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亭 张珮玉

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断言世界正在变平，齐格蒙特·鲍曼则认为当代社会正在变成所谓“流动的时代”。在全球化语境下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人口流动不断加速。国际人口迁徙日益频繁，国家内部不同族群的人口流动与日俱增，不同群体在交往过程中的文化适应问题日益凸显。文化适应研究起源于人类学，发展于社会学、心理学，并在传播学领域得以持续讨论。作为“集大成者”，美籍韩裔学者金洋咏的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尤为值得关注。金洋咏现为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诺曼分校传播系教授，国际传播协会院士和“最高学者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已经出版了《跨文化适应理论》《与陌生人交流》等12部跨文化著作，发表论文100余篇。但目前国内学者对其理论的关注主要局限于简要评介或片段引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界限愈加模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国际影响力发生极大提升，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的人员流动愈加普遍。在此现实情况下，中国必然面临着异质文化间的适应问题。如何增强国际文化交流能力，是全球化趋势下我们需要积极思考的问题。当前，我国缺少一个全面统一的跨文化适应量表，文化适应研究所采用的大部分量表都基于某一维度的理论框架，忽视了陌生个体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体适应程度的测量局限于某些行为的改变(1)杨宝琰、万明钢：《文化适应：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第1—9页。。金洋咏理论中的结构模型为跨文化适应量表的编制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为理解本土文化环境中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提供理论参考。本文试图对金洋咏跨文化适应与传播理论进行全面梳理和详实呈现，助力国内跨文化适应与传播理论研究。

一 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的内涵与形成

(一)理论形成的现实背景：移民和难民潮

金洋咏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主要来源于美国的跨文化社会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多文化国家，美国自建国以来，人口主要由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和难民组成，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移民国家。从1946年到1994年，数以万计的难民因为自然或人为灾害、政治压迫、经济需求的原因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园到美国扎根，试图在这片文化土地上寻求立足之地。商人、学者、学生等不同身份人群在各种原因驱使下，进入陌生甚至敌对的环境中展开新生活。

在移民潮大环境下，金洋咏也成为了移民大军的一员。出生并在韩国长大的金洋咏，在韩国国立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后，于1970年移居美国，她感受到美国民众和舆论普遍对移民的敌视态度，认为移民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大量技能落后的亲属移民以及难民、非法移民的到来，对美国经济的负面作用更加明显。来自异文化的移民和难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问题逐渐显露，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出于了解周围的人正在经历的适应性斗争的强烈兴趣，金洋咏开始通过对芝加哥地区的韩国移民进行调查和参与式观察，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金洋咏在《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An Integrative Theory，1988)第一次全面阐述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并在《成为跨文化人——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2001)进一步阐明。

(二)传播与跨文化适应：个体文化变迁过程

早期文化适应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组织进行的，一般都属于集体层面上的研究，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与“发达”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2)余伟、郑钢：《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第134—144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认为“文化适应”最终状态或最理想的情况是与新文化同化，文化适应被看作是“主流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压制”过程。后有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结论的绝对性和局限性。特克斯(Teske)和纳尔逊(Nelson)把同化和文化适应看作是在许多维度存在差异的两种各自不同的过程，认为文化适应是双向和相互影响的，而同化则是单向的影响。(3)杨宝琰、万明钢：《文化适应：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第1—9页。至此，学者开始采用双向互动视角看待文化适应过程。文化适应常被定义为“由个体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4)Redfield R，Herskovits L M J.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6，38(1)，p.149-152.这个定义因为采用双向视角，强调两个群体间在同一时空内直接互动引发文化模式转变，从而被广泛采纳。但该定义主要从宏观群体出发，忽略了微观个体心理在遭遇文化冲击的适应问题，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心理学家开始将个体和群体层面的跨文化变化行为进行区分研究，关注个体在跨文化传播方面的态度、行为、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加拿大心理学家贝利(John· W· Berry)从人类学角度结合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文化适用概念。他认为，文化适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两种文化接触之后在政治组织、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另一方面是个体在文化接触之后心理、行为、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5)Berry J W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1989，37：201.贝利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化适应策略理论(acculturation)，根据个体对自己原有文化的态度和对新文化的接触程度与情感取向，将文化适应策略分为：文化分离(cultural separation)、文化边缘化(cultural marginalization)、文化整合(integration)和文化同化(assimilation)。1990 年，塞尔(W．Searle)和沃德(C．Ward)基于学者们的理论，将跨文化适应分为两个维度——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心理适应是以情感反映为基础，指跨文化传播者在接触新文化过程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而社会文化适应是指适应当地文化环境，能否与当地文化和人有效进行接触的能力。(6)Ward C，Kennedy A.Locus of Control，Mood Disturbance，and Social Difficulty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92，16(2)，p.175-194.

传播学者更注重传播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作用。传播构成了个体身份认同和社会发展的中介。从个体层面看，文化适应是二次社会化的过程。个体的身份建构和文化适应离不开传播。从这个角度，文化适应就是个体进入不熟悉的异质文化环境，跟当地社会的个人、群体或组织的互动过程，是他们的身份和认同重新调整、定位的过程，也是他们传播网络重新建构的过程。(7)李加莉：《文化适应研究的进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105年版，第111页传播关系成为研究文化适应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古迪昆斯特(William Gudykunst)以互动的/比较的(interactive/comparative)和人际的/媒介的(interpersonal/mediated)为两根主轴把跨文化传播分为四个范畴：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比较(comparative mass communication)。(8)李加莉：《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及问题：一种批评的视角》，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受古迪昆斯特的影响，金洋咏看到了文化适应研究的跨学科性，她整合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传播学等领域相关成果，把跨文化适应分为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通过观察个体在陌生环境中的自我反应和人际交往过程，探讨个体与传播网络互动过程及传播对文化适应的影响，并由此来解释和预测来自异文化中“陌生人”的再社会化及应对过程。

金洋咏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陌生人(移民)的文化学习范围可以通过参与主流传播过程而扩展到他们的直接人际环境之外。通过传播参与，陌生人可以了解到更广泛的东道主文化元素，包括新文化的传统、历史、神话、艺术、工作、游戏和幽默，以及当前的问题和事件。东道主的大众传播消费为陌生人提供了一个补充人际交往经验的机会。(9)Kim Young Yun.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Sage Publications，Inc.2001.p.131金洋咏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将“跨文化适应”“传播”以及“陌生人”作为理论的核心要素，认为陌生人跨文化适应的实质就是将陌生人置于陌生的或不熟悉的新文化环境中，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对新环境的接纳与内化，传播是人类学习的核心方式。陌生人作为跨文化适应理论的焦点，主要指在异国或不同的文化环境内重新定居的个体。在金看来，进入新文化环境的陌生人，必然会经历文化濡化、文化涵化、文化去除和文化同化的文化适应过程。

(三)过程模型：“压力—适应—成长”

金洋咏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主要分为过程模型和结构模型两大主要部分。过程模型将陌生人跨文化适应看作是“压力—适应—成长”的动态螺旋增长过程，用于描述个体置于陌生文化环境中所要经历的一般过程。压力是陌生人的主观经验对当地人普遍经验模式缺乏适应性的一种直接作用的反应。(10)Young Yun Kim.Intercultural personhood：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8，32(4)，p.359-368.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逐渐发生了“跨文化转变”，朝着更适合宿主环境的方向发展。

个体开放系统会抵制旧结构破坏所带来的进化，他们一方面渴望守住原有文化，抵制变化；另一方面又要为适应当地社会环境而汲取新文化成分，培养新思维和习惯，两种矛盾心理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本质上是个体内部对新旧文化的“推(push)拉(pull)”过程，是陌生人的自身现状与外部环境需求之间的冲突。新文化涵化和旧文化去除的力量造成个体内部的混乱，导致了陌生个体在心理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压力，极端情况下导致个体内心“情绪崩溃”。但压力也是动力，日常需求的现实成为陌生人适应新环境的动力，是个人面对新环境挑战时重新塑造自己、发展新的可能性的力量。为了重新恢复平衡，他们重组自我不断增加外部现实环境的整体适应性，达成一种微妙的心理成长。在转变的过程中，陌生人在新文化环境的初始阶段会发生巨大且突然的变化的可能性最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就最大，对个体内部的结构变化的抵抗力也就最高，最终突破这种压力的波动也就越有力量。随着适应时间的推进，个体越来越适应新环境的交流模式，“压力—适应—成长”的心理运动过程也会随着时间向上和向前展开，波动逐渐减小(如图1)。

图1 压力-适应-成长波动随时间减小(来源：Kim，2001)

(四)结构模型：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

金洋咏在描绘了陌生人跨文化适应的一般过程后，其理论的第二部分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相同的时间内，为何有些人能比其他人达到更快(或更低)的适应水平？她通过构建结构模型回答了这个问题(如图2)。结构模型划分了影响陌生人文化适应水平的五个主要层面：个人传播、社会传播、环境、倾向性和跨文化转变。

图2 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来源：Kim，2001)

个人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个体内部符号化的过程以及个体在处理和准备他们在现实社会情境中以某种方式行动和反应的所有心理活动，(11)Ruben B D Intrapersonal.interpersonal，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n individual and multi-person systems.1975.p.36-37.也是陌生个体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对自己的心理、情感和动机进行组织的思维活动。这种能力对于本地人来说，在童年时期就被“编程”到内部的交流系统中，并在实际交流过程中自然呈现出来。个人传播与社会传播相关联，当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个体参与面对面或以中介形式的互动时，即为社会传播。宏观上，社会传播是通过以报纸、广播、电视等形式的大众传播进行的；微观上，社会传播发生在与邻居、亲密朋友等的人际传播中。与本地人的人际传播活动为陌生人提供了交流的参考，用来检验自己的行为与当地人的行为是否一致。陌生人的社会传播还包括在新环境中与本族群的交流，同族群间的社会传播在短期内会帮助陌生人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但长此以往，因缩减了与宿主环境的直接接触，会对陌生人的跨文化适应形成阻碍。陌生人在不断与环境接触中，形成并发展了与宿主环境相关联的能力——宿主交流能力(host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即陌生人适当、有效地接收和处理信息(解码)以及根据东道国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或回应他人(编码)的整体能力，这种能力对陌生人跨文化适应有直接和重要的促进作用。

环境作为陌生人参与宿主社会的传播活动的文化和社会语境，金洋咏主要考察了三个影响因素：宿主接受力(host receptivity)，即某一特定环境对陌生人的开放、欢迎和接受陌生人进入其社交关系网并为他们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的程度；宿主的顺从压力(host conformity)，即当地社会以当地文化规范模式来对待陌生人的程度；族群力量(ethnic group strength)，是指个体所属族群在整个宿主社会中的整体地位。当地社会对与自己在各种属性上(民族或种族、文化思想、两国关系性质等)更为亲近的陌生人的接受度更高；相对于当地的接受力和顺从压力，陌生人强大的民族力量会阻碍他们成功适应新文化。

陌生人进入新文化社会的倾向性。不同性格的个体因不同的原因，带着不同的准备和先前经历进入新文化环境，会接收到新社会环境的不同反应。受到以上几个因素的影响，并经历了“压力—适应—成长”过程的陌生人，其内部变化会朝着三个方面转变：功能健全(functional fitness)的提高、对新环境的心理健康的改善以及从原始的文化身份向更为广泛的跨文化身份转变。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被解释为发展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陌生人可以被放置在不同地点，反映出他们在特定时间点上所实现的跨文化转换的不同水平。

二 大众传播环境下“陌生人”跨文化适应

(一)人类传播：一种传播关系网络

金洋咏假设：“人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总是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12)Kim Y Y .Acculturation and Pattern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A Study of Japanese，Mexican and Korean Communities in the Chicago Area.Acculturation，1978.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传播来实现。传播是一项符号性活动，包括信息的传递与解释、意义的创造，它发生在知觉意识的各个层面。金洋咏认为，“文化濡化促使个体形成传播能力，传播能力的提升帮助个体适应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13)[美]利特尔约翰、史安斌《人类传播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传播的发生无须依赖意图，它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有普遍性、最为重要和复杂的方面，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受到与他人的交流行为以及各种各样的传递的信息的影响。(14)[美]利特尔约翰、史安斌《人类传播理论》，第4页。“人类通过传播交流将文化程序化入人类的认知和思维模式中，发展出理解和共情的能力”，(15)参考L Samovar，R Porter，E Mcdaniel.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文化在传播中世代延续。传播是形成、保存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必由之路。但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16)参考L Samovar，R Porter，E Mcdaniel.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当你对另一个人说一句问候语时，它包含着言语、声音、关系、表情态度等多种意义要素构成这一简单的传播交流过程。

传播学家麦奎尔(Denis McQuail)根据传播发生的不同社会组织层次描绘出了一幅“传播金字塔”图。从社会系统最低层次的人内传播到最高层次的大众传播，其中又包含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五种传播类型。(17)[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跨文化适应理论结构模型表明，个人在陌生文化场域的传播同样经历了这五个层次的过程：通过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认识映照在宿主社会环境群体成员身上具体的文化特征，并进行模仿、学习，提高自己的宿主交流能力，形成一种适宜的、稳定的模式，以满足自己的日常需求；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则不同程度地影响个体的传播范围和个体在他文化环境的适应性变化程度，积极和消极影响是个体选择不同传播模式的一体两面，阻止或推动陌生人在新环境的文化适应。(18)Kim Y Y.Becoming Intercultural.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2001.不同层次的传播类型影响个体对文化的适应性调整程度，但总体来说，他们都是个体适应本民族和其他社会文化环境的基本过程。传播交流帮助个体与他人形成和谐的或敌对的人际关系，根据这种人际关系追求自己的目标，学会遵从与他们交往的群体中的被认可的文化模式。总之，传播网络系统将社会文化的各个系统维系在一起，带动系统内的个体能够分享相似的文化经验。因此，一种传播关系是个体与社区、群体及外部社会之间的联系，个体的跨文化适应结果与他们自己与所在社会环境的人际“互动”程度相关。

(二)大众传播消费：外部环境的整体性认知

金洋咏提到，在宿主文化环境中，大众传媒消费加快了个体的文化适应。(19)Kim Y Y.Becoming Intercultural.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2001.个体在进入新文化环境进行适应的过程中，环境是陌生人文化适应的社会语境，大众传播媒介为陌生人认识并了解新文化环境开了一扇窗口。任何一种媒介的形成和发展要适应环境，接受环境的制约，适应环境发展变化的规律，大众传播媒介也不例外。大众传播是伴随着新传播媒介的出现、普及而产生的极具时代特征的一种传播形式。当前文化媒介化的程度，比起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文化被媒介化的程度都要深远。(20)[英]尼克·史蒂文森，史蒂文森：《传媒的变革：全球化，道德和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为陌生人提供了公开了解更为广泛的当地文化知识的途径。

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和赖特的传播“三功能说”和“四功能说”表明，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视、社会联系与协调、社会遗产传承以及娱乐功能，可以为陌生人提供了解当地环境和社会的认知框架和文化范式；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肖(Donald Shaw)的“议程设置”理论，说明了大众传播能引发不同个体对同一事件的关注，为个体的人际交流提供沟通话题；他们的观点表明大众传播过程能够促进年轻个体的社会化，不仅传达事件主题，而且传递了社会价值、行为规范和解读环境的普遍观点。由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金洋咏表示，对进入新环境的陌生人来说，语言能力决定了个体对媒体消费的情况，陌生人在进入新环境的初期更多的观看娱乐性的电视机节目，后期多看信息类的节目。(21)楚亚杰、唐榕蔚：《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与跨文化适应》，《新闻界》2020年第11期，第29—38页。通过参与宿主社会的主流大众传播过程，他们的文化学习范围可以超越其直接的人际环境。陌生人通过各种媒介获得新环境的社会和文化信息，增加对异文化社会的了解。一项针对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的调查发现，更多观看美国电视台播送的新闻以及更频繁地使用美国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等平台的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美国文化。(22)楚亚杰、唐榕蔚：《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与跨文化适应》，第29—38页。由此可见，陌生人对宿主社会的大众媒介使用率越高，越能提高他们的宿主交流能力，增进他们对新文化的适应。

(三)大众媒介的选择偏向构建个人的环境认知

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外部世界，是人类生存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的综合表现。(23)段京肃：《大众传播学：媒介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不同的环境条件蕴含着不同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也影响着陌生人传播和适应的程度和状况。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斥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交往，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又都有着与其相适应的传播方式。大众媒介普及的时代，人们对媒介高度的依赖性，让人们的现实生活与大众传播紧密相连。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公众舆论》中表示，大众传播媒介逐渐成为人们信息的主要来源和传播的主要媒介，人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媒体所提示的“拟态环境”的反应，产生的脑海图景，而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应。大众媒介一方面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另一方面媒介创造的信息以及交流手段的爆炸所导致的信息、知识、符号的饱和，把人们与客观真实隔离起来，与真实的历史文化分离开来。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可以说，被大众传播媒介化的信息世界成为了人们脑海中的现实客观环境，它涵盖了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变化、发展的动态情况及其规律、信息发生、流动过程和受众的心理机制及对于信息的欲求等因素，是客观环境在传播系统中的投射。(24)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204页。

但个体具有主动性，他们对于大众传媒信息并不是毫无偏向、全盘接收的，而是有所选择。根据受众对大众传播的选择性理论，个体接触信息后，还会对信息采取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过程。金洋咏的理论中，大众消费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与个体的选择性接触/理解相一致，即具有不同心理特征、文化倾向和社会成员关系的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媒介内容，使之与固有认知相协调，而不是相冲突；并根据各自的需求，从被接受和理解的信息中挑选出对自己有用的、有利的、有价值的信息，储存在大脑中。选择性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容易导致人们陷入对客观环境的认知片面性和主观化，影响他们对事件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他们对现实环境的认识和反应。

三 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的反思与发展

(一)重新审视个体跨文化适应理论

金洋咏之前，跨文化适应的相关问题在美国已得到广泛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见解。但由于该现象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各个学科领域和对具体现象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之间的联系是断裂且混乱的。金洋咏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整合学者关于群体和个体、长期和短期、微观和宏观的、同化和多元化的研究结果，及各个学科和单一适应现象的理论，融合了文化休克、文化同化论和文化适应论等，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跨文化适应理论。

传统上，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对跨文化适应的研究结果大多数都秉持这样一个观点：跨文化适应是为了帮助个体实现成功转变，促进他们实现在新环境中正常“运转”。这些观点中反映了对同化主义和“大熔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肯定。但“同化理论低估了少数族群(陌生人)的抵抗能力，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所施加的顺从压力，并不能彻底隔断少数族群的文化与历史根系，而‘这种尚未得到妥善处置的分裂力量对民族国家创建同一文化的事业构成了主要的挑战’”。(25)Natividad Gutierrez.“the study of national identity，”in Alain Dieckhoff and Natividad Gutierrez，eds.，Modern Roots，Aldershot，UK：Ashgate ，2001，p.13.贝利等人提出了多元主义的观点，认为同化只是个体适应情况的其中一种。(26)Y Y Kim.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P.40.多元主义认为，个体在新环境的适应性变化是其身份选择而导致的，但同化主义则认为，为了生存，个体的适应性变化并被主流文化同化是必然过程。

金洋咏对同化和多元化倾向都不否认，她批评了社会科学文献中普遍存在的关于文化身份静态的、单一的和充满价值偏见的观点，强调了身份的复杂性和演化性质，认为少数民族被完全同化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完全逃避同化，只要他们对主流文化有需求和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经历某种程度的适应性变化后，内部必然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学习、适应和内化。(27)Y Y Kim.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P.40.当下多元文化成为个体发展的流行趋势，独立的个体更容易表达意见，个体力量得到充分展现；要构建一种“全球倾听模式”，对个体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给予了希望。(28)陈国明、单波：《肖珺，张春雨.跨越东西方：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拓展对话的路径》，《跨文化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2页。通过对陌生人适应的调查和探索，进一步拓展了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视角，为个体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和经验。

(二)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的缺憾

金洋咏虽然强调了完全同化是极其困难的，但依旧认可陌生人的“结局”在理论上是走在一条通往“同化”的道路上，有较为明显的同化主义倾向。金洋咏虽然提醒，同化的结果是经历几代人的文化适应后才会形成，但她最初对陌生人进行界定时就说明“不能直接解决那些陪同父母进入新文化的幼儿的情况”。陌生人后代从出生起就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里，其父辈的新环境对他们来说就是原始文化环境，那么这里所说的“陌生人的后代”已经不属于它所定义的陌生人的领域和范畴，这种理论阐述和界定之间存在悖论情况下所得出的同化结论是否经得起检验？后来，或许意识到自己一直忽略了陌生人的文化自主性和异质文化之间的平衡问题，(29)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页。她提出了“跨文化人格(intercultural personhood)”这一概念。跨文化人格表示，陌生人进入新环境就面临着文化适应并与宿主社会环境保持某种形式的传播，持续地传播和适应过程必然伴随着文化变迁和文化身份转变：个人身份逐渐从单一的文化身份演变为多元的跨文化身份。通过广泛累积跨文化传播经验，心理进化过程在自我—他者取向上朝着更加“个性化”(绝对性)和“普遍化”(相对性)的方向发展。(30)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第69页。在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人格”超越了种族中心主义，产生了更加开放、灵活和包容的自我。

金洋咏的理论从传播层面切入，规避了复杂社会矛盾资源、权力的争夺与分配的现实。(31)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第69页。无论在历史形态或现实形态，每一个民族都是文化观念凝聚、演变的产物，但实际、具体的生活世界里并不存在以民族的形式独立表现的文化主体。(32)李林荣：《中国现代思想视野中的欧洲》，《粤海风》2019年第2期，第64—66页。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冲突与汇合的进程中，作为异质文明相互他者化的产物，而兴起于彼此的观念话语中的。他者，是相对于自我的一个概念。他者形象是对异文化的书写，源自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33)胡秀春：《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他者化”呈现方式》，《电影文学》2013年第16期，第19—20页。“我们”总是以自己的视角去凝视“他们”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我们的政治关系等，在这种“他者化”的认知裹挟下，陌生人的跨文化适应状况已经延伸到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这种社会矛盾中蕴含着各种权力关系和权力欲望，呈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权力控制更是不言而喻。人们通过接受媒介内容对各种社会群体的描述，形成对各社会群体简单、固定、概括的看法，(34)袁军：《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环境”的负面功能》，《新闻记者》2010年第5期，第12—16页。加深原始文化认同的同时，对异文化产生越来越严重地敌对、负面的情绪，对新文化的适应越来越困难。

马克·奥布(Mark Orbe)的“共文化理论(co-culture)”证明了这一点。“共文化理论”以“习惯上被边缘化的”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探讨生活在同一文化社会中的非主流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权力、传播和文化之间的相关关系。(35)王媛：《共文化的理论框架与演进轨迹》，《重庆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93—100页。共文化理论以“缄默群体理论”为基础，进一步表明社会中的主流/主导群体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交流体系，对主流社会价值观不断加强，使得“非主流人群”被缄默了。(36)高碧瑶：《奥尔布的共文化理论研究》，《新闻研究导刊 》2020年第20期，第60—62页。该理论还强调了“被缄默群体”的主体能动性、意愿表达和行为，(37)Kim，Young Yun.Toward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acculturation.Communication Yearbook，1887.3，pp.435-453一定程度上反驳了进入新环境的个体，在压力、适应过程中，一定都会成功地过渡到多文化视野中融合的观点。此外，在构建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过程中，金洋咏的实证研究多以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跨文化适应者作为研究对象，存在明显的地域局域性。

四 结 语

金洋咏从传播学视角构建的陌生人跨文化适应模型，对影响跨文化适应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提出了较为全面且令人信服的诠释。个体宿主交流能力作为理论话语的核心，是影响各个层面的中心要素。依托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个体的宿主交流能力逐渐提高，对新的文化环境的适应程度就越深。每个个体都有最低的信息需求，信息传播和交流既是个体文化适应的动因，也是其文化适应程度的指标。(38)Kim，Young Yun.Toward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acculturation.pp.435-453金洋咏认为，文化适应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民族与东道国社会成员之间传播关系的发展程度，(39)Kim Y Y.Acculturation and Pattern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A Study of Japanese，Mexican and Korean Communities in the Chicago Area.Acculturation，1978.为游走在文化边界的个体提供了缓解适应压力、提高文化适应的方式和全方位“图景”，即积极主动参与到当地的传播交流系统中。

金洋咏所提出的“跨文化人格”，在当今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特别在中国当前“一带一路”的现实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跨越文化边界进入中国，接触和学习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趋势。在给予异文化群体更多的社会支持上，更要增加两种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特别对于来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来说，根据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加强留学生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传播交流对促进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极为重要。金洋咏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构建的模型为解决陌生人跨文化适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法和思路，但理论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