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云，南丽丽，李待军，王晓莉*，杨锡仓，黄钰芳，杨扶德**

（1.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肃 兰州730020；2.杨锡仓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甘肃 兰州730020；3.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730000）

党参作为常用大宗中药材，在中医临床处方实践中备受青睐，但在2018 年4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目录》）中并没有收载含有党参的方剂，就其原因皆因历代常将党参和人参混用之故。尽管如此，但《目录》中却收载含有人参的经典方剂26 首，这26首经典名方分别来源于6个朝代，16本医学典籍中，其中包括汉代方9首，唐代方3首，宋代方3首，金代方2 首，明代方4 首，清代方5 首（详见表1）。然而，现代学者在对上述经典名方的研究和实践中，对于党参和人参的选择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鉴于此，本文将在党参本草学系统考证的基础上，对经典名方中人参能否用党参替代的问题进行探讨性研究，以期为经典名方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表1 古代经典名方人参方目录Tab.1 Catalog of ancient famous ginseng prescriptions

表2 党参不同炮制方法Tab.2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of Codonopsis Radix

1 名称考证

关于“党参”之药名，据吴正中［1］考证，从历史上来看，明代以前历代本草中均无党参的文字记载和描述，党参药用最早收载于清朝张璐（石顽）的《本经逢原》和《张氏医通》二书，因当时党参并未有正式名称，只得以“上党人参”代替，其后在吴仪洛的《本草从新》、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等本草著作中均以党参之名予以收载。杨扶德等［2-4］在对党参进行本草考证后认为，党参之名始见于清代的《百草镜》，云：“党参，一名黄参，黄润者良，出山西潞安、太原……嫩而小枝者名上党参，老而大者名黄党参。”同时，还指出古代山西上党除生长上党人参（五加科人参）外，尚产党参，后上党人参绝迹，党参曾一度冒名顶替人参入药，世人皆称上党人参，直至清代《本草从新》问世，首次将人参和党参分列条目，党参才被后世本草典籍所收载。自此，党参便以党参之名正式入驻本草行列。由此，世人皆公认，党参首载于《本草从新》一书。

其后，严西亭等［5］在《得配本草》中将党参称为“上党参”；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详细记载了党参的不同种类、来源及产地，云：“翁有良辨误云：‘党参功用，可代人参，皮色黄，而横纹有类乎防风，故名防党。江南徽州等处呼为狮头参，因芦头大而圆凸也，古名上党人参。产于山西太行潞安州等处为胜，陕西者次之，味甚甜美，胜如枣肉’。近今有川党，盖陕西毗连。移种栽植，皮白味淡。类乎桔梗，无狮头，较山西者迥别，入药也殊劣，不可用”［6］。由此可见，不管是“防党”或“狮头参”，还是“上党人参”或“川党”，都指的是今之桔梗科党参。

随着党参野生资源的逐渐枯竭，使得家种党参得到了大力发展，逐渐占据了党参药材市场的主导地位，目前党参商品的主流品种几乎全部为栽培品。根据党参的来源和产地不同，尚有潞党、东党、台党、条党、晶党等商品名称。

2 基原考证

早在南北朝时期，梁代著名医学家陶弘景以《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为基础，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撰成《本草经集注》一书，该书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分类的方法，初步确立了综合性本草著作的编写模式，对人参的描述却前后矛盾，按陶氏所言：“今采者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而甘”，杨扶德等人认为此应为桔梗科党参药材的特征；但在对其植物形态进行描述时陶氏又云：“其草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这显然为五加科人参之特征。可见，陶氏所言人参地上部分与地下药用部分并非一物，很有可能，此时期已出现党参与人参混用的情况。

唐代《新修本草》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家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分别辑录了《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所载药物内容，对二书未载的新增药物均以“新附”或“谨案”的方式标注。该书针对《本草经集注》有关人参的描述以“谨案”方式载：“陶说人参，苗乃是荠苨，桔梗，不悟高丽赞也。”此处所言荠苨、桔梗，皆为桔梗科植物，与党参属同科植物，很有可能就是党参。由此可见，《新修本草》对陶氏关于人参的描述也提出了质疑，但值得肯定的是，此时期党参植物已然存在。宋承吉［7］在对《新修本草》深入研究后认为，党参在《新修本草》时代尚未入典，并结合人参的应用历史对党参未能入典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宋代苏颂［8］在其所著《本草图经》一书中对人参进行了详述，并附有不同产地人参药图（详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苏颂云：“江淮出一种土人参，叶如匙而小，与桔梗相似，苗长一、二尺，叶相对生，生五、六节，根亦如桔梗而柔，味极甘美，秋生紫花，又带青色。春秋采根，不入药，本处人或用之。”由此看来，此处所言土人参之形态描述应为桔梗科植物党参的特征，鉴于该书并没有相应的土人参插图，所以也只能根据书中描述进行推测，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参并没有得到宋代官方的认可，更没有被广泛应用，故仅在少数个别地区以供药用。祝之友［9］在对《神农本草经》药物解读时也认为此应是桔梗科植物党参的植物形态描述。

图1 《本草图经》人参插图Fig.1 Illustration of Ginseng in Herbal Medicine Atlas

鉴于党参与人参混用的情况，清代医家已清楚地认识到二者功用不尽相同，故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首次将党参与人参分列条目，将“党参”单列为药材名，谓：“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市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党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此处所言“防党”即今之桔梗科党参。至清代末期，吴其濬［10］在其编撰的《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指出：“党参今系蔓生，叶不对，节大如手指，野生者根有白汁，秋开花如沙参，花色青白，土人种之为利。俗以代人参，殊欠考檄”，并附有较为精确的党参插图（详见图2），为今后正确认识党参和考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图2 《植物名实图考》党参附图Fig.2 Codonopsis Radix pictures in Plant Name Map Test

民国时期，张山雷［11］在《本草正义》云：“考濒湖《纲目》引陶弘景说，已有上党来者，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则颇似今之党参。”在潞党参项下云：“党参之名，初不见于古书，仅于张氏之《逢源》、吴氏之《从新》及赵氏之《拾遗》见之。今则南北通行，凡医药中应用人参者，几于无不用此，则以价值尚廉，而功用堪信耳。惟市肆中亦有数种，以西党参为最佳。枝不必其巨，但以近芦处横纹缜密者为真；皮肉不必其白，但取其柔润不枯。生嚼之，甘味极浓而多脂膏、无渣滓者为上。其他称潞党者，尚有数种，皆远不逮也。”由此看来，张氏也认为党参很可能在陶弘景时代就已经存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以及植物分类学和生药学知识的缺乏，并未能将二者加以详细区分，而其所言西党参、潞党皆为今之桔梗科党参。

到了现代，《全国中草药汇编》［12］明确规定，党参来源于桔梗科党参属植物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Franch.）Nannf.］的根，并附有党参药图（详见图3），同时附注同属植物素花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Nannf.var.modesta（Nannf.）L.T.Shen］、川党参Codonopsis tangshenOliv.、绿花党参（又称高山党参、柴党）［Codonopsis nervosa（Chiff.）Nannf.］、直 立 党 参（Codonopsis clematideaClarke）、灰白叶党参（北路蛇头党）（C.canescensNannf.）、小花党参（C.micranthaChipp）、卵叶党参（C.ovataBenth.）和巨萼党参（C.macrocalyxDiels）等分别在不同地区也作党参入药。后《中华本草》［13］收载党参来源为桔梗科植物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Franch.）Nannf.］、素花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Nannf.var.modesta（Nannf.）L.T.Shen］、川党参 （Codonopsis tangshenOliv.）、管花党参（Codonopsis tubulosaKom.）、球花党参（Codonopsis subglobosaW.W.Smith）、灰毛党参（CodonopsiscanescensNannf.）的根，由《全国中草药汇编》所收载的单一基原增加至6 个基原，同时还附有各种不同基原的党参药图（详见图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作为中药依据的最高法典，在经历了历版更新后，现行2020年版（一部）［14］只收载了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Franch.）Nannf.］、素花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Nannf.var.modesta（Nannf.）L.T.Shen］或川党参（Codonopsis tangshenOliv.）三个基原作为党参药材的法定基原，至于上述其他基原党参品种皆收载于不同地区的地方标准中。

图3 《全国中草药汇编》党参附图Fig.3 Codonopsis Radix pictures in National Compil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图4 《中华本草》党参附图Fig.4 Codonopsis Radix pictures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在上述党参各基原品种中，《中国药典》所载党参主产于山西、甘肃、陕西、四川等省及东北各地，其中产于甘肃定西、渭源、陇西者称为“白条党”，为目前全国党参产量最大产区；素花党参又称为西党参，主产于甘肃文县、四川南坪、松潘等地，其中以甘肃文县产者品质最优；川党参主产于四川、重庆、湖北及陕西接壤地区，以重庆巫山产者质量最优。其他基原品种如管花党参主产于贵州、云南以及四川宜宾等地，商品名为白党或叙党；球花党参主要产自四川、贵州、湖南、湖北以及陕西等省区，别称天宁党参、巫山党参、单枝党参等；灰毛党参主要分布于青海、四川、西藏等地。此外，还有主产于新疆及西藏地区的新疆党参［Codonopsis clematidea（Schrenk） C.B.Cl.］；主产于于陕西秦岭山区、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及四川西北部等地区的秦岭党参（Codonopsis tsinlingensisPax et Hoffm.）等均属于地方习用品种［15-20］。各地习用品与药典正品党参药材在外观性状上大同小异（详见图5）［21］，均具有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之效，主要用于脾肺气虚，食少倦怠，咳嗽虚喘，气血不足，面色萎黄，心悸气短，津伤口渴，内热消渴等证。

图5 《中国中药材真伪鉴别图典》［21］党参药材附图Fig.5 Codonopsis Radix pictures in Atla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3 药用部位考证

关于党参的药用部位历代本草记载主要以根入药，如清代凌奂《本草害利》［22］谓：“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暴干，勿令见风”。后《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以及历版《中国药典》所收载党参药用部位均与此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因此，可以断定党参自古以来主要药用部位即为其干燥的根。

4 采收加工及炮制考证

关于党参的采收，传统认为以秋季9～10月采挖者质佳，除去地上部分及须根后，洗净泥土，按大小分档，分别用绳穿起，晒至半干，后用手或木板揉搓，使皮部和木部贴紧，然后再晒再搓，如此反复3～4 次，最后晒干。至于其加工炮制方法，历代本草记述则较为粗糙。在净制方面，古有“去梢”和“竹刀刮暴干，勿令见风”的记载；炮制方面，有“蜜炙”或“蜜拌蒸熟”以及“米炒”的记载［22-24］。现代党参药材的加工炮制方法，按《中国药典》规定包括净制及切制和炮制两大部分。党参净制及切制方法包括洗切和蒸切，一般均切制为厚片。此外，随着近年来中药鲜切片的流通与使用，部分省市也出台了党参鲜切片的炮制规范。对于党参饮片的片型规格，在众多地方炮制规范中，大多都遵照《中国药典》切制为厚片，仅个别地区除党参切厚片外，还可见党参切段的记载，如甘肃、宁夏、四川、广西、浙江等地区［25］。叶定江［26］等在比较党参段和党参厚片的煎出率后，认为党参入药的片型规格应以厚片（厚度0.3～0.5 cm）为宜，斜切片优于横切片。

党参饮片的炮制，自《中国药典》2010 年版增加饮片炮制项以来，至2020年版仅收载米制一种炮制方法，现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及部分地方标准［24-35］，汇总党参各种炮制方法及炮制品如下：

除上表所列党参不同炮制方法外，党参不同炮制品还可见于各地方中药炮制规范中，只是在炮制过程中对于所采用的火候与成品性状颜色方面的描述与上述不尽相同，但所采用的辅料皆为上述几种。然而不同的辅料炮制对党参功效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党参生品擅长益气生津，米炒后增强了党参和胃健脾的作用，蜜炙后增强了补中益气、润燥养阴的作用，酒炙后增强了养血的作用，同时还有益于党参的贮存，土炒后增强了健脾止泻的作用，麸炒后增强了补气健脾除胀的作用，拌蜜蒸后增强了补肺的作用，赤石脂炒后增强了补脾的作用［36-37］。在临床使用方面，应当根据具体症状和中医证型合理选择合适的炮制品规。

5 基于功效的党参替代人参说考证

关于党参的功用主要见于清代及清代以后的本草著作中，1695 年，张璐在《本经逢原》［38］中言：“虽无甘温峻补之功，却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参之性寒专泄肺气也。”1757 年，吴仪洛《本草从新》［39］曰：“甘平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中气微虚，用以调补，甚为平妥。”1761 年，严西亭《得配本草》［5］言党参“补养中气，调和脾胃”；1841年，叶天士《本草再新》［40］谓：“党参性道和平，用之调补甚良。”1843 年，岳昶《药性集要》谓：“能补脾肺，益气生津。”1920 年，张山雷《本草正义》［11］谓：“力能补脾养胃，润肺生津，健运中气，本与人参不甚相远。其尤可贵者，则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湿，润肺而不犯寒凉，养血而不偏滋腻，鼓舞清阳，振动中气，而无刚燥之弊。”正是在上述本草基础上，才奠定了党参的药用价值方向，即 “补脾益肺，生津止渴”，这与历版《中国药典》收录党参功效为“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党参替代人参说，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争议。1769 年，黄宫绣在《本草求真》［41］中论及党参与人参的关系时谓：“人参甘温乃属补肺益气之味，即山西太行新出党参（桔梗科党参）其性只（止）能清肺，并无补益，与久经封禁真正之党参（五加科人参）绝不相同……”。1840 年，姚澜在《本草分经》中对党参和人参初步比较后指出“若以之（此处指人参）代党参，较为轻清，非可代人参也”；又言党参“性味重浊，滞而不灵。只（止）可调理常病，若遇重症断难恃以为治”，后张秉成《本草便读》也沿袭了这一观点［42］。至1920年，张山雷在《本草正义》中详细论述党参的功效后提出“……故凡古今成方之所用人参，无不可以潞党参当之，即凡百证治之应用人参者，亦无不可以潞党投之。”这一观点显然是对党参的功效给予了高度评价。故近代不乏中医在临床使用人参方剂时，均以党参替代，殊不知二者功效相差甚远。对此，景定坤［43］通过对党参古今辨析及药效本草考证后认为，单纯从功效而言，党参补益作用与人参类似，却又逊于人参，但人参物以稀为贵，对于一般性气血不足之证，可用党参代之。但人参具大补元气之效，有补气固脱之力，并非党参可以比拟，即使临床加大党参剂量也难奏其效。因此，临床上凡遇元气大脱，气虚欲脱之危重证候，皆应用人参，此非党参所能代之。

6 经典名方中党参替代人参浅析

据王月等［44-46］对人参进行本草考证后认为，人参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味甘微寒，具有“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治。久服，轻身延年”的功效。随着历史的变迁，人参的性味、归经以及功效等均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至清代汪昂在《本草备要》中首次提出人参具有“大补元气”之效。此后医学典籍著作及历版《中国药典》均记载人参功效为“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

中医方剂学在药物组方配伍时历来讲究君臣佐使的原则，古往今来，历代医家都是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以方剂为中心的临床实践研究。周铭心［47］在对方剂君臣佐使药定义及其判别方法进行研究时指出，方剂作为中医临床实践的最终体现，君臣佐使的处方原则更是验证中医辨证论治疗效的内在依据。在国家公布的26首人参经典名方中，人参在不同的方剂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而发挥不同的功效。单纯从方剂学药物组方配伍规律的角度出发，人参被用作君药的方剂有保元汤、托里消毒散，主要发挥大补元气、复脉固脱之效；用作臣药的方剂有竹叶石膏汤、橘皮竹茹汤、麦门冬汤、小续命汤、开心散、三痹汤、升阳益胃汤、圣愈汤、固阴煎、丁香柿蒂散、完带汤、附子汤等，人参主要是协助相应的君药以增强君药补益气血、安神等功效；用作佐药的方剂有旋覆代赭汤、吴茱萸汤、半夏泻心汤、黄连汤、大建中汤、温脾汤、温经汤、清心莲子饮、养胃汤、二冬汤、枇杷清肺饮、清燥救肺汤等，人参主要是协助相应的君药和臣药以进一步加强君药和臣药的功效。依前述所言，党参与人参均有补益脾肺、养血生津的功效，对于一般性的气血虚证，党参可以替代人参，焦红军［48］在论述党参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时，从化学成分的角度对党参替代人参应用于一般性虚证也给出了一定的科学根据。因此，在充分权衡和考虑人参在全方中所发挥的功效以及用量后，旋覆代赭汤、吴茱萸汤等12 首人参被用作佐药的方剂可以用党参来替代方中人参；而对于人参用作臣药的方剂，一般情况下，为保证经方应有的疗效，原则上主张用人参，如果气虚证不明显，则可以考虑使用党参来代替，但需加大党参的剂量；而对于保元汤和托里消毒散，则只能使用人参，不能用党参来替代。

7 结论

综上所述，古代上党地区不仅有五加科人参，还同时存在桔梗科党参，二者因产地相同、功效类似而混用一时，至清代党参才以正名位本草之列，但其历史根源问题历来就是专家学者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话题。王淳［49］在对经典名方药味考证进行研究时指出，国家公布的100 首经典名方159 味中药中，人参的使用频次仅次于甘草，而人参等23 味中药的基原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年代的更迭发生了变化，这也从侧面证明历代本草虽然没有明确收载党参，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或者不被医家所应用。基于本文考证与分析情况，遵从尊古不泥古的原则，建议在使用26 首含有人参的经典名方时，应根据临床实际症状，同时结合方剂固有的功效与主治证型，合理选择党参与人参，以达到经方精准用药的目的，从而更好地推动经典名方的开发与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