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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传奇故事(三)

2023-10-20胡松涛

湘潮 2023年9期
关键词:实质革命农民

胡松涛

发动农民闹革命,共运史上第一人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他少年时在田间地头阅读,发现书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这件事让他纳闷了许久,他对同伴说:“我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发现革命中没有种地的农民,革命理论中也没有农民。在中共三大上,当人们争论到底和国民党是党外合作还是党内合作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录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发言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会议讨论的问题“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长期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被剥削、被压迫、被遗忘的群体,“满山遍野都是农民”,这是中国人数最为庞大的阶级,有数亿之众。可是,当时的国民党的精英、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没有看见中国的农民,不懂得农民是革命的最重要力量,更不要说依靠和领导农民,发挥农民的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那里面基本上没有农民的地位。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也没有人认为农民具有革命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发现了农民。发现农民,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

然而,毛泽东的“发现”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毛泽东关于农民的声音像是荒野中的一声呐喊,声音落处,无声无息,几乎没有引起一点回响。

1925年12月,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一个耀眼的观点是,指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最主要同盟军——农民。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一发现,毫无例外地被后来的革命进程证实了。美国人罗斯·特里尔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小小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他形容毛泽东为“在全中国点燃造反之火的农民组织者”。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认为,把农民划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队伍,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1926年9月,毛泽东主持编印的《农民问题丛刊》第一辑出版。他亲自写了一个序言,其中说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希望大批同志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與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起来。面对农民运动,有人拍手称快,说“好得很”,有人大摇其头,说“糟得很”。1927年3月,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文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描绘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全景,描画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革命现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农民斗争进行的正面总结。毛泽东大声疾呼:这是革命的农民运动,不是所谓的“过分”,更不是所谓的“痞子运动”;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革命成败,系于农民——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逻辑从这里开始了。

毛泽东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千百年来与政治无缘、做惯了“顺民”“臣民”的中国农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士。

毛泽东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把农村作为革命的主战场,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和斗地主,让中国农民实现了几千年来最大的梦——“土地梦”。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也抓住了关键之处。

中国共产党结合农民,掌握农民,才有了开天辟地的大力量。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句名言:“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说:“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提醒代表牢记农民。他说:“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重视农民,发挥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这是毛泽东的成功之处,也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处。有个统计能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李金铮的《中共革命的“乡土性格”刍议》一文指出,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计77人,其中来自城市者仅6人,来自农村者71人;从新中国成立后授予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来看,总计也是77人,其中来自城市者仅3人,来自农村者74人。

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一部伟大的农民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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