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旭 张 斌

（1.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作为项目开发的一种特殊类型，数字记忆项目开发是指开发以数字记忆为主题的数字人文项目，涵盖了数字记忆项目从初期构想规划、中期内容建设再到后期运营维护的方方面面。开发数字记忆项目基于多种目的，如构建数字记忆资源库支持人文研究、建设数字资源众包平台推进公众参与、开发数字技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设计数字记忆网站强化身份认同等。实际上，开发某一特定数字记忆项目并非是单一目的，而是多种目的的综合体。尤其是数智时代的推进，对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演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由最初简单的资源堆砌呈现，已发展成集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交流融合、文化知识传播、文化服务共享为一体的公共文化实践活动，成为人类历史文明积淀与延续的重要方式。

数字记忆项目开发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数字记忆项目实现自身价值的实践活动，回答了“如何构建数字记忆项目”这一现实问题。研究数字记忆项目的开发策略既是明晰数字人文项目建设类型与内容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记忆在数智环境下延伸与重构的主要形式，成为未来数字记忆理论与实践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向。

1 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发展概况

1.1 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现状

数字记忆项目的前身可追溯到20 世纪90 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MoW）。历经三十余载的发展，不仅实现了文化遗产在数智时代的记忆留存，同时在促进文化多样性、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等诸多方面发挥出极为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动下，世界各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尝试，涌现出一系列知名的数字记忆项目，如中国记忆、美国记忆、新加坡记忆、荷兰记忆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 年3 月，全球记忆网（Global Memory Net，GMNet）汇集了超过80 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 多个数字记忆项目［1］。GMNet 具有强大的检索与集合功能，可通过元数据字段实现北美洲、南美洲、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六大洲209 个国家和地区数字藏品的关联识别检索［2］。由此可见，数字记忆项目内嵌的功能价值为散落于全世界的记忆碎片汇聚成完整的记忆地图提供了可能，人类在追求记忆的永恒性与完整性的目标上又前进了一步。

总结而言，现阶段的数字记忆项目以政府或事业单位为主要开发主体，资源的来源以机构内部为主，辅以外部资源的生成共享，部分环节的技术外包成为常态，最终项目成果多以数字网站的形式加以呈现，部分附带有记忆资源库等衍生产品。此外，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实际开发过程中会遭遇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资金链断裂、资源关联不足、板块功能同质化等，部分数字记忆项目在建设初中期便“夭折”，由此体现出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特征。

1.2 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特点

鉴于世界范围涌现的数字记忆项目难以穷尽，笔者以知名度、完整度等作为项目选择的依据标准，梳理了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数字记忆项目（见表1）。在遍历其他相关数字记忆项目框架与内容，进行共性总结的基础上，发现数字记忆项目的开发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表1 国内外典型数字记忆项目①首都图书馆主持的“北京记忆”与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北京记忆”并无实质关系，二者是相互独立的项目个体。

（1）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主题层次鲜明，内容翔实。按照地域大小来划分，既有全球层面的数字记忆项目，也有国家记忆项目、城市记忆项目以及其他记忆项目（包括乡村记忆项目、高校记忆项目、重大突发事件记忆项目等）。各层次的数字记忆项目聚焦于专题化资源的组织与展示，且基于一定的逻辑体系与内在架构；而在内容上聚焦于某一具象性空间的塑造与延伸［3］，建构记忆之场成为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重要内容。

（2）国内外数字记忆项目的出现产生一定的时间差。国外在20 世纪90 年代初便出现了数字记忆项目，并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相较之下，国内数字记忆项目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2002 年以“青岛记忆”为代表的城市记忆工程逐渐在国内兴起，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国内的数字记忆项目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4］。十余年的时间差致使数字记忆项目在国内外的发展程度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特色迥异，各有千秋，为数字记忆项目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主体多元，协作性突出。既有全球组织、国家及地方政府，也有企事业单位，个人主导也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建设方式。其中，图书馆、档案馆等社会文化机构凭借天然的资源优势，成为数字记忆项目主要发起者。此外，社会各界的协作日渐紧密，包括单位机构内部合作、单位机构之间合作、单位机构与个人之间合作、个人与个人之间合作等方式，且国际间的跨国合作日益密切，多维度的合作方式为数字记忆项目框架与内容的完整呈现提供了必要条件。

（4）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知识为依托。数字记忆项目涉及信息资源的获取、组织、开发与利用等环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二级学科的理论知识在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各个环节中应用广泛，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现实案例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理论作用于实践的领域维度，同时为数字记忆作为信息资源管理新的学科增长点提供了机遇路径。

2 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现存问题

2.1 个人隐私泄露凸显

鉴于目前数字记忆项目的开发主体多为诸如GLAM 等社会文化记忆机构，这些机构的馆藏资源成为数字记忆项目建设的基本要素。实体资源数字化后被转移到开放的公共虚拟空间，近乎无门槛的获取成本造成信息泛滥，个人信息的暴露已成为互联网生态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数字记忆项目以互联网为平台支撑，相关个人私密性信息内容发布、获取具有开放性，因而不免涉及到个人隐私泄露的实际问题。以“安大记忆”项目为例，该项目以安徽大学建校90 周年为契机，将安徽大学档案馆的“老照片”馆藏资源数字化后在网络开放公共平台展示。其中“校友风采”栏目下设的“那年今日毕业时”板块，可通过“学院”“专业”“毕业年份”以及“学生类别”字段检索到安徽大学历届毕业生的个人照片与毕业照片［5］。该功能的本意是提供校友求学期间的回忆窗口，强化对于母校的归属认同，然而实际上在未经过校友的授权下，个人隐私泄露风险大大增加，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该数字记忆项目的可持续运营与发展产生了潜在的威胁。

2.2 资金来源供给不足

数字记忆项目并非是一种营利性的数字产品，它更多凸显出的是一种符号表征，是文化价值的彰显。近些年来，随着数字记忆项目的深入开展，无论是资源建设，还是技术外包，资金成为项目推进的首要条件。据“北京记忆”项目主持人冯惠玲教授介绍，因板块设计及专题内容的需要，项目组拟将新华社某组图片纳入其素材使用范围，以展现出更好的审美观感与视觉效果。然而在与新华社沟通的过程中发现，一张图片的版权需要上万元，这对项目组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经济负担，最终只有放弃了这组图片的应用。此外，全球知名的城市记忆项目“威尼斯时光机”，也曾因为资金链断裂造成项目出现间歇性的停滞［6］。由此可见，资金也同时成为数字记忆项目停滞或中止的主要风险要素之一。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事业单位主导已成为数字记忆项目建设的主要模式，实际上，这些组织机构所能提供的资金极其有限。为了保障数字记忆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与良性运作，积极寻求外部资金来源渠道已成为诸多数字记忆项目走出资金困局的无奈之举。

2.3 技术手段过度滥用

从资源的获取、组织、开发、利用，到元数据的设计、录入、管理，再到平台的搭建、填充、完善等，数字记忆项目将技术手段的实施放在了极为关键的位置。技术的应用为资源的加工利用、数据的计算建模、人员的培训教育等提供了便利之处，但以人文学者为代表的部分参与主体提出了技术过度滥用对于数字记忆项目带来的弊端。一方面，技术与记忆之间的思维方式存在本质差异。数字技术是一种自然科学思维［7］，与记忆的人文科学思维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自然科学思维更注重严密理性的推理逻辑，而人文学科思维侧重于个人感性的经验总结，因而数字记忆项目如若过多植入技术，将会导致人文精神的溃散与消解；另一方面，技术崇拜或将导致一系列法律风险的生成。数字记忆项目是对已有资源的再加工，在不经意间或将侵犯知识产权，产生主体间的法律纠纷。同时开放式的资源获取方式或将造成信息安全问题突出，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国家机密数据的泄露。尤其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泛滥的当下，如何实现技术的合理应用成为今后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亟需思考解决的重难点。

2.4 资源建设应用受限

在开放科学的背景影响下，开放数据作为开放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为推动科学研究进展、促进科学范式转型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面向数字人文、数字记忆的开放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主流趋势［8］，数字记忆项目也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形式之一。如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台州市档案馆合作开发的“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项目，基于“前站后库”的总体设计架构，实现了246GB 的“高迁古村数字资源库”搭建与呈现。但实际上，数字记忆项目在开放数据库的搭建与应用上受到多重局限，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数据资源建设上，虽然数字记忆项目的数据资源来源较为多元，但实际上难以实现与其他项目开放数据集的关联调用。另外，数据处理更新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某一瞬时的现实需要，即时的资源使用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二是在数据协同治理上，数字记忆项目具备宏观意义上的数据治理效能，实现了数据资产的有效管理［9］，但是在公共文化数据协同治理维度，鉴于协同路径的部分差异［10］，目前未能有效融入具体的协同治理框架中；三是在数据服务提供上，尽管数字记忆项目开放了不同程度的数据服务，用户的被动获取仍是数据服务的主要形式，且单一的数据集打包导出成为数据服务的主要内容，缺少多途径的数据消费接口调用以及异构数据的关联整合。

2.5 全民参与有待深化

公众的广泛参与不仅是数字记忆项目的独到之处，同时也创新了基于数字记忆项目的知识生产机制。但就现阶段的具体实践来看，公众参与也涌现出部分问题难以解决，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主体的局限性。鉴于个人年龄、教育以及生活环境的差异，项目的实际参与者与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知识分子成为数字记忆项目的主要受众，少年儿童、银发族等社会群体难以接触或完全融入数字记忆项目内容的建构当中；二是参与方式的单一性。众包、众筹是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对参与者的知识结构、经济基础等具有一定的要求，单一化的方式使得公众难以实现随时随地参与；三是参与动机的短暂性。新鲜感或出于功利性的学术研究需要等多为现阶段公众的主要参与动机，而数字记忆项目内部并未搭建起明确的参与激励机制，由此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以“北京记忆”项目为例，其内嵌的“我的北京记忆”众包平台最新的记忆资源贡献时间为2022 年7 月底，目前已处于阶段性停更的状态。由公众参与向全民参与的高阶转换，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要素的深度参与，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性工程。

2.6 营销推广成效不佳

一个项目的建成，往往伴随着知名度与访问度等现实问题。数字记忆项目最终成果往往随着关注度与访问量的减少，在未实现效益最大化之前，便走上了“没落”的道路。事实上，由于资金短缺以及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叠加影响，大量的数字记忆项目并未进行大范围的宣传推广，或宣介的效果不尽如人意，难以达到预期成效。如作为中国第一个政府主导的数字记忆项目，“广州记忆”于2019 年被全球文化和科学遗产数字化展示和保护（DiPP）项目收录，并于2022 年荣获“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卓越之星奖［11］。但在微信、新浪微博等多媒体平台上进行检索，在找寻该数字平台源地址无果的同时，甚至未发现关于该项目过多的新闻报道。“广州记忆”项目组目前已完成了老照片时光机、广府茶楼、广州北京路等特色板块建设，内容的不完整或许是该项目暂未开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可忽视的是，项目前期的宣传造势对于后期的推广应用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盘活”数字记忆项目的重要环节，只有通过广泛的宣传媒介，社会力量才得以充分调动，才能吸引到更多社会资源的融入，从而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运转。

3 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对策维度

3.1 政策维

3.1.1 出台顶层针对性指导方案

2022 年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将中华文化数据库、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文化机构数字化、数字化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文化产业数字化、文化数字化治理作为国家战略的八大重点任务［12］。同年8 月，《“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出台，《规划》指出：“实施数字化战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13］数字记忆项目是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的产物，通过搭建并不断完善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从而构建出较为完整的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文化机构数字化进程。此外，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也是文化产业数字化的时代趋势，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数据库，可以促进数字化文化消费，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为文化数字化治理提供了新的探索路径，依托数字记忆项目可实现文化数据要素市场标准化、规范化运作。对于数字记忆项目开发而言，《意见》与《规划》的出台为其战略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里程碑式的现实意义，未来可基于《意见》与《规划》的政策框架，在数字记忆项目开发标准化、数字记忆项目开发意见指导方面强化完善更具指导性、实操性的顶层设计方案。

3.1.2 加强中国特色化项目建设

数字记忆的概念提出相对较晚，但作为“舶来品”的数字记忆项目在国外已存在并发展了数十年之久。数字记忆项目实则是文化价值传承的载体，它具有较为系统化的内在框架与开放式的建构体系。世界各国在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同时，实现了文化软实力的全景化展示，深化了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数字记忆项目中国化将为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性输出提供了新机遇，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记忆项目逐渐在当下成为一种趋势。数字记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融碰撞，将引发“蝴蝶效应”，一系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数据库等数字产品涌向市场，面向公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数字服务。世界各国人民在体验到中国式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带来的独特观感与服务的同时，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实现文化自强。此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特色成为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争取到更多外部投资的关键亮点，彰显出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格局。未来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出发点，推出更多如“高迁记忆”“广州记忆”等历史记忆平台，打造更多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等数字记忆资源库，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更多“中国魅力”，发出更强“中国声音”。

3.1.3 深化公共性文化服务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数字化赋能公共文化服务是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已成为数字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部分，充分彰显了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等特点，是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字记忆项目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打开移动设备联通网络，即可享受到数字记忆项目带来的独特公共文化服务。为此，数字记忆项目开发要深化公共文化服务导向，不断创新服务提供的方式与内容，加强公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使得普惠性的数字记忆项目拥有更广的受众。从思维层而言，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应进一步转变服务供给思维，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主动为积极主动，变低质量主动为高质量主动，将高质量主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作为主攻方向；从内容层而言，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应探寻迎合公众需求的服务内容，推出更多兼有人文内涵又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从场景层而言，不断拓宽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应用场景，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内在壁垒，充分发挥线上线下的服务联动效应。综上，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应积极响应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向大众输出更多生动易取的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3.1.4 完善信息化法律监管体系

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带来法律问题渐趋凸显，主要体现在数据要素的知识产权、信息伦理的规范制约等方面。为此，及时制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信息化法律监管体系框架，是包括数字记忆项目在内数字产品的迫切需求。一是破解数据要素市场的供给与需求错配格局。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以高质量、关联化的数据作为其主要支撑要素，但数据要素产权不清等问题，导致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也面临“数据分散难以获取”的尴尬境地，因此明确数据要素的所有权、数据生产者的权责等问题刻不容缓；二是制定数据开放的标准体系与规范要求。数字记忆项目提供的开放数据获取服务，易引发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泄露等诸多问题，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数据开放法、数据利用法等法律法规，与政策进行积极衔接，构成政策与法律相互支撑的制度保障体系［14］；三是摆脱信息伦理带来的现实困境。鉴于部分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中技术的应用与数据的敏感性，信息安全的直接与间接隐患增多，弥补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中技术应用主体的道德缺位，规避数据资源的信息化风险成为未来完善信息化法律监管体系的重要方向。总体而言，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带来的信息化法律监管问题不可忽视，填补法规政策在数字记忆项目开发领域的空白是现阶段规避项目风险、净化要素市场的当务之急。

3.2 资源维

3.2.1 资源获取：拓展资源渠道，确保实时更新

保证数字记忆项目良性运作的基础条件是确保资源的定时更新。纵观既有的数字记忆项目，部分数字记忆项目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在于数据并未实现及时更新，固化的内容导致项目吸引力锐减，由此造成“新鲜出炉”的数字记忆项目“无人问津”的情况比比皆是。一方面，拓宽既有的内部资源获取渠道，将静态的资源“活化”起来，通过用户与资源、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建立资源再生机制，以资源的循环生产带动数字记忆项目的用户活跃度；另一方面，除了固定化的内部渠道外，数字记忆项目应积极寻求其他外部渠道，与其他单位进行深度合作，捕捉与内容主题相关的资源“为我所用”。在拓展内外渠道的综合作用下，数字记忆项目开发拥有充足且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撑，从而保证数据内容的“新鲜度”，维持数字记忆项目的热度不减反增。

3.2.2 资源组织：制定标准体系，优化叙事结构

资源的异构化既是数字记忆项目的特色，同时也是数字记忆项目资源组织的难点。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并未形成详细的资源组织标准体系，由此造成数字记忆项目间分散独立，资源并未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以城市记忆项目为例，城市数字记忆项目间实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特定数据资源间可以互联共通，在全球维度实现资源的可操作性与交互性，从而将各个城市记忆项目拼接成全球性的城市记忆网络，展示人类生存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未来趋向。此外，数字叙事已成为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方法论基础，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资源是叙事结构的底层要素，同时是塑造叙事主体、发现叙事主题、创新叙事策略、挖掘叙事价值的重要参考条件。为此，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在资源组织上应更加注重叙事的维度与结构，将多维叙事嵌入完整的结构框架，发挥资源组织价值的最大化。

3.2.3 资源开发：做好项目规划，主体通力协作

资源开发是数字记忆项目产生社会价值的重要环节，在资源开发的初期，需要做好项目规划工作，设定预期想要达到的目标与效果，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同效应。首先，对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资源需求进行广泛调研。各主体应基于自身的资源现状出发，精准化定位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实际资源需求；其次，分析收集到的资源需求，制定详细的资源使用方案。明确各主体间已有的可用资源，寻求资源间共同的内在关联，探析关联资源的潜在价值与实际用途，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资源优势，进一步强化“叠加效应”；最后，在资源开发方案实施过程中深化主体间的协同作用，资源开发方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不断修正完善的，主体在紧密沟通的基础上优化沟通协作的形式与内容，如此循环往复才可实现数字记忆项目的长期发展。

3.2.4 资源利用：推动开放获取，加速知识创新

高效率的资源利用是贯穿于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目标之一，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应明确问题导向，加大资源开放获取的广度与深度。在广度上，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应允许更加多元的主题表现出来，不仅提供资源的检索、查询、获取等同质化服务，更应推出更加多元的特色化服务；在深度上，数据集的开放获取是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基本服务形式，元数据、基于数据集产生的原生数据、用户交互数据等应同样开放给用户利用。与此同时，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完美地复刻了DIKW 模型［15］，即数据构成了数字记忆项目的基本内容，数据的组合向公众传递出更多的文化信息，文化信息在经过公众的加工后反馈为知识，知识的不断加速更迭内化为智慧。在资源利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促成了知识的加速传播，并形成特殊的知识创新机制。

3.3 技术维

3.3.1 平衡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内在冲突

日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议。ChatGPT 作为一种大语言算法模型，在学习理解人类语言的基础上，可实现与人类无缝衔接式的对话，具有强大的信息整合与对话能力。利用ChatGPT，可以完成代码的编程、技术方案的撰写以及其他各类日常生产与生活问题，而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相关问题对于ChatGPT 而言或许更是“小菜一碟”。ChatGPT 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具备人类的感情色彩，以交互对话的方式并不能完整传达出解决问题的确切想法［16］。利用ChatGPT 等人工智能手段解决数字记忆项目开发领域实际问题，并不能实现数字记忆项目在价值观上的传递，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因此，在开发数字记忆项目的同时，应以“人文精神”为出发点与落脚点，避免被工具驱使主导，将工具理性与人文内涵相结合，规避化解二者之间的内在冲突，实现二者的同频共振。一方面，在享受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明确工具的辅助地位，避免工具的“越俎代庖”；另一方面，注重人文精神的涵养培育，依托工具的辅助作用，实现人文价值广泛化传播。

3.3.2 探求技术更新与记忆留存的外在机遇

自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以来，技术带来的生产力飞速提升与生活的极大便利成为人类追寻更高层级技术的实在动因。与此同时，如何将记忆资源以更加完整化、交互性的方式永久留存并向公众呈现，是现阶段数字记忆项目开发亟需思考的重要议题。技术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记忆的寿命，延展了记忆的形态，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实现了数字记忆形态多元化呈现。事实上，与人类的记忆类似，数字记忆同样也是脆弱的，它依赖于硬盘等外部存储介质，当物理存储介质因某些原因损坏，未加备份的数字记忆也难以恢复。高频率的科学技术更迭为数字记忆项目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何实现数字记忆的完整备份、如何使数字记忆完全脱离于物理介质的束缚、如何将数字记忆以更加灵动智能的方式进行呈现等，是未来技术发展需要重点考虑的记忆留存问题。

3.4 保障维

3.4.1 搭建全球性数字记忆项目库

数字记忆项目不应该作为一个个客观实体独立存在，鉴于项目之间内在逻辑的相似性与外在特征的异质性，数字记忆项目应被汇集于某一特定空间，从而便于更好地探究项目之间的建设机制与潜在机理。为此，搭建全球性的数字记忆项目库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方面，全球性的数字记忆项目数据库将为公众的项目检索查询提供便利，而项目的聚合也更易于发现数字记忆项目的共通之处，总结全球或区域性数字记忆项目的建设规律；另一方面，全球性数字记忆项目为新生项目的初始建设与既有项目的迭代更新提供经验支撑。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新项目需要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旧项目也需要在既有的功能板块上进行扩充完善。此外，全球性数字记忆项目库可视为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搭建过程本身即是数字记忆项目的建设过程，可作为今后其它类型数字记忆项目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3.4.2 构建数字记忆服务联盟网络

服务是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附带属性，同时成为今后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主攻方向之一。不同类型的数字记忆项目提供的服务各有特色，如“吴宝康学术名人知识库”侧重于学术名人记忆资源的知识服务、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皇后记忆”偏向于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文化服务等。构建数字记忆服务联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塑造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成员之间基于“服务社会大众，推动人类文明繁荣与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与内核精神聚合在一起，由此构成数字记忆服务联盟网络，互联共通的网络节点为满足不同单位数字人文服务需求提供了便利；二是推进资源的共建共治共享。数字记忆服务联盟打破了合作单位之间的边界，将数字记忆项目异构资源进行二次组织后，以标准化的格式加以提供。同时通过某种共同协议的达成，可轻易实现资源的调用，从而推动了资源的共建共治共享；三是促成数字记忆共同体建设。数字记忆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共同体，随着数字记忆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数字记忆服务联盟或将成为数字记忆共同体的一个发展方向，将基于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上一个新高度。

3.4.3 完善数字记忆人才储备机制

数字记忆项目是典型的跨学科领域，依靠单一学科背景并不能保证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完整性，同时难以凸显不同主题项目的特殊性。就目前来看，除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专业硕士研究生将“数字记忆”纳入其培养方向外，全球范围内并未出现专门的数字记忆专业，完善数字记忆人才储备机制将为数字记忆项目提供坚实的“智囊团”。为此，培养数字记忆专才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适时建立数字记忆专业。作为一个全新领域，数字记忆在理论领域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并涌现出以“数字记忆项目”为代表的实践成果。随着数字记忆的纵深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可以将数字记忆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建设，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复合型数字记忆专才；二是在其他专业领域开设数字记忆研究方向。数字记忆涉及到计算机技术与科学、信息资源管理、新闻传播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范畴知识，在学科门类下将“数字记忆”作为其研究方向之一，不仅能为其他学科提供新的研究增长点，同时可实现数字记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进一步突破创新；三是基于实践培养数字记忆人才。GLAM 等文化记忆机构是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主体，图书馆员、档案馆员在参与项目开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化成数字记忆项目的主力建设者［17］，作为数字记忆人才储备军而存在。

3.4.4 强化宣传营销双重叠加效应

无论是公益性还是营利性产品，宣传营销对于产品的品牌化与知名度的打造至关重要，数字记忆项目同样如此。数字记忆项目的宣传推广贯穿于项目建设全周期：在前期，为寻求更多的合作单位以及相关社会资源，数字记忆项目亟需宣传造势；在中期，为争取到更多的外部资金投入，数字记忆项目需尽力宣传自身的优势特点博取外界关注；在后期，项目宣介是将完整的项目成果展示给用户的必要手段，利于保持数字记忆项目的活跃度。在营销策略层面，数字记忆项目应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与受众群体，选择不同的营销方式。相较于传统以产品为导向的4Ps 营销模式，数字记忆项目更加适合以用户为导向的4Cs 营销模式，即满足用户（Customer）的需求、降低项目的成本（Cost）、用户便利（Convenience）的最大化和及时有效的多向沟通（Communication）。数字记忆项目开发需要了解公众的实际需求，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提供针对化的产品与服务；项目应在尽可能保证质量的基础上降低建设成本，同时包括用户获取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与体力成本等；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应注重为用户提供最大的使用便利，避免要求过高的使用条件与过于繁杂的使用流程；与此同时，在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的全流程中，积极的沟通反馈将为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及时的优化调整提供明确方向。营销是宣传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宣传营销双重效应叠加的基础上，数字记忆项目开发将会取得非同凡响的社会效益。

4 结语

数字记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赋予了无形的记忆以独特的“形状”。数字记忆项目是“记忆之场”作用于数字时代的产物，作为记忆的一种特殊形态，它身披“七色外衣”，却腹有满满的“文化内涵”。当数字记忆项目以不同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作为身处于数字时代的数字原住民，敞开双臂接纳并融入已成大势所趋。正因如此，将数字记忆项目开发相关问题纳入重点关注领域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将数字记忆项目开发流程化、规划化、标准化，规避项目开发过程中涌现的各式问题，将项目开发风险降到最低，是未来学业界需要长期思考与解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