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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2023-10-17王发莉玉珍

西藏研究 2023年4期
关键词:西藏耦合旅游

王发莉 玉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与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的重要论断,为西藏生态环境保护赋予了更高使命。当前,西藏经济处于增长转型期,主要以投资拉动为增长动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增长动力开始向投资拉动和产业发展驱动相结合转变,其中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是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实际,西藏生态环境的价值与责任相等,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更是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经之路。西藏旅游业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从观光旅游到体验式旅游的发展过程后,已发展为西藏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进入新时代,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已成为拉动西藏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王发莉、詹万里、图登克珠:《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西藏地区为例》,《西藏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第205页。2018年西藏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第三产业总值中超过一半为旅游收入;2019年西藏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旅游总收入占GDP及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在2010—2020年间保持稳步增长。除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旅游产业发展增速下降了34.48%之外,在研究期内其余年份旅游产业发展增速始终保持快速增长(见表1)态势。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世界旅游目的地,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高度关注的话题,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生态环境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已做了大量探讨,Saleh对苏伊士运河周围环境进行了研究,发现开展旅游业具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威胁当地生态环境两方面的作用。(3)Saleh,M.A.,“Assessment of mangrove vegetation on Abu Minqar Island of the Red Sea”,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Vol.68,No.2,2007,pp.331-336.Brahmasrene T.,Lee J.W.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了东南亚旅游经济发展产生的生态环境负效应。(4)Tantatape Brahmasrene,Jung Wan Lee,“Assessing the dynamic impact of Tourism,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and globalization on growth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ld Ecology,Vol.24,No.4,2017,pp.362-371.然而国内学者更侧重于实证测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后,众多专家学者分别从全国以及不同省市层面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杨莎莎等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城市群的耦合关系程度因资源禀赋及地理位置的差异而不同。(5)杨莎莎、秦艳辉、邓闻静等:《中国十大城市群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比较》,《统计与决策》2017年第22期,第131—134页。张洪等运用耦合评价模型,研究发现皖江城市带所有城市存在旅游经济滞后和生态环境滞后两种类型,并分别针对两种不同滞后类型的城市旅游与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不同的对策建议。(6)张洪、司家慧、时浩楠:《皖江城市带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上海经济》2017年第4期,第58—67页。郑秋霞等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指出广东省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二者的综合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加,二者互动关系密切。(7)郑秋霞、匡耀求、黄宁生:《广东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江西农业学报》2017年第2期,第108—113页。贾巨才等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发现张家口市旅游规模、经济效益及旅游经济指数均呈现增长趋势,张家口生态资源、环境治理及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较大波动,二者的关联度逐渐增强。(8)贾巨才、孔伟、任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西北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年第2期,第165—173页。孙晓、李英基于耦合理论,得出黑龙江生态环境子系统相对稳定,旅游经济子系统发展呈波动性,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未受影响。(9)孙晓、李英:《黑龙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228—233页。符莲等基于障碍指标,分析了贵州省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发现由于生态环境建设不能满足旅游发展,二者未同步协调发展。(10)符莲、熊康宁、高洋:《喀斯特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定量研究——以贵州省为例》,《生态经济》2019年第1期,第125—130页。洪启颖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森林公园生态环境呈“V”形变化趋势,旅游经济的变化趋势则呈直线上升。(11)洪启颖:《福州市森林公园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分析》,《林业经济》2019年第1期,第76—80页。焦念涛等结合回归分析和耦合协调度两种模型,发现黄河流域所有省区的旅游经济增长高于生态环境发展。(12)焦念涛、郑向敏、殷杰:《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年第6期,第591—598页。高靓、张杜鹃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山西省旅游经济水平始终高于生态环境,在二者达到良好协调后仍需注重生态环境建设。(13)高靓、张杜鹃:《陕西省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38—42页。陈长煜等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熵值法,指出西北五省区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协调度普遍较低,并依据协调发展将五省区划分为三个阶梯。(14)陈长煜、段树国、李龙等:《西北五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林业经济》2020年第6期,第73—82页。郭向阳等基于耦合协调度和VAR两种模型,发现曲靖市生态环境发展一直滞后于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与二者协调发展存在相关性。(15)郭向阳、穆学青、丁正山等:《城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以曲靖为例》,《经济地理》2020年第7期,第231—240页。王新民、宋泽华运用定量方法测评了天水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发现旅游业发展滞后。(16)王新民、宋泽华:《天水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融合发展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20年第10期,第54—57页。宋小龙等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指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在宁夏不同地市之间呈现空间差异化,协调发展趋势呈由低到高态势。(17)宋小龙、米文宝、李陇堂等:《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过程与格局》,《中国沙漠》2021年第5期,第1—9页。田里、柯又萌基于VAR模型分析,发现西南地区旅游业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指出应给予环境保护更多关注。(18)田里、柯又萌:《西南地区旅游经济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2期,第40—46页。屈小爽、徐文成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黄河流域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指出九省区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是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19)屈小爽、徐文成:《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及高质量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0期,第123—128页。

通过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2012年我国提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后,关于市级层面、省级层面、国家层面以及某一特定区域层面二者耦合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整体来看,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二者关系还在不断探索中,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被大多数学者运用于二者相互协调发展的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为主。但是,关于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的研究成果比较鲜见,而二者协调发展对西藏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实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作用机理

“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中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关联性非常强,二者之间始终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此外,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只有在耦合的条件下彼此优质协调发展,才能实现二者可持续协调发展。因此,在展开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的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尝试从旅游经济发展促进或约束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改善支持或制约旅游经济发展及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三个方面,阐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内在机理与互动关系。

(一)旅游经济发展促进或约束生态环境改善

旅游业本质上属于综合型产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沿,全国多数地区已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并成功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分析已有文献研究发现,随着旅游业发展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期,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明显增强。此外,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是互相推动、互相冲突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发展旅游经济可以促进本地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以独具特色的西藏自然风景旅游资源、人文景观旅游资源为例,旅游收入可以为旅游景区的绿化、优化、环保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为提高旅游经济收入,旅游资源开发者会加大生态环境改善的投资力度,这有助于景区、古建筑生态环境建设更好发展,真正实现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带动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旅游活动体验过程中会消耗资源并产生环境污染物,过度的旅游发展也会对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威胁,同样过多的旅游人数会造成景区、古建筑生态环境的破坏。

(二)生态环境改善支持或制约旅游经济发展

旅游经济高度依赖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同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决定了其承载能力有限。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二者的关系来看,旅游活动作为重要的人类活动之一,在旅游开发、游览等过程中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而生态环境质量一旦恶化又会制约旅游经济发展,因此二者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冲突,生态环境对旅游经济既有支持也有制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障旅游经济发展,优美的生态环境会增加游客旅游体验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是增加旅游收入、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和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更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支撑;另一方面,恶劣的生态环境一定会对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制约。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旅游业快速发展,以致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不断下降,甚至难以应对旅游经济发展,对本地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一定阻碍。

(三)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耦合协调发展

旅游业是典型的环境依托型产业,与生态环境有着天然的耦合度,旅游经济的发展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但盲目追求旅游经济也会抑制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环境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支撑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二者之间有必然的耦合性,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是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的耦合关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深入分析两大系统之间的协调性,有助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正实现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及协调发展程度,主要思想为:首先,需对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系统所有指标进行量纲处理;其次,相对于主观分析法,熵值法更具客观准确性;最后,耦合协调度可以有效反映不同时空条件下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关系。

(一)综合水平评价模型

1.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存在多层次和复杂性,指标存在不同的量纲,因此需要对两个系统所有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避免处理后的数据在求熵值时出现对数无意义,因此继续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0.0001个单位的平移处理,确保数据取值范围在[0.0001,1.0001]之间,具体由公式(1)(2)计算得到结果,如下所示:

(1)

(2)

2.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使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的顺序及具体计算公式如公式(3)—(6)所示:

(3)

(4)

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dj=1-ej

(5)

(6)

3.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在前面计算的基础上,利用公式(7)计算单项指标评价得分,再用公式(8)加权法计算出第i年的综合发展指数Ui,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单项指标评价得分:Uij=WjXij

(7)

(8)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经过不断发展,最终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20)张柳、李君轶、马耀峰:《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系统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分析》,《经济地理》2011年第2期,第339—345页。本文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个数为2,具体的耦合函数如公式(9)所示:

C={(u1·u2)/[(u1+u2)/2]2}1/2

(9)

计算结果C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根据0≤C≤1对C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耦合度等级标准可以清楚地反映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及作用程度的强弱(见表2)。此外,由于本文需要分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发展程度,因此需要在耦合度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首先,用公式(10)计算出综合协调指数T,其中U1为西藏旅游经济指数,U2为西藏生态环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且满足α+β=1,结合西藏世界旅游目的地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两大战略定位,本文认为在西藏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所以确定α与β相等,取值均为0.5,接着由公式(11)计算出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D,且0≤D≤1,同样参照已有文献成果进行协调等级与协调类型划分(见表3),综合协调指数T及耦合协调度D的具体公式如(10)(11)所示:

表2: 耦合度等级划分标准

表3: 耦合协调等级与类型划分

T=αu1+βu2

(10)

D=(C·T)1/2

(11)

四、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立足西藏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筛选,构建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指标体系并进行数据来源说明。

(一)数据来源

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将研究时间段定为2010—2020年,旅游经济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西藏统计年鉴》(2011—2021年)以及《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11—2021年);生态环境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2021年)、《西藏统计年鉴》(2011—2021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2021年)。

(二)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国内外没有统一标准,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绿色发展理论,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21)刘德光、屈小爽:《中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测算及区域差异分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89—96页;孙晓、李英:《黑龙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分析》,第229—233页;陈长煜、段树国、李龙等:《西北五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第73—82页。的基础上,结合西藏实际,将旅游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标定为9项、生态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标定为8项,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由计算结果可知旅游经济系统中,一级指标权重大小为旅游市场规模(0.5023)>旅游发展效益(0.4977);二级指标中影响最大的指标为权重占比为0.1718的旅行社数,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这两个指标对旅游经济系统的影响最小,其余5项指标对旅游经济系统的影响处于中间水平;同样,生态环境系统中一级指标权重大小为生态环境压力(0.4337)>生态环境禀赋(0.3528)>生态环境保护(0.2135);二级指标中影响最大的指标为权重占比0.2865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而工业用水总量、森林覆盖率与造林总面积这三项指标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相对较小,且3项指标的权重值均在0.1000以下,其余4项指标的权重值均在0.1000—0.2000之间(见表4)。

表4: 旅游经济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计算结果

五、实证结果分析

研究期内11年里的所有计算结果、耦合协调程度及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参照表3标准划分,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2010—2020年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各项综合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

(一)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结合表5计算结果及图1综合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可以得出,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协调指数在2010—2020年间呈连续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说明二者协调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2010—2019年间西藏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表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从2019年的0.928下降为0.639),2019年的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是2010年的8.6倍。在研究期内的11年里,旅游经济的各项指标都实现了持续增长,旅游收入由2010年的71.44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559.28亿元,增长了约7.8倍。2018年,西藏相继推出“冬游西藏”与“西藏人游西藏”等活动,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大幅增长态势,为农牧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旅游经济冲击非常大,但是2020年西藏旅游人数突破3505.01万人次,旅游收入为366.42亿元,旅游业仍然保持较平稳的增速,旅游收入占地区全年生产总值的19.25%。

图1:2010—2020年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协调指数

图2:2010—2020年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比较时发现,西藏生态环境发展指数在研究期内的11年里由2010年的0.247波动增长到2020年的0.572(2017年达到最高值0.750),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表现为明显波动性,保持持续增长趋势,说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趋势向好,但是存在小幅波动。在2013年、2016年、2018年出现明显波动谷,2018年开始西藏生态环境效益小于旅游经济效益,且旅游经济呈现井喷式发展势头,旅游收入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一半,旅游人数大幅增加也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二)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评价

由表5和图3可知,2011年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为0.725,2013年为0.357,其余年份都在0.95左右,说明二者之间耦合关系显著,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在2020年达到1,呈现高度耦合关系。由表5还可以发现,在整个研究期内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可以分为两大类:失调与协调。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从严重失调到初级协调再到良好协调的变化过程,其中2010—2013年间处于失调阶段,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低于0.5,且2010年耦合协调度是0.119,为最低值,主要原因为2008年拉萨发生“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后西藏旅游增速下降了53.45%,旅游人数急速下降、旅游收入减少。2014—2020年间处于协调发展阶段,耦合协调度在0.591—0.855之间,具体分为两个阶段:2014—2016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2017—2020年处于中级协调阶段。

六、结论

文章在构建西藏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指标基础上,通过公式(1)至(6)计算得出权重值,再由公式(7)和(8)计算得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最后由公式(9)至(11)得到耦合协调度,并通过分析计算结果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一是西藏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在2010—2020年间呈高速上升趋势,尤其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后,西藏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十三五”期间旅游人数超过1.5亿人次,旅游收入达到2125.96亿元,旅游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尽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藏旅游业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20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505.0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66.42亿元。进入“十四五”时期,西藏以“西藏人游西藏”等活动创新旅游内循环发展方式,助推旅游业进一步发展。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西藏应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推进旅游服务标准化进程,提升旅游经济的韧性,确保“十四五”期间旅游经济发展指数继续保持快速上升趋势,进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西藏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在2010—2020年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相对于旅游经济而言,生态环境发展增速缓慢。当前本就十分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在旅游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在西藏旅游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发展的黄金期,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投资力度也要同步加大,充分利用二者耦合关系推动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

三是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系统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的11年里,经历了严重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的由低到高的动态演化过程。耦合协调值由2010年的0.119上升到2020年的0.796,西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的相互影响作用明显增强,但仍然有波动,旅游经济发展明显快于生态环境改善,2018年二者进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后生态环境发展仍然滞后。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要重点考虑高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修复能力,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投资力度,强化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监管,提升高原生态环境的韧性与循环性,进一步破解生态环境对旅游发展的制约困境,推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同步,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谱写美丽中国的西藏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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