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蕊　刘海洋

摘 要：宫殿建筑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建筑类型之一，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代表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渤海国的宫殿建筑是渤海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宫殿群布局、功能、构件上具有多元文化因素。渤海东京八连城作为渤海国的都城之一，是渤海国宫殿建筑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分析八连城宫殿建筑的布局形式、建筑构件类型，探究其蕴含的唐文化以及高句丽文化因素，可为研究渤海国的民族构成以及文化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渤海国；八连城；宫殿建筑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3）09-0042-05

渤海国是唐代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于公元698年建国，公元926年为辽朝所灭，共有229年的历史。渤海国内部民族成分复杂，以粟末靺鞨为主，另外还有高句丽、契丹、汉等族人，各族长期生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相互影响。同时，渤海国与唐王朝保持密切联系，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宪象唐朝”，学习唐文化。因此，渤海国内逐渐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渤海文化。

渤海八连城遗址位于今吉林省珲春市，是渤海国东京龙原府的所在地。据《东北通史》记载，至文王钦茂大兴五十年之顷，徙都东京，即唐贞元间也，然至大兴五十七年，钦茂卒，其孙华屿嗣立，遂还都上京[1]。东京龙原府作为渤海国都城的时间约为8年。本文以相关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渤海国东京八连城宫殿建筑相关建筑址及建筑构件进行整理，探究八连城宫殿建筑所蕴含的唐文化和高句丽文化因素。

一、八连城宫殿建筑相关建筑址及建筑构件

（一）建筑址

八连城的宫殿建筑遗址主要分布于内城北部。主要宫殿建筑遗址分为第一号建筑址和第二号建筑址，两处建筑址规模宏大，位于八连城的中轴线上，并且建筑址之间有廊道和东、西廊庑相连。根据相关考古资料，下面将对各建筑址的组成部分及其形制等进行整理分析。

1.第一号建筑址

第一号建筑址包括正殿、东西漫道及行廊。正殿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为42.4米、南北约为26.3米，中央部分残高约2—2.2米，四壁残高约1.2—1.5米[2]。台基顶部埋有数十座现代墓葬，严重破坏了台面。正殿台基的南侧设有左右台阶，两阶间距约为25.7米。其中东侧台阶长约5.2米、宽约4.2米，西侧台阶长约5.3米、宽约4.2米。

漫道及行廊台基连为一体，位于正殿台基东西两侧的南部。漫道顶面倾斜，向外侧延伸约6米后为顶面水平的行廊，行廊尽端与第一号建筑址东西两侧廊庑相连。东漫道长约6米，最大残高1.39米，与之相连的东侧行廊长约12米，残高0.47米[4]。东漫道及行廊宽约9.3米。西漫道长约6米，最大残高为1.24米。与之相连的西侧行廊长约12米，残高0.41米[5]。西漫道及行廊宽约9.4米。

2.第二号建筑址

第二号建筑址位于第一号建筑址北方约38.2米处，由主殿、东西配殿及廊道组成。主殿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30.6米，南北约18.5米。台基中央残高约1米，四壁残高0.3—0.5米[6]。台基南壁中央有一条通往第一号建筑址的“中”字形廊道。台基北壁有两个长方形凸台，位于东西两端，凸台东西宽约4.5米，南北长约1.5—1.8米。1937年和1942年，鸟山喜一、斋藤优、驹井和爱等曾对第二号建筑址的主殿做过发掘，清除了主殿台基顶部及周围的地层堆积，但是并未回填，导致台基边缘土石流失严重，严重破坏了台基的建筑结构[7]。

主殿台基东西两侧各有一处配殿台基，被称为东配殿和西配殿。东、西配殿形制相同，平面皆为长方形。东配殿长约20.2米，宽约15.3米，残高0.6—0.65米[8]。西配殿长约20.8米，宽约14.6米，残高0.56—0.63米[9]。东、西配殿台基的南壁与主殿台基南壁位于一条直线上。东配殿东壁中部设有石砌台阶，现存两阶，每阶铺两块阶石。西配殿西壁中部同样设有石砌台阶，台阶现仅存一块阶石。

东配殿的东侧和西配殿的西侧设有通向其他建筑址的廊道。廊道台基南壁与配殿台基南壁不在同一直线上，向北错开约0.4米。东配殿廊台基平面为长方形，东西约19.2米，南北约5.5米，残高0.55—0.65米。西配殿廊台基平面为长方形，东西约18.6米，南北5.4米，残高0.55米[10]。

3.“中”字形廊道

“中”字形廊道位于八連城的中轴线上，起于第一号建筑址北壁中央，止于第二号建筑址南壁中央。廊道台基中部向两侧凸出，平面近似“中”字形。台基由南向北渐低，南北长约38.2米，南端宽约8.8米，残高0.9—1.8米，北端宽约6.7米，残高约0.2米[12]。廊道台基距第二号建筑址南壁约4.8米处的东西两侧设有台阶。东侧台阶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2.8米；西侧台阶东西长约1.4米，南北宽约2.8米[13]。台阶破坏严重，不见阶石。

4.东西廊庑

东、西廊庑平面皆为长方形。东廊庑台基北端与第二号建筑址东配殿廊台南壁相接，自此处至第一号建筑址东侧行廊南壁的长度约为64米，宽约12米，残高约0.3米[14]。自第一号建筑址东侧行廊南壁向南延长约9.4米后被一处现代水渠切断。西廊庑台基北端与第二号建筑址西配殿廊台南壁相接，自此处至第一号建筑址西侧行廊南壁的长度约为64米，宽约12米，残高约0.3米[15]。自第一号建筑址西侧行廊南壁向南延伸约1.5米后被一处现代水渠切断。

渤海东京八连城共有四处宫殿建筑遗址，一号殿为第一号建筑址的主殿，二号殿为第二号建筑址的主殿，三号殿为第二号建筑址的东配殿，四号殿为第二号建筑址的西配殿。一号殿和二号殿由“中”字形廊道连接。两大建筑群东西两端由东西廊庑相连，在第一号建筑址和第二号建筑址之间形成廊院，为廊院式建筑群组合模式。具体分布见图3。

（二）建筑构件

八连城遗址出土建筑构件以板瓦、筒瓦、瓦当、建筑饰件为主，其中包括具有鲜明风格的檐头板瓦、檐头筒瓦、莲花纹瓦当、兽头、鸱尾等。这些建筑构件对于研究渤海国建筑及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檐头板瓦

八连城遗址出土的板瓦有普通板瓦和檐头板瓦两大类。普通板瓦用于屋顶铺设，为常见型古代板瓦，此处不予介绍。檐头板瓦用于建筑的屋檐位置，凹面向上，与檐头筒瓦扣合使用[17]。檐头板瓦的陶质有夹细砂深灰陶和夹粗砂浅灰陶两种。檐头板瓦的瓦沿位置通常有用于装饰的压印或纹饰，八连城出土的檐头板瓦的压印和纹饰以凹槽、栉齿纹、圆形戳点纹为主。依据压印和纹饰布局及方向的不同，具体可分为A、B、C、D四种类型（见图4）。

2.檐头筒瓦

八连城出土的檐头筒瓦凸面向上，与檐头板瓦相互扣合使用。瓦舌中部有圆形钉孔，瓦身的另一端与瓦当镶接。檐头筒瓦根据瓦舌形制不同可分为A、B、C三型。A型檐头筒瓦为曲节形瓦舌，并且有瓦身弯曲、瓦身侧边与当面呈直角、锐角三种类型，其中瓦身弯曲的檐头筒瓦也被称为曲背檐头筒瓦。B型檐头筒瓦为直节形瓦舌，C型檐头筒瓦则无瓦舌。

3.瓦当

八连城出土的瓦当多为圆形莲花纹或乳丁纹瓦当，是渤海国的典型瓦当。当面印有纹饰，中央为一大乳突，周围环绕着数个小乳丁，外围印有莲瓣、侧视莲花、花草纹。八连城出土的瓦当根据纹饰的差别可以分为A、B、C、D、E五型（见表1）。

二、八连城宫殿建筑的多元文化因素

（一）唐文化因素

渤海国自建立政权后，多次遣使到唐朝朝贡，隶属于唐朝。在文化方面，渤海国不仅派遣使臣和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唐朝文化，在政治制度、军队管理、建筑风格等方面也“宪象唐朝”，推行唐化政策。这不仅推动了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渤海国的建筑文化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渤海国几座都城在城市布局、宫殿建筑营建、建筑技术等方面都深受唐朝建筑文化的影响。八连城作为渤海国都城之一，其宫殿建筑在形制布局、瓦当纹饰等方面也受到唐文化的影响。

“前朝后寝”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群主要的布局形式，又称“前堂后室”，即朝会之所在前，起居之所在后[21]。这种布局形式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世室”意为大房子，这段记载描述了“夏后氏”的“世堂”在一栋房屋内兼做朝、寝之用，房屋中央为堂，堂后有室[22]。二里头宫殿遗址的主体殿堂复原与《考工记》所载的“堂”“室”划分相符，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前朝后寝”布局的宫殿建筑实例[23]。“前朝后寝”的布局形式几乎见于历代宫殿建筑群。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建筑以一条横贯宫城东西的街道划分“朝”“寝”区域；隋唐时期，划分“朝”“寝”区域的街道更加清晰。唐太极宫、大明宫、洛阳宫以永巷划分“朝”“寝”两区[24]。八连城宫殿建筑同样采用了“前朝后寝”的布局形式。八连城的宫殿建筑群分为第一号建筑址和第二号建筑址两个部分。两处宫殿建筑址通过廊道相连，形成“工”字殿。两处建筑之间虽然没有横贯东西的街道用来明确“朝”“寝”区域。但是，在第二号建筑址中发现火炕遗迹。渤海国上京城第四宫殿址以及西古城的四号宫殿址也发现有火炕遗迹。渤海国位于东北地区，冬季气候寒冷，需要使用火炕取暖，并且发现有火炕遗迹的建筑址位于宫城的后方。由此推测渤海国八连城的宫殿建筑群应采用了“前朝后寝”的布局形式。由此证明，渤海国八连城宫殿建筑群采用“前朝后寝”的布局形式应受到了唐朝宫殿建筑文化的影响。

除宫殿建筑群的布局形式之外，渤海八连城建筑构建的纹饰也具有唐文化因素。八連城出土了大量的莲花纹瓦当，根据纹饰差别可分为A、B、C、D、E五种类型。其中B型瓦当的花纹为八瓣莲纹。B型瓦当的莲花纹饰上每片花瓣中间有一道脊线，也被称为八瓣复瓣莲纹。

复瓣莲纹瓦当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其特点是瓦当边缘较窄且高于瓦当内部纹饰，莲纹花尖朝外，莲纹有六瓣、七瓣、八瓣等[25]。例如，在北魏洛阳城就发现了六瓣、七瓣、八瓣的复瓣莲纹瓦当[26]。建康城发现的六朝瓦当中也有八瓣复瓣莲纹瓦当[27]。唐代复瓣莲纹瓦当的特点是瓦当边缘较宽且低，与瓦当内部纹饰持平或更低矮，莲纹有四瓣至九瓣不等[28]。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复瓣莲纹是当时洛阳城砖瓦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城内出土了七瓣复瓣莲纹瓦当，白居易宅院遗址内出土了八瓣复瓣莲纹瓦当[29]。除复瓣莲纹瓦当之外，洛阳城还出土了唐代莲纹铺地方砖，主体图案为两圈莲花纹图案，内圈为八个单瓣，外圈为八组复瓣[30]。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唐代遗址中也发现了较多的复瓣莲纹瓦当和方砖。渤海八连城遗址出土的复瓣莲纹瓦当的主体图案与唐代复瓣莲纹极为相似。同一地区的高句丽遗址也出土了复瓣莲纹瓦当，瓦当上的莲瓣瘦长呈枣核型，与唐朝以及渤海国八连城出土的复瓣莲纹瓦当上的莲瓣差别较大。因此，八连城的复瓣莲纹瓦当应受到了唐朝复瓣莲纹瓦当和方砖的影响，在借鉴唐朝复瓣莲纹的同时，纹饰的细节上有所改变和丰富。

（二）高句丽文化因素

在同一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文化传承性和文化借鉴性，不同时期的文化会被本民族或是其他民族吸收或利用，不断形成新文化[31]。高句丽和渤海国都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曾先后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的文化核心。两政权时间上前后基本衔接，统治区域相当大部分重合。在民族构成上，大祚荣带领的东奔队伍中就有高句丽遗民的存在。此后，在疆域扩大的过程中，高句丽故土的高句丽人也不断被纳入渤海国。建设渤海都城的很多工匠就来自高句丽。因此，渤海国的宫殿建筑在某些方面有高句丽文化的因素。

八连城宫殿建筑遗址、遗迹中蕴含的高句丽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建筑构件方面。八连城第二号建筑址西侧廊道中发现了1件无舌筒瓦，即C型檐头筒瓦。瓦身残长42厘米，平面呈梯形，尾部有钉孔。此类无舌筒瓦在八连城出土的筒瓦中占比极小，仅有1件。在渤海国其他建筑址中也有发现。例如，敦化的渤海国六顶山墓地中出土了9件无舌筒瓦；和龙市龙海王室墓地中也出土了一些无舌筒瓦；西古城一号房址发现了2件无舌筒瓦，其形制与八连城发现的无舌筒瓦大致相同；渤海上京城第3、4号宫殿建筑群基址内也各发现了1件无舌筒瓦。

无舌筒瓦是高句丽筒瓦的特色，其特点是平面呈梯形，筒瓦一头宽，一头窄。在高句丽的墓葬、城址中均发现了无舌筒瓦[32]。例如，高句丽早期王陵临江墓发现了6件无舌筒瓦[33]；高句丽中晚期的集安将军坟西南建筑址出土了无舌筒瓦[34]；丸都山城的宫殿址出土了大量的无舌筒瓦，瓦身平面呈梯形，为红色或淡红色[35]。武松认为无舌筒瓦在高句丽的早中晚期墓葬以及中晚期城址和建筑址中均有发现，是高句丽的典型建筑构件，存在于整个高句丽时期。唐代内地以有舌筒瓦为主，基本不见无舌筒瓦[36]。因此，八连城遗址出土的无舌筒瓦应是受到高句丽制瓦技术的影响而出现的。

除无舌筒瓦外，八连城遗址还发现了曲背檐头筒瓦。此类筒瓦的特点是与瓦当衔接的瓦身弯曲，呈弧曲状[37]。而普通檐头筒瓦的瓦身呈直线。渤海国的城址、寺庙址、墓葬建筑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曲背檐头筒瓦。根据曲背檐头筒瓦有无瓦舌，可分为无舌瓦和有舌瓦两类。八连城遗址中共发现5件曲背檐头筒瓦，均为有舌瓦。曲背檐头筒瓦较早地发现于高句丽丸都山城宫殿建筑遗址[38]。高句丽东台子遗址中也发现此类瓦件[39]。朝鲜也出土了高句丽时期的曲背檐头筒瓦[40]。由此可见，在渤海国之前，高句丽建筑上已经使用了曲背檐头筒瓦。曲背檐头筒瓦制作技术成熟于四五世纪，应该是高句丽人发明创造出来的，是高句丽文化的典型代表[41]。而唐朝都城中未见有建筑使用曲背檐头筒瓦。因此，八连城建筑中所使用的曲背檐头筒瓦，应当受到了高句丽建筑文化的影响。

三、结论

综上可知，渤海国八连城宫殿建筑群“前朝后寝”的布局形式、八瓣复瓣莲纹瓦当的使用都受到了唐朝建筑文化的影响。渤海八连城宫殿建筑中无舌筒瓦、曲背檐头筒瓦的使用都受到了高句丽建筑文化的影响。渤海国八连城宫殿建筑中蕴含唐文化因素是渤海国积极学习唐文化的结果，宫殿建筑中的高句丽文化因素更趋向于是同一地区多民族文化相互借鉴、融合的结果。渤海国在吸收唐文化、高句丽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宫殿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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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曹彩霞）

A Study on the Multi-culture of Palace Architecture in Baliancheng of Dongjing City in Bohai State

XU Rui，  LIU Hai-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32， China）

Abstract： Palace architec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rchitectural types in ancient China. As a symbol of the highest power， it represents the highest level of architectural art at that time. The palace architecture in Bohai stat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Bohai culture， which contains multi-cultural factors in the layout of the palace group and the functions and components of the palace. As one of the capital cities of Bohai state， Baliancheng i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lace architecture in Bohai state. By analyzing the layout form and the types of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of the palace buildings in Baliancheng and exploring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Tang Dynasty and Goguryeo，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ethnic composi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Bohai State.

Keywords： Bohai State； Baliancheng； Palace Architecture Culture

收稿日期：2023-06-19

作者简介：许蕊（1995-），女，汉族，山东菏泽人，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刘海洋（1982-），男，漢族，黑龙江绥化人，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北历史地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渤海时期东北地区民族交融研究”（21BZS11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渤海五京地理格局研究”（20VGB004）；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渤海文化遗址时空演变与人地关系研究”（2021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