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祎茜

(普洱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1 引言

收入差距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研究重点。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方面，最早提出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是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在《保护主义与实际工资》(1941)中提到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会产生影响。

之后形成了较具代表性的三个观点。

第一，现代化假说。以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为核心代表，假说认为，投资增加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效应即使在短期内可能会暂时聚焦于某些领先行业或关键部门，但最终一定会传播到整个社会，实现收入分配的更均衡。

第二，依附假说。影响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关系格局，FDI不一定会缩小收入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第三，供求假说。FDI的流入和增加，会使劳动力收入增加，从而减少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影响更加明显。

实证研究方面，大多都是对上述理论的验证，但由于选取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研究模型和研究数据的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结论。

2 FDI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探索

2.1 不存在明显关系

Mah(2003)利用韩国时间序列数据回归分析发现，支持库兹涅茨假说的证据不足。开放比率的变化和FDI流入的变化对基尼系数的影响都不显著，全球化并未影响韩国收入分配。沈桂龙和宋方钊(2011)基于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量和人均值进行多模型检验，对比分析发现FDI不是城乡收入总差距变化的原因(但对于人均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FDI间的关系较为明显)。

也有学者针对FDI对收入差距的总量和人均值两方面影响进行探究，基本都认为FDI与收入差距的总量不存在明显关系，而对FDI与收入差距的人均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存在不同结论。沈桂龙和宋方钊(2011)基于对1978—2010年的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量和人均值进行多模型检验，包括单位根检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简单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VAR模型估计分析，多模型对比分析后发现，FDI不是城乡收入总差距变化的原因，两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联系，FDI对城乡收入差距总量间接的传导影响较小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是，对于人均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FDI间的关系较为明显，这部分内容在后文阐述。

2.2 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

Figini和Gorg(2011)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认为，FDI与工资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呈现出两种不同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存在非线性效应，工资不平等随着FDI流入存量的增加而增加，但这种效应随着FDI的进一步增加而减少，而在发达国家没有有力证据证明这种非线性效应。

3 FDI收入差距探索

3.1 FDI扩大了收入差距

Feenstra和Hanson(1997)建立了一个经验框架评估贸易和技术变化对生产和非生产工人工资的重要性。贸易的衡量标准是中间投入的对外外包，而技术变化的衡量标准是向计算机等高科技资本的转移。研究发现，外包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Basu和Guariglia(2007)通过二元经济增长模型预测在最合理情况下FDI与不平等呈正相关。

万广华、陆铭和陈钊(2005)利用包含贸易和FDI变量的收入决定函数，分析发现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会扩大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王海军和李愿宏(2010)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认为，FDI有可能加大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朱英明(2017)基于中国地区二元性特征理论，构建模型分析发现，FDI会进一步扩大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从而扩大收入差距。

3.2 FDI缩小了收入差距

刘渝琳等(2010)以FDI流入引起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不平衡增长为出发点，借鉴国外的理论模型并考虑中国二元经济体制的现实状况，分析得出FDI的引入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徐晓慧(2014)通过实证验证了FDI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缩小效应。麻臻颖(2018)参考赵莹(2003)建立一个简单的CES型生产函数，分析发现FDI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3.3 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

在结合相关因素来考量时，FDI对收入差距造成的影响存在诸多差异，相关因素包括经济体因素、FDI特征因素、传递因素、时间因素、门槛因素等。经济体因素主要是指FDI流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或经济格局特征，常见分类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FDI特征因素是强调FDI在要素需求方面和不同来源方面的异质性，如就业密集型FDI、资本密集型FDI等；传递因素是指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渠道或途径，包括就业影响、产业结构影响等；时间因素是将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进行对比；门槛因素是指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门槛值上下会显示不同结果。

3.3.1 经济体因素和FDI特征因素

Xiaolan Fu(2007)基于辛格假说论述，在中心-边缘型伙伴之间收入不平等背景下，决定收入差异的根本因素是中心和外围区域经济性质的不同。技术力量集中在中心且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不同。并基于1990—1998年中国16个内陆地区的一组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结构与人力资本不平等之间的相关系数，同时在对数线性面板数据模型中，检验了贸易与FDI、沿海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和更好的发展融资可能加剧中国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命题。结果表明，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中心-边缘经济关系以及沿海地区的贸易和FDI都是造成中国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辛格假说正是依附理论的典型代表。Eckhardt Bode 和Peter Nunnenkamp(2011)采用分配动态方法研究表明，FDI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FDI密度的定量测度，还取决于FDI的定性特征。集中于较富裕地区的就业密集型FDI有利于收入增长，而集中于较贫穷地区的资本密集型FDI则不利于收入增长。因此，FDI往往与美国各州之间较弱而非较强的收入趋同有关。

3.3.2 传递因素

周娟、张广胜(2009)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FDI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传导机制，包括产业结构、就业和贸易三个方面。后运用GMM方法实证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FDI增加会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但综合产业结构、就业和贸易三个传导机制下的FDI又会扩大收入差距。苏佳畅(2019)利用同样方法研究FDI对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表明，FDI通过扩大就业来缩小城乡差距。而FDI引发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剧了城乡收入分配不均等。具体到江苏省三大区域时，在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影响方向和机制也各有不同。郑新业等(2018)基于中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4—2014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评估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两个内在传递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3.3.3 时间因素

Dierk Herzer 和Peter Nunnenkamp(2013)对1980—2000年八个欧洲国家的样本进行了FDI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在不平衡面板回归中发现，FDI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呈明显的负效应，但短期似乎是正效应。还结合了经济体因素分析发现FDI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存在很大的跨国差异。

在进行长短期影响分析时，大多研究都能验证现代化假说中的“倒U”曲线理论。何枫和徐桂林(2009)通过实证验证了库兹涅茨基本模型中所提到的人均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仍然显著存在。沈桂龙和宋方钊(2012)研究发现，中短期内，人均FDI的变化对人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促进效应明显，而从长期看影响效应变小。

3.3.4 门槛因素

冉光和和鲁钊阳(2011)从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角度研究认为，FDI是否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取决于当地金融发展水平。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吸收 FDI数量也就更大，因此城乡收入差距较小，西部地区则相反。说明，FDI能否推动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并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首要因素在于流入地的金融发展水平。

李玉辉(2017)基于我国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的现实研究发现，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在门槛因素影响下是动态变化的，主要取决于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贸易开放度比与其增加速度比之间的大小关系。

周超等(2017)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FDI强度为门槛变量分析表明，FDI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具有门槛特征。变量跨过门槛值时，FDI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会呈现出下降趋势。

4 FDI缓解收入差距的路径

尽管对于FDI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存在不同观点，但都能基本达成一个共识：FDI对推动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基于此，仍然应当坚持扩大开放，积极吸引FDI，利用FDI缩小收入差距。只是在途径建议上根据其研究结论有所侧重有所差异，相关建议可总结为“取长补短”，即在FDI 的选择偏好前提下(所谓FDI的选择偏好，表现为偏向经济发达地区、偏向高技能劳动者、偏向第一产业等)。一方面“取长”，继续充分发挥FDI在现有偏好区域的经济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补短”，又分为政府规制、收入调整和人力资源开发、扩大经济开放度、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融入全球价值链等。现有建议以“补短”为主。

4.1 政府规制

张帆、郑京平(1999)认为，政府吸引外资的最佳方式，不是区别待遇，而是构建稳定规范的投资环境。郑新业等(2018)认为，政府应注重强化对劳工和环保标准的监管，才能更有利于规避收入分配可能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4.2 收入调整和人力资源开发

Xiaolan Fu(2007)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金融体系在各地区重新分配收益，增加政府投资，特别是在教育和研发方面，以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葛菲和代飞(2013)从税收角度强调通过推进税制改革对于调节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Aurora A. C. Teixeira和 Ana Sofia Loureiro(2019)认为，政府应采取适当的结合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和缓解获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结构性政策和适当的再分配政策。

4.3 扩大经济开放度

赵莹(2003)认为，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有利于中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缩小收入差距，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周超等(2017)也提出应进一步提升我国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经济开放度，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

4.4 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

刘渝琳等(2010)、冉光和和鲁钊阳(2011)、徐晓慧(2014)都从城乡差距角度提出政府应该把FDI引向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麻臻颖(2018)认为应将FDI引入我国资金不足的农业部门和新兴发展的第三产业，促进整体就业率提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5 融入全球价值链

朱英明(2017)提出将国内制造类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发挥出口导向型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改善地区二元性特征。

5 研究述评及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在内容上已趋于全面和多样。在两者关系认识层面，不仅关注有无线性关系问题，还关注单向影响和双向影响；在两者影响效应层面，从考察单向正效应或负效应，逐步向考察多角度效应差异和双向效应差异迈进。在研究对象选择上也越来越丰富，包括了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不同群体层面。

现有研究让人们深刻认识到FDI与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两者关系，首先，在不同收入差距测度标准之下可能产生不同结果，在同一收入差距测度标准之下同样如此；其次，与经济体因素、FDI特征因素、传递因素等多种因素相关，不同因素的结合可能产生不同结果；最后，两者的双向影响在长期表现更为明显。总体来说，现有研究对如何实现利用FDI推动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路径建议，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5.1 收入差距测度指标需进一步完善

目前对于收入差距的测度除了基尼系数、威尔逊系数等其实还有很多选择，比如洛伦茨(Lorenz)曲线、人口收入份额度量方法(收入不良指数、阿鲁瓦利亚指数等)、阿特金森指数、偏离值测度指标(偏离值法、奥希曼指标)等。并且，所有测度指标都存在一定局限，加之研究对象的情况差异以及不同时期差异，试图以一个精确数值来衡量收入差距具有较大局限性。因此，在研究中为了更加全面、客观、深入地衡量收入差距，可采用测度指标合理搭配，互相补充的方式加以完善。

5.2 研究数据宏观居多，微观较少

在差距对象的选择方面，更多研究倾向于国别、省别或州别以及地区差距，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比研究，再或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技能群体的对比研究，相比之下，关于行业、企业、家庭收入差距研究较少。行业、企业或家庭，虽然也会呈现一定的地域集中性，但分布相对均衡。因此，之后应加强更多此方面研究，将有助于从更多视角了解和合理利用FDI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5.3 关系研究重单向，轻双向

目前研究中仍把重点放在单向(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考察上。在继续扩大经济开放的大背景下，笔者不应忽视FDI与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化，尤其是收入差距对FDI的影响，关注长期双向效应，并关注效应的增长速度，才更有利于实现FDI引进与收入差距缩小的良性循环。

5.4 传递因素关注较单一

前文已提到，不同传递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而单一传递因素效应和综合传递因素效应也存在差异，对传递因素的挖掘和考量就显得十分重要，大多学者都关注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贸易等传递因素，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传递因素涉及较少。根据研究对象特性，关注和找寻关键传递因素，例如政府行为方面，除财政支出和教育研发投资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传递因素？又如，人力资本投资经常作为此类研究中的一个常规变量，但对人力资本投资质量和结构的评判标准以及优化措施关注较少，这些都应是FDI与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可以发展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