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文婷 游 洁 张格菱 李 芳 刘 岭 陈 佳△

【提 要】 目的 研究应对方式与睡眠质量在生活事件与大学生心理健康间的作用,为大学有关部门采取合理的干预和疏导方式提供科学依据,以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方法 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法对373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查,采用SPSS 26.0与Process v3.3(by Andrew F. Hayes)进行统计分析,对施测对象的生活事件影响程度、应对方式、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差异性检验,并对生活事件影响心理健康的路径进行分析。结果 负性生活事件对女性大学生的影响程度高于男性,男性大学生整体睡眠质量优于女性(P<0.05);不同年级、不同学员类别的大学生在受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程度和心理健康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且存在链式中介效应。结论 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学校应注重学生积极应对生活事件的正念思想引导,通过加强体育文化建设等措施改善学生睡眠质量,并构建完善的学生心理疏导中心。

心理健康是指心理的各个方面及活动过程处于一种良好或正常的状态,是一种持续且积极发展的心理状态,在此状态下,机体能对环境做出良好的适应,并且能充分发挥其身心潜能。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是发展人才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文明校园的重要内容[1]。

现有研究发现,遭遇负性生活事件越多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2]。而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意指个体在压力环境下做出的认知评价,以及在认知评价后为平衡身心健康所采取的应对措施[3]。大学生在应对负性事件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时,需及时以合适的应对方式进行调整,若生活事件应对不当或失败会对大学生心理产生消极影响[4]。同时,应对方式作为个体所特有的惯性行为[5],会使个体在面对不同生活情境,经历不同生活事件时,心理生理均产生一定变化,由于认知方面的差异,个体不同应对方式的选择将对睡眠质量造成影响[6]。睡眠质量差易使个体处于焦虑、抑郁及烦躁状态,进而出现情绪障碍等心理问题,揭示了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的密切相关性[7]。

国内外研究均显示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有关其内在机制的研究体系尚未完善。本研究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2,8-11],进一步揭示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在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过程中的作用,期望对研究体系做出一定完善,帮助研究者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和疏导措施,促使大学生用更积极的应对倾向处理不可避免的负性生活事件,改善睡眠质量,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某两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于2022年4月使用问卷星程序线上收集问卷379份,问卷采集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级、人员类别和生源地,主要关注调查对象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一般健康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4个量表的得分情况。回收379份问卷中,剔除回答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后,整理得到问卷373份,有效率为98.42%。

2.调查工具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量表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处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其他条目共6个可能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性生活事件因子。累计各事件评分为总应激量,得分越高,该负性事件对问卷对象影响越大,压力感越强。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0,信效度良好。

(2)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20):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包括自我肯定、抑郁和焦虑共3个因子。GHQ-20量表总分由自我肯定因子反向计分后与忧郁和焦虑因子得分加和所得。总分越高,表示问卷对象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6,信效度良好。

(3)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包含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两个维度。依据戴晓阳提出计算个体应对方式倾向性公式[12],应对倾向等于消极应对维度标准分与积极应对维度标准分之差,得分为正表示对象偏向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为负表示对象偏向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本研究中2个维度和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3、0.766和0.860,信效度良好。

(4)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表包括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时间、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7个因子。PSQI得分越高,代表睡眠质量越差,得分7分作为成人睡眠质量问题的参考界值,总分>7分时表示存在睡眠障碍。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1,信效度良好。

3.统计学方法

结 果

1.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分布

按照性别分组,男生187名(50.13%),女生186名(49.87%);按照年级分组,共5组,其中大一33名(8.85%),大二198名(53.08%),大三58名(15.55%),大四43名(11.53%),大五及研究生(研一至研三)41名(10.99%);按照学员类别分组,共3组,军队院校有军籍学员93名(24.93%),军队院校无军籍地方生99名(26.54%),非军队院校大学生181名(48.53%);按照生源地分组,共3组,其中城市生源120名(32.17%),城镇生源114名(30.56%),农村生源139名(37.27%)。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有变量均来自大学生匿名线上问卷填写,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13],结果显示,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为18.72%,表明研究不存在显著共同方法偏差。

3.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

4.各量表的差异性分析

分别以性别、年级、学员类别和生源地作为自变量,以负性生活事件、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以应对倾向作为因变量,进行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负性生活事件、应对倾向、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的各因素差异统计

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量表与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得分存在显著性别差异(P<0.05),本研究中负性生活事件对女性的影响程度高于男性,男性整体睡眠质量优于女性。各年级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和心理健康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0.05),相邻年级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示,本研究中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四学生的影响程度大于大三学生,大四学生较大三学生有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

不同学员类别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和心理健康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0.05),两两比较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对军队院校无军籍地方生和非军队院校大学生的影响程度大于有军籍学员,无军籍地方生和非军队院校大学生较有军籍学员有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城市、城镇和农村三个组别在负性生活事件、应对倾向、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的得分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5.应对方式与睡眠质量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基于抽样分布为非正态分布的bootstrap抽样法,抽取373个样本来估计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以性别、年级、学员类别和生源地为控制变量,分析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结果说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倾向、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两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β=0.342,P<0.05)和心理健康(β=0.298,P<0.05),负向预测应对倾向(β=-0.254,P<0.05)。应对倾向显著负向预测睡眠质量(β=-0.159,P<0.05)和心理健康(β=-0.282,P<0.05)。睡眠质量可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心理健康(β=0.294,P<0.05)。如表3所示。

表3 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多重中介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

采用bootstrap法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从中可知: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84,效应占比38.17%。应对倾向(效应值:0.072,效应占比:14.85%),睡眠质量(效应值:0.101,效应占比:20.87%)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各自的中介效应作用显著,同时,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效应值:0.012,效应占比:2.45%)。结果如表4所示。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作用于心理健康的具体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应对倾向、睡眠质量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间的

表4 应对倾向和睡眠质量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问题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对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对比中介效应分析可知:应对倾向和睡眠质量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各自的中介效应大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睡眠质量→心理健康”链式中介效应作用,应对倾向与睡眠质量在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受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程度、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在性别、学员类别等分类变量上存在差异。在性别方面,负性生活事件对女性大学生的影响程度大于男性,该结果可能与反刍思维的性别差异有关。反刍思维是一种个体经历负性事件之后,对事件、自身消极情绪状态及其可能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反复、被动思考的认知现象。研究表明,女性反刍思维的倾向高于男性[14],导致女性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更易考虑到事件中的不利方面,进而对新的困难产生更严重的焦虑情绪,并且难以释怀。长期带有消极的情绪,也将影响睡眠质量,这可能是本研究中女性的睡眠时间和效率显著低于男性的原因。大学生所处年级方面,大四学生处于人生阶段的重要节点,面临毕业论文、工作求职以及考研升学等多重压力,生活节奏加快,精神负荷较重,相比较低年级大学生,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更大,心理健康水平更低。学员类别方面,军队院校有军籍学员由于日常较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严格的部队管理制度等原因,培养了相对较强的适应能力与抗压能力。此外,本研究中调研的军队院校设置了较完善的心理中心,可以提供相应心理支持,学员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与产生心理问题的可能性降低。

通过相关性分析,大学生的应对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睡眠质量、心理健康之间均呈现负相关,负性生活事件、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两两之间均呈现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可知,生活事件的负性影响可直接降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存在“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睡眠质量→心理健康”链式中介效应。当大学生经受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时,由于经验缺乏、人格不完全成熟等原因,易采取规避风险、转嫁责任、被动接受等消极应对方式,以期渡过难关。消极应对往往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负性生活事件的非妥善处理仍对大学生的生活与精神施压,使其睡眠质量下降,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造成不良影响。

为保障大学生心理健康,基于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中存在的多重中介效应,提出以下建议:

睡眠质量对个体的心理健康起积极的影响作用,学校可通过提供充足的运动场地与健身设施、定期举办趣味运动比赛等方式提高学生运动积极性;在宿舍楼、图书馆等区域开设改善睡眠专题宣传栏,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睡眠习惯。消极情绪的运动宣泄方式与规律的生活作息,有助于大学生睡眠质量和睡眠效率的提高。

本研究中大四毕业生心理健康水平比低年级学生更低的现象,提示应加强对毕业生的心理健康关注与外部支持:理解毕业生面临完成学业、实习求职、升学深造等多重挑战的压力与迷茫,及时进行毕业生心理健康的疏导与干预;合理规划毕业生的学习进度与教学安排,通过开设职业规划、升学指导等课程,为毕业生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信息支持。

寝室是大学生主要的学习和生活场所之一,营造健康和谐的寝室文化对于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的减少、睡眠质量的提升均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学生个体和学校管理共同联动:可积极组织以寝室为单位开展的集体活动,增强寝室成员间的友好互动与合作意识;鼓励学生主动解决寝室内部矛盾的同时,加强辅导员与寝室长素质培训,及时发现并有效化解矛盾,并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思想指导与心理辅导。

营造维护促进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的良好校园氛围,建议院校完善校内心理中心建设:正确认识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相关讲座,宣讲心理学知识,提供拒绝完美主义、给予理性情绪疗法等纠正反刍思维的对应方法,引导学生以直面挑战、适时求助、主动解决等积极应对方式处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负性生活事件,训练面对压力与负面情绪的正向思维;坚持“不歧视、不恐惧、不泄密”的原则,提高学生对校园心理咨询的信任度与安全感,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适宜且及时的心理支持和心理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