水平提高更敏感，反应程度更大。而外资企业的系数明显高于私人与合资企业，可能的原因是海外技术更先进，且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一般都拥有更强竞争力、更雄厚的资产，利用数字经济优化生产设备、提高生产率和自身产品技术的能力更强。

加工贸易组的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私人、合资、外资企业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私人和外资企业的系数分别通过了1%、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即对于私人、合资、外资企业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减少其加工贸易的贸易额增长率，而对于国有企业则不会。

这表明在加工贸易的选择上，国有企业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国企得到的政府补贴相对更多，冲减了加工贸易造成的低利润甚至亏损，据统计，2014 年有超60%的政府补贴流入了地方和中央的国有企业，而其他类型企业得到的补贴少，低利润的加工贸易带来的负面冲击更大，故面对数字经济发展时，企业都积极提高生产率、技术水平，力争减少加工贸易，再结合列（2）（3）（4），即企业更倾向于转向一般贸易；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国有企业，其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大，正如前文所述，融资约束会使得异质性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模式而非一般贸易，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一定程度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减少加工贸易，而国有企业本身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弱，不足以推动其减少加工贸易。而相对于私人和外资企业，当数字经济水平每提高1%，合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额增长率只降低0.4387%，可能是由于中外合资企业很多都从事大型机械产品生产，对于加工贸易有一定需求，因此波动幅度较小。结合第（1）（5）列发现，数字经济水平提高不会使得国有企业的一般贸易额增长率显著提高，也不会降低其加工贸易额的增长率，因此，要想推动我国企业贸易转型升级，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六、结论

本文以中国出口贸易的特征现状为基础，旨在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方式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现有经济理论和文献，得出结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时，会使企业更愿意选择一般出口方式而非加工出口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经过稳健性测试后，这一结论仍然有效。因此，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让我国逐步摆脱“世界工厂”的称号，追求掌握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影响企业出口方式的决策，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对于企业来说，选择一般贸易意味着能获取更大的利润，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提高科技水平，加快数字化转型，能够使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市场，提高活力；对于国企而言，加快国企改革进程是减少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推进企业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第二，对于政府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优化了资源的配置，因此政府应利用这一势头，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地方区域差距，打破区域壁垒，推动中国“内循环”战略的实施。加工贸易规模的减小，有助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定价权，提升地位。

本文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方式决策影响的具体机制较为复杂且尚未明确，也没有细致考察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当中部企业减少加工贸易出口和是否会转为内销、对于只有一般贸易或只有加工出口方式的企业的研究等问题尚未解决。这些未尽之处都是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